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明：我试图写出“妙从衷来，滋味怡然”

《陈万水名单》，陈继明著，阳光出版社出版，29.80元

《和尚》，陈继明著，重庆出版社出版，29.80元

　　我的小说里如果有诗意、温情和浪漫，可能与我的文学导师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海明威、福克纳、赫拉巴尔、库切等作家有关，我总是试图写出“妙从衷来，滋味怡然”的语言。

　　十年前采访陈继明时，他是“宁夏三棵树”之一，是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十年之后再访，自称为“边缘人”的陈继明已经喜欢上了在珠海并无优越感的状态。

　　他说，这可能正是一个作家应该有的生活。你周围的人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好像压根没有写作这回事。但是，“有一个傻瓜在写作，”陈继明说，这是求之不得的。

　　“三棵树”之一的陈继明“移植”到珠海后，他的写作和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陈继明说，十年，对他来说是极大考验。他曾经有过放弃写作的念头，但是好在都挺过来了。在珠海的十年，重塑了他的精神世界，让他变得更加坚强，也让他和写作的关系更加本真。

　　读书报：能谈谈“三棵树”的来历么？

　　陈继明：写作让我没去经商、没去做官，写作始终把我摁在书桌旁，这其实是一件相当惊险的事情，貌似自然，其 实惊险，所以我要衷心地感谢写作，尤其是在宁夏的写作。在宁夏，和石舒清、金殴三人赢得了“宁夏三棵树”的美誉。这个名称是敬泽先生发明的，他先有一篇文

　　章发表在《文艺报》上，叫《两棵树，在远方》，是谈我和石舒清的，后来加上金殴，就成了“三棵树”。非常感谢李敬泽，他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我们，随后又热 情洋溢地写文章推介我们，还起了“三棵树”这么好的一个名字。

　　读书报：2006年您从宁夏到了珠海，若以此为分界线，到珠海之后的写作风格是否发生了变化？

　　陈继明：空间会带来变化，时间也会带来变化。作家自己在成长，文字也会跟着成长。另外，我本人也需要变化， 如果我必需始终写“邮票大的地方”，我就不写作。我对成为什么样的作家没有预期。另外，人们之所以认为我现在的写作和过去不同，是因为，我过去的写作只被

　　外界看到了狭窄的一部分。“三棵树”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描述。我们的写作，在相当程度上，被描述了。外界会故意忽略另外的一些作品。其实，从一开始我的

　　写作就有相当的个人性，个人主义的兴起是现代小说兴起的主要原因，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我就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并以此为最根本的写作信念。在写作中，任何

　　大于个人的东西，我都警惕。时代，乡土，先锋，在写作中，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大于个人。我反感明显的外在的先锋模样。我不喜欢《尤里西斯》和《变形记》。卡

　　夫卡的小说，我更喜欢《乡间的婚礼筹备》《在流放地》这样的篇什，这类小说的基本特点是，外表平和，气质先锋，人物不失真，人物是叙事的旨归。这也是我的 写作理想，只可惜我做得没那么好。

　　读书报：您的语言很有诗意，是否之前写过诗歌？如果有过这方面的训练，为何由诗歌转向小说？

　　陈继明：上大学的时候，满校园都是诗人，我也是其中一员，曾经创办过油印诗刊，后来被强迫停刊，有半夜转移 油印机的经历。大学毕业后，因为相信自己缺乏写诗的才华，转向写小说。写小说的过程中，其实才渐渐懂得了诗。诗，是更内在的一种品质。真正的诗是看不见 的。写小说，其实也在写诗。只不过，那是一种更加隐蔽和曲折，无法目睹的过程。小说在文体上距离诗越远越好，但在内里，可能殊途同归。现在我偶尔也会写写 诗，但很少发表，计划一辈子出一本诗集的，不知能不能做到。

