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龙余：梵典华章谱新篇

▲郁龙余。(资料图片)

　　刚刚从新德里世界书展归来的郁龙余教授近日接受了深圳商报记者专访，他高兴地告诉记者，他与刘朝华博士合著的《中国印度文学交流史》、与朱璇博士合著的《季羡林评传》参加书展，前者签了英文版、印地文版的版权转让协议，后者签了英文版、印地文版和泰米尔文版的版权转让协议。

　　郁龙余教授今年70岁，1984年从北京大学调入深圳大学，是深圳大学中文学科的奠基者之一，曾任深圳大学中国文化与传播系主任、文学院首任院长，现任深大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在他看来，70岁正是学术壮年期，他以“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自励。在潜心著述的同时，他不遗余力地为创建深圳大学东方学院而奔走呼吁，他认为这将是深圳和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不亚于60年前季羡林教授在北京大学创办东方语文学系。

　　佛教东传与泰戈尔访华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同为世界四大古文明古国，《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是印度两部史诗，成诗时间很早，但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对于佛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至今知道这两部史诗的中国人估计也不会很多。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郁龙余：在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史上，存在两大不平衡：第一，中国接受印度影响多，印度接受中国影响少，出现了“中国译印度经典一屋子，印度译中国经典不满一盒子的情况”；第二，中印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印度的主流文化、主流文学却极少传到中国来。所以，《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并没有在中国流传。其中原因众多复杂，但主要是宗教的排他性使然。

　　两大史诗属于印度教系统，是印度主流文化的重要内容，佛教徒视之为外道，对其讳莫如深。但佛经中“杂宝藏经”里的《十奢王缘》和“六度集经”里的《国王本生》，一讲国王的太子罗摩流放期满归位，一讲国王失妻得妻，合起来就是《罗摩衍那》的故事梗概。这两则故事虽然经过佛教徒的改造，但在大史诗的研究中有很高地位，是《罗摩衍那》在国外的最早译介，引起了各国学者的重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印度文化第二次成席卷之势影响中国可能就是诗人泰戈尔了。泰戈尔曾三度访华，均引起轰动。他在中国如此受欢迎，是因为诺贝尔奖的效应，还是他的诗作正好符合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或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郁龙余：你说得很对。印度文化第一次对中国的大规模影响，是佛经翻译带来的；第二次则是由泰戈尔热带来的。泰戈尔在上世纪20年代曾三次访华，以1924年的第一次影响最大。他在中国如此受欢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作品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需求；二是他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诗人。这二者中，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20世纪初，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力还不大，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中。自泰戈尔开始，诺贝尔文学奖才从真正意义上走向了世界。

　　我在《泰戈尔作品鉴赏辞典》的代序《泰戈尔和中国读者心连心》中，认为中国人喜爱泰戈尔有十大理由。实际上，可能还有更多理由，但抓住了他的诗美就抓住了根本。

　　2013年，深圳大学与北京大学、杭州佛学院等联合举办“泰戈尔在我心中”有奖征文比赛，并将优胜作品结集成《泰戈尔落在中国的心》出版。次年又举办第二次征文比赛，应征作品是第一次的近六倍。我把这一情况告诉印度朋友，他们大为惊喜，半认真半幽默地说：你们对泰戈尔的热爱不亚于甚至超过了我们。我笑道：泰戈尔和释迦牟尼一样，印度是他永远的故乡。印度送给中国三尊泰戈尔铜像：2000年北京大学一尊，2010年上海市一尊，2015年深圳大学一尊。深圳大学专门为此举办泰戈尔铜像摄影大赛，并出版摄影作品集。泰戈尔在中国的影响，不但是巨大的，而且是持久的。

　　印度学与印度研究中心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本人及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近年来致力于中印文化研究与交流，成果丰硕。在刚刚闭幕的印度世界书展上，有大量中国图书参展，可谓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请简单介绍一下参展情况。

