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军：公知写作 血性担当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1月08日17:44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 刘斌

　　【采访手记】方正的国字脸，硕大的鼻子，一副近视镜，镜片后面眯缝着一双温和的笑眼，深邃的瞳孔放射着炙热灼人的睿光，那犀利的目光像一排观察瞬时万变的灵敏天网雷达，将稍纵即逝的人间丑陋的蛛丝马迹死死锁定，穷追不舍，直至真相大白。这是朱晓军给我留下初次见面的第一印象。

　　七月流火之时，朱晓军夫妇北上来京，炳银老师给他们接风，我与他相见相识。一袭清风，一表儒雅，那张笑脸，那双眯缝的笑眼就是一张靓丽的名片。

　　那段时期，朱晓军的作品我已经开始研读了，《天使在作战》、《大荒羁旅-留在北大荒的知青》、《乌坎事件调查》、《让百姓做主》、《高官的良心》、《天地良心》、《忠诚是天》等阅后，给我留下了一长串的深深思考。

　　他是一个理工男，一位教授，生活在杭州的西子湖畔，从他家到曲院风荷仅4公里；妻子梁春芳也是教授，获得过中国图书奖，担任过高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女儿也很优秀，在美国读博士，获得过美国风味化学学会的奖学金，2015年，全美颁给一个学生，给了她这位中国留学生。他多幸福啊！完全可以靠烂熟于心的学识，过着养尊处优的闲适日子，春天到太子湾赏花，苏堤看柳，夏天可赴花港观鱼，金山揽月，秋天可去龙井品茗，植物园赏桂，冬季可登六和望远，保叔踏雪，多悠悠雅致，为何偏偏迷入“歧途”踏入报告文学又险又涩，又没银两金币的苦径之途？

　　接风宴上，烤鸭弥漫着皇城佳品的美味浓香，燕京啤酒四溢着特殊的可口清凉，文友们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漫谈神侃，独我有心腹事：机不可失，采访为大。于是乎，不错时机的向朱晓军发问，抓住“由头”引他诉说。

　　一时间，满座皆静，听他娓娓道来。北国刚烈血性的熏陶，加上江南水气氤氲的滋润，朱晓军以他特有的柔中带刚轻声喃语，如潺潺溪流，耐人寻思，一席心底话，让我茅塞顿开，疑惑大解。

　　当下为文者，有责任使然的，有血性担当的，有使命在肩的，也有逐利追名的，还有兴趣爱好的，据本人调查，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约有2000万人在写作，200万人为网络撰文，20万人以网文为生，还有2万人写报告文学，2000人是中坚骨干，200人小有名气，20人组成第一方阵，其中有多少人能像朱晓军那样，舍去安闲优雅的生活而面对社会不平，担起社会责任，以报告文学为器，在维护法制建设、公平正义，推进民主进程的前沿中，像一名无畏的战士冲锋陷阵呢？

　　与朱晓军的一席交谈，让我知晓了一个真正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胸襟、气度和格局，知晓了什么是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什么是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那些有影响力的有穿透力的报告文学作品是怎样产生的？

　　报告文学写作是公知写作，此观点即是。公共知识分子有着浓厚的专业基础和知识系统结构，他们对社会、对人生有独立思考，独立见解和自由思想，最可贵的是，他们有鲜明的爱憎情感和严肃的批评精神，具有强烈的立场表达意识，报告文学作家应首先必备这个品质，朱晓军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而那些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其言论则是对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的损坏。

　　朱晓军为写《乌坎事件调查》，先后采访3年，数下乌坎，他不是在用生命写作，而是在玩命写作。采访中冒着多重的风险和危险，深入事件前沿，调查了解掌握第一手素材，勇敢无畏地揭示真相。

　　写作时，他每天凌晨4时即起，在阴冷潮湿的天目山奋笔疾书，没有海一般的胸襟，山一般的意志，没有捍卫社会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是很难继续下去的。

　　我再度端详他那双充满丰富情感的眯缝着的笑眼，透过眸子我清晰地发现他的眼睛布满血丝，这是否劳累过度引起的眼底渗血？果不出所料，梁春芳教授揭开了谜底，由于长期伏案劳作，每天在电脑上工作十几个小时，朱晓军不仅患有白内障，而且患有高血压和轻度脑梗。这是一个用生命来写作的作家，一个可敬的报告文学作家！