　　读书报：2011年，中篇小说《北京和尚》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多家选刊转载，引起了很大反响。这部作品重提信仰的力量，也能看出您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愿意谈谈这一中篇小说的创作背景吗？它在您的写作中是否有格外的意义？

　　陈继明：《北京和尚》，可能是我走向中年写作的一个标志。中年写作，非分之想少了，写作气质可能更沉静，更 宽阔，更持久。这种气质，应该会转化为文字的气质。《北京和尚》其实在写一个和尚的不安。没信仰怎么都可以，一旦有了信仰，则可能事事难安。这个和尚的出

　　和入，在佛门内外的再三摇摆，有史无前例的时代意义。而和尚的身份，以及涉及佛教的内容，都出自“写实的需要”。我对佛教一知半解，这个小说发表后，很多 佛学界的朋友找我谈佛学，我总是赶紧申明，我不懂佛学，真的不懂。

　　读书报：我也喜欢《芳邻》中的灰宝、《圣地》中的小羽等作品中的人物，他们离我不远，那么亲近、真实，似乎触手可及。作品很短，却一波三折，尤其《圣地》悬念丛生。您的素材来自哪里？在写作之前，已经设置好故事的脉络和走向？还是顺其自然？

　　陈继明：灰宝是一个真人，名字都没变，几乎没有虚构。这个时代，真有这样一个人，拒绝成为富人，旁观人们的 忙碌，他还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他真的在阅读《论语》和《本草纲目》。现实中的他，甚至被人们看作神经病，曾两次被派出所抓走。但是，在我的小说里，人

　　们对他有适度的理解和礼遇。《圣地》中的小羽，虚构的成分较多，但我在大学任教，熟悉小羽这样的人物。写这个小说前，我专程去武汉做过调查。《圣地》这篇 小说，设置了逐渐解开悬念的结构，是一次向通俗小说学习的尝试。

　　读书报：从1982年开始写作，三十多年来，您的长篇并不算多。当然长篇并不是评价作家创作成就的主要标准。我想知道的是，在很多作家急于用长篇证明自己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陈继明：实际上我已经有三部长篇了，只是都没写好，主要是没下够功夫。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是《一人一个天 堂》，讲了“文革”时期发生在某麻风院里的一个故事。这部小说一直有一些民间声誉，花城出版社每年都能卖掉许多书，不少大学的课堂上研讨过这部作品，美国 科罗拉多大学几年前把它列入了翻译出版计划。近期没有写长篇小说的打算。门罗获诺贝尔奖之后，必需写长篇的焦虑的确少了很多。

　　读书报：很喜欢您的作品中景物的铺陈以及心理描写。能谈谈您对于写作技巧的理解吗？您的文学创作，受哪些人影响较多？

　　陈继明：我倒是向来偏爱心理学，我认为，好小说必需有足够的心理学含量，写动作的时候，找不到心理学依据， 我就会停下来不写。雷达老师曾说我的小说是“心理现实主义”，我喜欢这个说法。我的文学导师是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海明威、福克纳、赫拉巴尔、库切等作 家。这些作家没有明显的先锋姿态，不装模作样，也不守旧，不陈腐，语气肯切、平和、谦逊，妙从衷来，滋味怡然，我非常愿意成为他们那样的作家。

　　读书报：您的小说中，尤其是散文，除了诗意、浪漫还有温情。愿意分别谈谈不同文体的创作，于您来说各自意味着什么？

　　陈继明：我出版过一本长篇散文《陈庄的火与土》，除此之外，很少写散文。最好的散文令我敬畏，令我缩手缩 脚。常见的散文多显做作，令我反感，因噎废食，也便不写。我的小说里如果有诗意、温情和浪漫，可能与刚提到的几位导师有关，我总是试图写出“妙从衷来，滋 味怡然”的语言。我曾有计划，一辈子出一本诗集，两本散文集，三本小说集，现在，小说集已经超过三本了，散文集和诗集距离目标还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