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光虽弱，却不会熄灭——访《民治·新城市文学精选集》主编裴亚红

　　◀杨争光《公羊串门》手稿发表在《民治·新城市文学》杂志上。(资料图片)

　　◀《民治·新城市文学精选集》(全四册)裴亚红 主编 花城出版社 2015年12月

　　裴亚红主编的《民治·新城市文学》在深圳众多文学期刊中出类拔萃，备受瞩目，近日出版的四卷本《民治·新城市文学精选集》出版后，更是受到文学界和广大热心读者的高度赞誉。近日，裴亚红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她说这部精选集凝聚了她数十年的文学理想，代表着她和这本杂志对文学的守望与初心。

　　发出时代文学的召唤

　　2009年上半年，裴亚红受命筹备一本纯文学杂志，而杂志是由民治街道办主办的。她记得当时曾拟了三个名字：一是以杂志所在办事处的古名为之《望天湖》，表明对于历史的追寻和延续，也与相邻的大浪办事处的文学杂志《羊台山》看齐，当时民治与大浪都属于宝安区管辖，这样的命名便于展示文学成果；二是《新城市文学》；三就是现在的名字——《民治·新城市文学》。

　　当她带着这三个名字向当时办事处李勇书记汇报时，李勇一锤定音：就叫《民治·新城市文学》。李勇在发刊词里写道：“民治，深圳中轴的核心，与繁华的城市中心区近在咫尺。辖区居民大部分是工作在特区内外的固定人群，深圳已经成了他们实际意义上的家园。而且，目前深圳客运北站等一批大型市政工程正在民治夜以继日地建设，数以十万计的人口还将入驻民治，我们甚至能闻听到她拔节的声音，感受她生长的力量和欢愉。从这个角度说，年轻的民治就是这座新城市的缩影。因此，我们有必要再来一次有意识的精神扫描，更加关注深圳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注重提升生活在这里的人对这座城市的认同度和归宿感，挖掘和彰显新城市的人文价值。我们企望通过文学这扇窗口，欣赏新城市不断变幻的风景，探寻新城市人的心灵轨迹，宣扬新城市的文化主张，为构建深圳人的家园意识和人文精神尽绵薄之力。”

　　裴亚红说，当初对这个刊物的命名，即包含了他们对于未来深圳文学的基本判断和希望，刊物出版了，她又在每期的封底印上“新城市，新梦想，新文学”几个大字，希望借此发出一种新的文学召唤，并接续曾经名震遐迩而正在沉寂下来的“打工文学”。

　　同时，这本刊物也寄予了他们的文学理想。街道办书记李勇在确定刊名之后对裴亚红说：“要以高标准、高质量来办这本刊物，对于关系稿要坚决顶住，你顶不住的，我替你顶。”领导的支持也给了她很大信心，她把这个要求当成了杂志的挡箭牌，几年来，婉拒了许多稿件。裴亚红说：“对此，我虽然一直心存抱歉，但我想以此刊物做个试验，看看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守护住文学的理想和初心。”

　　新城市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裴亚红认为，新城市文学有别于我们熟悉的乡土文学，也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文学。2010年，《民治·新城市文学》创刊一周年之际，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会上，各方来宾围绕“新城市文学”的提法和定位，它与现实的对应关系以及和深圳先后提出的“打工文学”“新都市文学”以及“移民文学”的关系和异同进行了专业研讨。尹昌龙、胡洪侠、凌春杰等专家与作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为新城市文学定位与把脉。此后，该杂志将“新城市文学论坛”作为专栏固定下来，除每期刊发稿件外，还举办了多次“新城市文学论坛”线下研讨。

　　2013年8月7日，著名评论家孟繁华、著名作家邓一光、南翔以及广州、深圳的作家、评论家应邀莅临民治，以“新文明的崛起与城市文学：从深圳文学看城市文学新的特征”为题，再次对“新城市文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挖掘和梳理。为了推动新城市文学的文本积累，同年该杂志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征文，将秋季号做成“新城市文学专辑”特大号。特大号刊物出后，受到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热烈欢迎，也吸引了众多评论家的极大关注。该专辑所刊作品其后大都在国内一线文学刊物上发表，杂志并有多篇作品被专文评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而这部四卷本的文学精选集，完全可以视为在新城市文学理论指导下的文学实践的结晶。

　　裴亚红说，这本刊物从创办之初就怀抱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她也坦承，在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杂志也与文学经历着共同的日渐落寞的命运，刊物发展中也遇到了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特别是因为制定了较为严格的文学标准，所以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心力和毅力。

　　有努力就会有回报，《民治·新城市文学》的举动，得到了许多文学同道的关注和认同。裴亚红说，她还记得与邓一光老师的一次电话长谈，他谈到了文学的困境，但对这本刊物给予极高评价和期望。裴亚红因此坚信，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文学之光再微弱，也是不会熄灭的。她甚至认为，在这个物质至上的年代，文学的作用还远远没有被发掘出来，文学之光最终会透过表面世界的肤浅进入人的内心，并成为人之为人的重要标识之一。

　　七年间积累的文学财富

　　2015年，在《民治·新城市文学》创刊7年之后，裴亚红开始筹划编辑《民治·新城市文学精选集》，她计划从每个年度发表的作品里，精选优秀作品结集出版，为这本刊物留一个长远的纪念，同时也是为深圳文学的不断前进和发展背书。这一计划当然也有感恩与回报的意思，她说：“七年的时间，让我们交下了许多的作家朋友，积累了丰厚的文学财富，更与众多读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家的支持和推动、鼓励让我们在一条崎岖的小路上坚持到了现在。”

　　《民治·新城市文学》虽然是季刊，但它要面对深圳乃至全国各地的作者，有约稿，也有自然来稿，裴亚红在日常编辑工作中，要阅读数倍乃至数十倍于杂志内容的稿件。要选编精品集，面对曾经逐字逐句编辑过的文字，她的内心再次起了波澜。因为杂志上每一行、每一段文字都是她念念不忘的，都是她爱过、在心里有过回响的。但精选集容量毕竟有限，因此选择的过程对她也是不舍的过程。有许多非常好的作品，掂量、斟酌、商讨再三，不得不放弃。为了弥补心中的不舍和遗憾，她只好把每一期杂志的目录复制至精选集中，以便让读者看到曾经发表过的作品，也了解没有办法呈现的佳作。

　　裴亚红说，这本刊物出生在被人称为“文化沙漠”的深圳，这其实也表明了深圳文化的一个态度：尽管没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但深圳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和胸怀。这个城市在文学上，正像它在其他方面一样，所表现出来的大气、开放、敏锐和活力令人敬服。正是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深圳可能是拥有全国文学内刊最多的城市，社会各界对文学的需求及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是有目共睹的。深圳的文学活动多，文化人可能也最活跃，由此催生并保证了深圳文化的持续发展。

　　《民治·新城市文学》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诞生与成长，离不开各级各届领导台前幕后的大力支持，离不开作家朋友们的相知相助，更离不开无数读者的加油鼓劲。因此，她要感谢所有支持这本刊物的人。

　　裴亚红说：“在‘新’的城市化的过程中，在人类正经历的千古未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大变局中，人的命运、人的处境正面临着严峻考验。如何提取和呈现，是摆在所有作家面前的大课题，也是一个个的文学刊物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愿这本刊物和精选集是一颗小石子，为文学的发展铺路和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