　　一个多小时的“餐桌采访”，朱晓军给我留下可敬的深刻印象。约定金秋十月，我赴杭州对他进行深度采访。可惜，北京事务缠身，我未能成行，得知他的学生张振华应邀携新作《挺进非洲》去杭州几所高校讲座，请捎去采访提纲，过后与朱教授电话沟通，遂成这篇访谈。

　　刘斌：朱晓军教授，据我的学习研究，知道您从事报告文学写作已经有30年的历史，您从理工科跨界到报告文学写作，并成为优秀作家，颇具影响的作品频频面世，成就显著，您能不能谈下您的第一篇报告文学的创作情况。

　　朱晓军：好。我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我从小喜欢文学，高中时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当地广播电台播讲了。我最大的渴望是上大学，读中文系，然后当记者或作家。高考时，父亲不同意我学文科，希望我读工科，最好是学机械。父亲搞了一辈子建筑机械管理。1978年，我考入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现已归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是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我在读大一。班级只有一份《中国青年报》，37个同学抢着看。我一下就喜欢上报告文学。

　　第一次写报告文学是在1984年，我29岁，人生出现拐点——彻底放弃苦读4年的专业，调到一家期刊社当编辑。为什么说彻底放弃？在此之前我已经偏离自己专业，我毕业后被分到哈尔滨工程机械制造厂，先在总装车间当一年技术员，然后调到轮胎起重机研究所做助理工程师。可是，我在研究所没干几天就被借调到黑龙江省建委，先在人事教育处，后是调研室，给一把手当秘书。我有两个苦恼，一是没住房，我是工作后恢复高考上的大学，毕业时27岁，28岁结婚，我和妻子分别住在自己单位的单身宿舍，“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可是没有，那时还没有商品房，住房靠单位分配。第二个苦恼是省建委超编，一时半会儿调不进去。调研室主任说，这你担什么心，你是一把手的秘书，只要有退休的就会把你调进来。我怕三五年调不进来，专业又丢了，回研究所捡不起来。

　　这时，有一本杂志改刊，希望我过去当编辑，可以发个记者证。这个记者证燃起我过去的梦，立马办手续。建委正在开全省工作会议，副省长的讲话稿和建委一把手的开幕词都是我写的。会议结束后，我告诉一把手，我调到杂志社去了，他说，你不要走，先把你的关系落到省建筑设计院，有编制就把你调进来。明年给你解决住房，两屋一厨，给你提升调研室副主任，我还是离开了。

　　报告文学对我来说，犹如青春萌动时暗恋的女孩，见到报告文学作品就会买，有空就读徐迟、理由、苏晓康。进杂志社后，我就采写了第一篇报告文学《汗血凝华》，发在那本杂志的创刊号上。写的是画家鞠北硕，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他不仅顽强地活下，而且还坚持创作，很励志。

　　后来，报刊出现一种新文体——特稿，也称为纪实，或大特写，在我所编的期刊最早发短篇报告文学，后来改发特稿，我也就随之改写特稿。

　　刘斌：您是学理工科的，您的作品却直面现实，旗帜鲜明，路见不平，仗义直言，请谈谈您的成名作《天使在作战》这部作品直指医疗领域的腐败黑幕，所揭示的真相触目惊心，引起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对推进医疗体制的改革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从而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您能不能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情况和感悟。

　　朱晓军：似乎我每次人生的拐点后都与报告文学有关系。我是在第二个拐点后开始投入报告文学创作的。2003年，女儿被保送到浙江大学，我到杭州“陪读”，被浙江理工大学引进，成为写作学和编辑学教师。写作的时钟停摆了，我每天忙着备课、讲课和申报课题。两年后，我开设了纪实特稿采访与写作。