　　郁龙余：今年1月9日至17日，印度新德里举办世界书展，中国是主宾国，中国展馆琳琅满目，其中“中印互译成果图书”特别引人注目，而且收获喜人。外文出版社的印地文版《大唐西域记》，在深圳大学和杭州佛学院的支持下于2015年重版，此次与一家印度出版社签订了版权转让协议。我和深大印度研究中心蔡枫、朱璇、黄蓉合著的《印度文化论》，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一家印度出版社签了英文版版权转让协议。

　　山东教育出版社也有喜人收获。我和刘朝华博士合著的《中国印度文学交流史》，以及我和朱璇博士合著的《季羡林评传》，不但签了英文版转让协议，而且还签了印地文版的转让协议。一家著名的泰米尔文出版社主动找上门来，签了《季羡林评传》泰米尔文版的版权转让协议。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据深大印度研究中心的资料介绍，季羡林先生于2005年被聘为中心顾问。当年季先生已经94岁高龄，他对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的创办和学术研究有没有直接影响？

　　郁龙余：2005年7月，深圳大学正式发文成立印度研究中心，并由校长章必功签署聘书，聘请季羡林出任中心顾问。当我将聘书送到他手上时，他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季羡林先生是一个不图虚名的人。他担任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顾问之后，对我们的工作加大了支持力度。2005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20周年，我请季先生题词，他所写的祝辞是：“承接古今，汇通中外”。我主笔的《中国印度诗学比较》一书出版，他为此书题写了书名。我主编了一套六卷本《泰戈尔诗歌精选》，也是他题写的书名。2008年，深圳大学成立“谭云山中印友谊馆”，季先生欣然题写馆名。

　　2006年是中印友好年，深圳大学举办印度节以示祝贺。9月21日，季先生发来意义深远的贺辞：“在过去几千年中，中国翻译了大量的佛教典籍，中华文化之所以能久盛不衰，与吸收佛教文化的精华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高僧翻译之功甚勤而研究则没能跟上，现在，虽已时过境迁，但研究仍有其重要性。祝深圳大学佛教学研究不断取得胜利。”在季先生祝辞的鼓励下，深圳大学的佛教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并获赠两套佛经——“乾隆藏”和“大正藏”。

　　呼吁成立“东方学院”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呼吁成立深圳大学东方学院。如果这个学院能够成立，应该也是基于印度研究中心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现有基础，提出这一设想，主要是考虑扩展您自己的研究领域，还是关心深圳大学及深圳学术研究的未来？

　　郁龙余：最近我上书深圳大学领导和市领导，呼吁成立深圳大学东方学院，主要是出于以下两大原因：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圳和国家面临重大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二、2015年11月，国务院颁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体方案》，给了深圳大学一次难得的“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机会。国家鼓励和支持高校差异化发展，突出“扶优扶强扶特”，深圳大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但由于各种原因，尚不能尽如人意，与深圳的地位不甚匹配。在这关键时刻，应痛下决心，狠下实招。所以，我提出了成立深圳大学东方学院的呼吁。

　　现在，我们提出“大深圳”的概念，要发展“大文化”、“大教育”。我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工作19年，对如何办好东方学院，有思想基础，也有资源、人脉优势。当然，我们在特区办学，应该走新路，走内涵发展之路，基础与应用结合之路，这样，才能在三五年之内将深圳大学东方学院建成中国一流、世界著名的智库型学院。

　　我是1984年来深圳大学的，属于深大的奠基者之列。一所大学有没有前途，要看它的基础，看它的奠基者做了什么。我深爱深圳这片土地，深爱深圳大学这所年轻、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大学。所以在我的视野与能力之内，提出创办东方学院。自从印度提出“向东看”，南亚、西亚以至北非国家也都跟着“向东看”。向东看什么？就是看中国。在深圳大学成立东方学院，不但有地缘优势，而且有利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展示深圳优势，大大增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