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王小妮：诗人更偏重于独立的个体

      诗人档案 王小妮，满族，1955年生于吉林长春。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毕业后做电影文学编辑。1985年定居深圳。她获奖无数，作品除诗歌外，涉及小说、散文、随笔等，诗集《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以及这两年出版的随笔集《上课记》和短篇小说集《1966年》，都在出版当年引起很大的轰动。

　　《看看这世界》书影

　　《1966年》书影

　　王小妮是诗人，早年随朦胧诗潮流崛起，但未被归入经典朦胧诗人之列，她自己也从未融入任何派别、圈子，她说自己是一个爱写字的人，且只写自己认为要写的。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她说自己不热心参加任何诗歌活动，也关注不多。她认为诗是很独立的个体，生长的土壤不存在适合与否的问题，同样，诗人也更偏重于独立的个体。

　　王小妮与海南渊源很深，从2005年至2012年，她在海南大学执教八年，她将8年的观察和体会写成《上课记》系列，真实地记录下发生的事和内心感受，亦对教育体制有所反思和批评，但她不愤青。

　　2014年，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1966年》，用11个小故事勾勒、呈现出文革那个讳莫如深又复杂难言的年代。同年，由她编辑出版的《给孩子们的诗》也受到很高的关注。

　　2015年，她出版了有关旅行的随笔集《看看这世界》，关注了社会众生相及其艰辛生活情状。

　　而今年，她还将有三本诗集和一本诗文集要出版。

　　诗写出来已很好，

　　不一定要印

　　海南周刊：去年您出的随笔集《看看这世界》里，周游了国内十二个省市和九个国家，书里更多是关注边角社会众生的艰辛情状，谈谈您旅行途中所遭遇的美好瞬间？

　　王小妮：书中有很多美好瞬间，比如在德国斯图加特中央火车站，所有人步履匆匆，我带着行李箱，有男士会停下脚步在几米之内注视一下，看我是不是需要他来帮忙，在同一个火车站，这经历我遇到不是一次。

　　海南周刊：在相关国外文字中，常伴有您在国内的记忆，这种对比造成的效果很强烈，似乎您很难抽离出来？

　　王小妮：看别人的时候，很难不联想到自己，可以理解为某种族群观念吧。

　　海南周刊：走过了这么多国家和地区，有没有您特别喜欢并想长住下来的地方？

　　王小妮：我最喜欢的可能是墨尔本的郊区，当然很可能和我在一个非常晴朗的傍晚坐火车经过郊区回墨尔本市区时的感受有关。在喜欢晴朗的傍晚这一点上，一定有普世性吧。

　　海南周刊：您的小说《1966年》里人物都没名字，也几乎没有外貌描写，插画中有的人物甚至连五官都是缺的，为何这样处理？

　　王小妮：希望他们是任何人，是每一个人，因为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尽管可能一个个体他自己没感觉。

　　海南周刊：作为一个诗龄贯穿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近四十年，一直深具影响力的诗人，请以您自己为例，谈谈这几十年来写诗与出版诗歌的情况？

　　王小妮：一直有写诗，不过呆在电脑里和本子上的多，出版少，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大陆只出版过四本诗集。可能出版商对市场没信心，他们不愿意出版诗集。不过，写出来已经很好，不见得一定要印出来。

　　2016年，应该有三本诗集和一本诗文集出版，其中有一本《月光》，只选了关于月光诗。

　　海南周刊：您编辑的《给孩子们的诗》在2014年也受到很高的关注，谈谈当初编辑这本诗的初衷？现在的孩子，很多从两岁起就开始被父母教读唐诗，你对于诗歌教育的看法和体会是什么？它对于改变教育现状或者个人的成长能起到什么作用？

　　王小妮：这本书新近再版了，重新做了封面和插图。

　　是出版社的提议才做了这个诗选，希望选一些孩子和大人都能看的儿童诗。

　　两岁还是读最简单欢快的儿歌好，不期待诗能教育人，顶多是熏陶和启发想象力，能做到这个已经很了不起。

　　海南周刊：如今的自媒体环境对您的写作有无影响？

　　王小妮：没什么影响，我只写我想写的。

　　还留着

　　当年海大学生的花名册

　　海南周刊：您的随笔集《上课记》让很多读者感到震动，后来还写了《上课记II》，这其中有什么力量在驱动？

　　王小妮：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翻篇”，未来是年轻人的，他们除了需要知识，更需要价值观，也许我们能把我们的经历想法讲述给他们，由他们自己去判断、识别、选择。