　　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关注力和兴趣已不像过去那样“一条大河波浪宽”，不论波浪多么宽都不会流到大河之外，而现在像千条江河，汹涌澎湃，各有各的佛罗伦萨。读高中时，听说郊区中学的教师在报纸发表几篇作品，我骑几十公里的单车跑去讨教，现在的学生即使你耳提面命，听者几稀？为调动学生的写作兴趣，我不得不带他们找线索，确定选题，采访写作。我说，现在是信息时代，也是写作时代，信息离不开写作，写作好的肯定有饭吃。学生不相信，我说，那我就打个样给你们看看。2006年，我又捡起了特稿写作，在家庭杂志发十来篇特稿，其中三篇头题，稿费收入十多万元，还获得家庭杂志奖励的一辆车。

　　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就是在这年创作。新世纪后，医疗腐败越来越严重了，越来越难以遏止了，相当一部分“白衣天使”堕落成“吃人”的“白医魔鬼”，病人愤愤地说：“十个劫道的，不如一个卖药的。”哈尔滨出现“天价医药费”，沈阳出现“敲骨吸髓”等让人惊恐不安的事件。看病贵，看病难成为三大社会问题之一，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说，他最为痛心的是“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医生怎能欺骗和敲诈病人？我的母亲是医生，我的伯伯和姑姑是医生，我姨也是医生。我的母亲是妇产科医生，出诊时总是和颜悦色，百问不烦，病人都说，“罗大夫人好，态度好。”记得7岁那年的数九寒冬，我和5岁的弟弟趁妈妈午休回家的功夫跑到离家两三里的嫩江去玩。我第一次见到冰窟窿很好奇，跳了下去，没想到水漫上来，棉裤浸透了，好不容易才爬上来。回到家，见房门紧锁，妈妈去上班了。我和弟弟去医院找妈妈，棉裤冻硬了，两条腿像僵硬的棍子，行走时相互摩擦着，“哗啦、哗啦”地响。到了医院，我站在走廊，让弟弟去找妈妈，棉裤上的冰化了，水流在地上。妈妈出来了，把钥匙给我，让我和弟弟回家。我很失望，妈妈为什么不把我送回家，给我换上衣服？后来，妈妈说，在医院妈妈只能属于病人，不能有任何私心杂念。现在的一些医生把钱放在第一位，病人被放在第N位，怎能看好病，又怎能让病人放心？

　　我想写一篇揭露医疗腐败的特稿，可是采访谁，谁能说得清楚？医疗是门专业，而且分得很细，内科的不见得清楚外科的事，外科不见得清楚眼科的事，眼科不见得清楚妇科的事，妇科不见得清楚性病科的事……病人就更不清楚了，犹如一大群文盲，被人卖了还感恩不尽地在卖身契上摁手印呢。真正了解医疗腐败的是内行，是内部的人，是医院的领导和相关科室的医生和护士，可是他们有的是医疗腐败的受益者和既得利益者，有的即便没得到利益，也不愿意揭露行业内的“潜规则”，不愿“犯众怒”。

　　2006年年初，家庭杂志社的编辑杨立平约我写一篇特稿，让我去上海采访陈晓兰医生。我上网查一下，陈晓兰原来是上海市广中地段医院理疗科的医生，她在9年前发现所在医院用假冒伪劣医疗器械为病人治疗，向虹口区纪委实名举报，结果两次被迫下岗，失去了工作。谋财害命的商家、用假器械对病人进行假治疗的医院没受到应有处罚，举报者却被迫下岗了？为什么好医生像过街老鼠，唯利是图的医生春风得意，是法律出现漏洞，还是执法部门出现问题？

　　父亲经常对陈晓兰说：“在英语中医生和博士是同一个单词。你要经常反思自己的医德和医术是否配得上这一称呼。”她的父母都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陈晓兰在父母的支持下，屡战屡败，不屈不挠。8年抗战取得最终的胜利，陈晓兰8年32次进京上访，仅国家药监局局长接待日就去过9次。别人上访是为自己的利益，她为的是全国的病人。

　　有关陈晓兰的报道打动了我，可是怎么找到她呢？她下岗了，原单位不可能告诉她的联系方式，打电话给报道过陈晓兰的记者，又遭到回绝。这怎么办？我只得上网搜寻，功夫不负有心人，居然搜到陈晓兰家的电话号码。我喜出望外，急忙把电话打了过去，联系上了陈晓兰，却被拒绝了，她说她很忙，没时间接受采访。

