今天，乡村一词被赋予了太多内容

　　《中国科学报》：此前的“梁庄”系列是非虚构文体，这次的《神圣家族》则尝试了虚构与非虚构相结合的写作方式。这种创作手法的改变是有意为之吗？

　　梁鸿：不是刻意安排的。对于我来说，写作手法是根据内容需要而自然产生的结果。当年写梁庄也是一样，因为梁庄的故事需要用非虚构文体呈现，才会那样去表达。相比于梁庄，面对吴镇，我更想考察的是生活其中的人，我希望能把个人内部的形态更生动地呈现出来，所以并没有去描述吴镇的实体形态。

　　《神圣家族》中所写的人物是有原型的，但大部分细节和场景是虚构的。书中每一篇故事都是一个独立的篇章，即使人物在各个故事之间有穿插，也是自然的贯穿，呈现出一种散漫的状态，而这种散漫的状态恰恰符合小镇的形态。

　　小镇不是熟人社会，没有像村庄那种非常紧密的亲属关系，也没有家族内部的利益纷争、飞短流长、爱恨情仇。小镇上的每个个体都具有独立性和某种现代性，但他们因为居住了很长时间，又彼此相熟。他们没有构成道德的直接压力，但同时又具有一点点束缚。

　　《中国科学报》：你是作家，也是文学研究者。在你看来，现在乡土文学的发展如何？

　　梁鸿：首先要把关于乡村的文学与乡土文学的概念厘清。乡土文学是要把乡土作为一个本质性的东西来考察，要考察村庄、乡土、传统、农民性格等文化因子在中国社会中的形态。而有些作品中，乡村只是为写作提供了一个背景和环境，这不能称之为乡土文学。

　　我觉得，以后，相对纯粹的乡土文学可能会越来越少。我们现在的乡土社会处于一种涣散、破碎的形态，所以很难再去找到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的完整意义的乡土表达。

　　在当代中国，乡村像碎片一样游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乡村本身也是一种破败的形象，那种完整性早已经没有了。村庄这种形态可能正在遭遇一个最大的挑战，这是现代性的挑战、发展的挑战、高度工业化的挑战。而且，即使村庄的形态还在，但其内部的组织形态和道德的结构方式等发生的变化，也值得我们思考。即使还有一群人住在乡村，但他们和以前所依存、遵循的规则也不一样了。

　　《中国科学报》：那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是不是也正在经历逐渐消失的过程？

　　梁鸿：这个问题太宏大了。只能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混杂的状态，其中含有乡土的成分。比如，一个乡村主要还是以宗族为主要的利益关系，在很多城市，人们的社会关系也还是按照乡村的社会关系来建构起来的，有亲戚朋友，也有人情关系。乡土性渗透在中国社会的丝丝缕缕里面，很难说这是好还是不好。以后如果乡土性消失了，是好是坏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工业文明开始，农业文明衰败，所以现代文明中人们对城市的向往可能是由来已久的。只不过，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社会的高度集约化、对乡村的过分忽略等，使得中国表现得更为突出。

　　《中国科学报》：近几年，“梁庄”系列、《打工女孩》《崖边报告》等非虚构类作品不断出现，人们对于有关乡村的非虚构类作品似乎越来越关注？

　　梁鸿：这可能与人们认识世界方式的变化有关。这个世界在急速变化，我们理解世界的途径也在变化。以前，我们可能会通过小说中虚构的故事来理解远方的存在，但今天没有远方了，全球化和信息化在突飞猛进。那我们要看什么？可能这种非虚构作品中展现的深度真实更吸引人。但这并非意味着虚构类文体就不好，这只是运动变化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本质性的变化。

　　《中国科学报》：作为一个离开了乡村的人，再去回望乡村，还能否保持一种抽离的视角？

　　梁鸿：每一个离开乡村的人重新再去观察村庄，肯定难免都会有一种个人的思绪夹杂其中，要么是桃花源式的，要么是乡愁式的，要么就是觉得无所谓，这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今天，人们在乡村这个词上赋予太多内容了，可你没办法不去赋予这么多思绪。正是因为有这种思绪，我们才有动力去对乡村做细细的观察和客观的思考。这种情绪可能会阻碍你去理解乡村，理解这个社会，但同时它又推动了你去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科学报》 (2016-02-19 第6版 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