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写作和生活最好彼此浸润

　　深圳作家蔡东最新小说集《我想要的一天》出版，接受本报专访

　　写作和生活最好彼此浸润

《我想要的一天》 蔡东 著花城出版社2015年8月定价：28.00元

　　“我写作的隐秘动力，来自于灵魂深处的矛盾。”最近，深圳作家蔡东的新小说集《我想要的一天》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入蔡东近年间创作的六部中短篇小说，集中展现其个人风格和创作品质。文学评论家申霞艳评价蔡东的“写作是逆向的，是对时代成功学的拒斥，她力求在城市的繁华、喧闹中确定雅、闲和静在人生中的价值”。围绕该书及其创作经验，蔡东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据了解，作为当下优秀的80后小说家，蔡东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木兰辞》《我想要的一天》《月圆之夜》，出版文学理论专著《深圳文学：生长与展望》。

　　“怎样活”是小说核心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我想要的一天”，这是一句非常诗意的话，甚至有点像海子喊出“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所以这句话又是失意的。在城市生活的巨大笼子里，“我”的自由诉求显得既渺小又虚妄。那么，想要的“这一天”是否永远无法等到？

　　蔡东：小说里虚构的人物春莉拥有了她想要的一天；就现实生活来说，保护自我永远都不是一件容易事，但生命一旦觉知，什么都有可能，对此我不是悲观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像在读《往生》时，我头脑里同时蹦出的是一部香港电影《女人四十》，但小说里康莲的结局显然跟电影女主角的结局不同，还是逃脱不了生活的煎熬。

　　蔡东：第一稿的结局是康莲往生，一了百了，修订时觉得这样处理简单了，生活的复杂性反而没了，也无余味，修订稿决定让康莲继续活着。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家国动荡的大时代中，人们通常只剩下“活着”的思考。但在和平年代里，“怎样活”就是最大的问题。读您的小说，我并不太关心结果，我比较注重对“怎样活”的思考发生过程。

　　蔡东：其实也不是我决定的，生活大抵如此吧。说到“怎样活”，这确实是我在小说里关注的核心问题。我希望在小说里看到异质性和多样性，在成功的定义如此粗鄙狭隘的今天，希望那些未必“成功”的生命也能保住一个幽僻的角落，充满兴味地开始每一天的生活。现在人们大都活得太主流了。主流也没什么，但至少要留一点空间给愿意走僻静之路的人。

　　喜欢有力量感的小说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这十多年来，我们看到一些女性作家在创作中很有意识地彰显女性独立自审意识，彰显女性本能欲望，但有时是把男性作为一个出气取笑对象。而您的小说同样关乎女性，却对男性同样给予了一定的悲悯。可以谈谈原因吗？

　　蔡东：可以说我写的那些男性，陈江流，童家羽，林君，张亭轩，他们的性情、人生选择恰恰是我所追慕的，他们身上散发着不庸俗的气息，有超越性，有精神气象。当面对具体的人的时候，女性主义往往失之偏颇。我感受到的是，男人女人都在受着各自的苦，所以广外的申霞艳老师用四个字评价我的小说，“不忍之心”，我想原因就在于这个“不忍之心”吧。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出于女性视角，一些女性作家对城市生活的细剖喜欢朝向“液态写作”、“水上书写”，但您的写作感觉如同女主角一样，都有一种坚强。您的书写是否有“发为金石之声”的企图？

　　蔡东：或者说韧力。这的确是我的偏好，喜欢有力量感的小说。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您眼中，哪些作品属于“有力量感的小说”？

　　蔡东：帕斯捷尔纳克、雨果、托尔斯泰，他们的小说，不是轻轻巧巧的，沉实，开阔，带给我的是持久的震撼，那种阅读体验太刻骨了。他们很老派，不偷懒，一字一句地写，沉得住气。小说有很多种经济的写法，太滑太顺手了，肯定有问题。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像您这一代80后小说家，有时常听到对你们作品的批评正是“不够厚重”，亦即作品缺乏某种历史时代的“大叙事”的贯穿，对此您怎么看？

　　蔡东：这方面大家可能各有各的理解。“大叙事”不一定是指外在的历史节点或事件，或人为地拉长叙述的时间跨度，营造所谓“史诗感”。卡夫卡笔下的人变成虫子， K怎样都进不了城堡，这就是关于时代和人的“大叙事”，他不是一味追求宏大的，恰恰他的口子开得特别小。《红楼梦》写家常生活，甚至它主动避嫌，“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但《红楼梦》的永恒和深邃却远超标榜大历史的作品。说到自己的创作，我确实没有这个情结。

　　关于深圳生活的发现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所以，一针一线绣好“城市小说诗学”，就是您的创作追求？

　　蔡东：我对深圳的理解和书写，没有达到邓一光的高度，也没有那种幽深感。“城市文学”要让读者看到，城市的特质体现在哪里，人在城市是怎样的生命存在。城市表象的大同小异容易对写作构成一种限制，而对邓一光这种灵敏、有提取能力的作家来说，则到处是写作的火花。我的一部分小说像《出入》《净尘山》《无岸》《福地》，是关于深圳生活的发现，还有的时候，则纯粹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不过人置身于城市中，也会受到特别的触发和冲击，容易有变异的东西出来。之所以写《福地》，是想到有一天死后埋在了深圳，想想就觉得害怕，回去呢，回去也一样害怕。就是浮游状态，不管你身处哪里都是被悬置的感觉，这不是无病呻吟，不是矫情的修辞，是很真切的体验。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祖籍山东，硕士毕业后来到深圳。刚才也说到小说中有关于深圳生活的发现，但我感觉您的“深圳”只是一种有关城市生活图景的修辞，并没有太多特殊情感。不知我的理解对吗？深圳是您创作的精神家园吗？

　　蔡东：是的，我身边的同事朋友，在深圳稳定生活多年的人，还都觉得自己老了不会留在这里，过境，多漫长的过境。可能再下一代人，孩子的感觉会跟我们不同。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那么，在深圳生活久了，会不会也给您带来某种生活惯性？这种惯性会否影响到您在写作上寻求多种可能性呢？

　　蔡东：写作或多或少都有惯性，惯性让自己舒服呀，所以还是要有意识地去抵抗才行，这个自觉要有。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读者往往都非常好奇，“日常生活里的蔡东”和“小说家蔡东”是一样的吗？

　　蔡东：有分裂也有融合。生活里我向往闲散，写作时是个苦吟派。我也比较警惕，别将写作和生活完全割裂。有文学需求的人，其写作和生活最好是彼此浸润的。我在创作谈里描述过一种理想的状态，写作来到生活中时，宛若液体渗入液体，宛如浓墨徐徐滴入水中，它们具有不同的色彩和密度，缓慢地洇了开来，试探着容纳了对方，终至浑然一色，无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