　　海南周刊：在海南大学当了八年老师，一个完全不同于诗人作家的身份，是否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王小妮：谢谢一千零几个学生，他们的花名册我留着呢，他们给了我机会去倾听和接近。

　　海南周刊：海南最近诗歌活动很多，您认为海南的诗坛现状如何？

　　王小妮：对任何诗歌活动都不热心，也关注不多，没有什么地方更适合诗的生长，反之，也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合，比起其它工作和爱好，诗人更偏重于独立的个体。

　　海南周刊：在您的小说集《1966年》里，我发现插画署名是王小妮本人。那些插画都很不错，您还专门学过画？

　　王小妮：小时候学过画，希望以后还有机会给自己画插图。

　　海南周刊：发现您的作品里很少提及爱情，这在女性诗人或者女性作家中都很罕见，为什么？

　　王小妮：不是吧，专有一首诗就叫《爱情》。

　　没人规定女诗人女作家才是爱情的阐述者，这个题目应该属于每一个人。

　　海南周刊：有好些媒体将您描述为“很难对付”的采访对象，说您不苟言笑，过于平淡，而我与您的接触，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印象却与别人描述的大相径庭。能否谈谈您心目中的自己？

　　王小妮：媒体的话不能真听，往往取之一点，不计其余。

　　映象王小妮

　　一走路，阳光就凑过来照耀

　　很多年前，我就看过一本王小妮的“诗集”《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是从一个好朋友的手抄本上看的，厚厚的一本，她很小就是王小妮的粉丝，因为买不起书，她就把能找到的王小妮的诗都抄录在用过的作业本上，密密匝匝的，像游走的绳结，上面系满色泽鲜丽的琴谱。

　　我还在这本手抄诗集里读过王小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作品《一走路，我就觉得我还算伟大》。当时因为一些生活的小烦恼，我情绪低落，在一个暴雨的早晨，朋友把这首诗指摘出来让我大声诵读：

　　“一走路

　　阳光就凑过来照耀

　　我身上

　　顿然生长出自己的温暖。”

　　王小妮的诗里，也曾有如此明亮活泼的暖，后来许是看穿了生活的荒诞，她的诗开始变得奇崛与险峻不安。

　　有一个冬夜，我和这个女朋友一起窝在被窝里读王小妮的《月光白得很》，读到最后一句“月光来到地板上/我的两只脚已经预先白了。”——我们都哭了，那个“白”字实在太刺目。

　　王小妮的性情我极喜欢，不会打任何牌、不唱卡拉OK，连自行车都不会骑……安静地宅在住居里，写这样冷峻刻骨的文字。在短篇小说集《1966》里，她用一系列个体性的小故事讲述了一个历史重要年份。她自己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心里的感觉是“烽火连天”的。那一年，她只有11岁，那一年的记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直回荡不去，它霸占着她头脑里的某个空间，总在发出响声和气味。可是，她在写《1966》的时候，却能用这样平和的文字。

　　她在海南大学教了八年书，后来写出了《上课记》系列。《上课记》是出版当年的文化事件，有人说，王小妮用完全个人化的视角，直接逼近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我们要培养和提升的，是人的品质，而不是工具的质量。

　　她一直远离群体，无论是知青身份，还是诗歌上的某种流派。她说她只是一个写字的人，不喜欢被过多关注。她对媒体的态度也是疏离的，因此头上就顶了“很难对付的采访对象”。她对于媒体的采访，回答都简短，礼貌节制。但有一个诗人告诉我，他和王小妮曾经一同去参加某个诗歌研讨会。会议结束，王小妮给他递了一张纸，纸上是他的素描画。——她原来有如此活泼的童心。

　　此次的采访，中间衔着她的忙，颇费了一些时间，于是，她在信里说：“抱歉，时间有限，要过年了，孩子们回家，几乎没什么空。”——除了诗人和作家，她还是一个在家庭掌握一日三餐、在市场买芝麻绿豆的女子，一个因为要过年了，忙碌收拾家居，浇花，移栽菜苗，随手翻书，等待儿女归来的家常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