　　“我知道您忙，仅占用您半小时时间，您看可以么？”我对陈晓兰说。我毕竟有20多年的采访经验，知道见了面就好办了。陈晓兰犹豫一下，接受了。春节过后，我就坐最早的一趟火车去上海采访。下火车坐地铁，转公交车，在小区门口跟陈晓兰见了面。陈晓兰穿得挺随便，却有着知识女性所特有的气质。我跟陈晓兰去了她家，原想采访三四个小时，结果却早晨8点多钟聊到中午，又从中午聊到晚上五六点钟。中午到外边餐厅吃饭时，她说什么也不让我埋单。她下岗了，没有经济收入，让我内心不安。她一再跟我解释，海外亲戚不断寄钱给她，吃饭是不成问题的。

　　回杭州后，一篇五六千字的特稿很快就完成了，却意犹未尽，有了创作报告文学的冲动。我打电话给《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问他对这个选题是否感兴趣。晓升表示，有兴趣，赶快采写！于是，我再次去上海采访陈晓兰。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发现医疗器械领域的腐败是从上到下的，上到国家药监局局长、医疗器械司司长，下到地段医院院长和医生，《北京文学》能发么？别白忙活。在返杭州的火车上，我给晓升打电话问，这么敏感的稿子能发么？晓升当即表态：“发，第6期头题！”

　　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发表后，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新中国60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这部作品被收入《中国优秀报告文学读本》、《中国文库·1949-2009报告文学选》、《中国新世纪写实文学经典》《21世纪报告文学排行榜》等近十种报告文学选，陈晓兰医生被评为“影响中国医改进程的二十人”之一、央视“全国2007年度法制人物”和“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读到《天使在作战》，让人们了解真正的天使和“正版”医生。

　　刘斌：您因为《天使在作战》这个稿子获得了中国文学最高奖“鲁迅文学奖”评委给予这篇矛头直指医疗腐败的作品的评语是：“《天使在作战》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敢于秉笔直书，涌现的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新华社报道说，朱晓军教授一举创造了全国高校在职教师和业余文学作家首获此殊荣的两项纪录，并称您为“两栖教授”可以说，社会各界对您和您的作品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得知您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之后，您有什么感受？

　　朱晓军：接到评奖办公室的电话，说我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时，我感到特别意外，随之而来的是激动和感奋。我认为获奖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这部作品的主人公陈晓兰，我不过是个记录者而已。

　　这一奖项也是授予报告文学这一有着责任感、使命感和勇于担当的作家群体的。报告文学是来自时代前沿的报告，既要高瞻远瞩，又要有忧患意识和战斗精神。报告文学似乎天生就是一种富有战斗性的文体，报告文学写作者应该学习鲁迅，要有鲁迅那样的硬骨头，要敢于斗争，决不妥协。

　　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报告文学作家要用良心写作。

　　刘斌：《天使在作战》是您的第四篇报告文学，前三篇是《汗血凝华》、《大荒羁旅——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和《让天说话》，这三篇都正能量的，是“歌功颂德”的，您的写作是如何从歌功颂德的《让天说话》到具有战斗性和批斗性的《天使在作战》的？另外，《让天说话》是您的一部重要的作品，能不能讲一下创作过程和感受？

　　朱晓军：您准备得很充分，提问得太好了，许多记者采访我时都是从《天使在作战》谈起，我也很少跟他们提起那前三篇。

　　《汗血凝华》是正面的，是“歌德”的，《大荒羁旅》也是，写的都是小人物。写《大荒羁旅》是打抱不平，知青文学仅有两部分，一部分反映的是知青上山下乡的苦难岁月，另一部分是知青返城后的尴尬和无奈，却没人写留下来这些人。我认为对返城知青来说，知青生活仅仅是人生的一段经历，留下来的知青却是永远的知青。于是，我就一次次跑到北大荒去采访，记得一次在建三江采访时，一位上海知青红着眼圈，举起酒杯说：“朱记者，感谢你还记得我们，你不来连我自己都忘了自己还是个知青。你随意，我干了。”他连敬我三“缸子”。北大荒人说的“缸子”，指的是玻璃缸子，也就是喝水用的玻璃杯。一缸子三四两酒，还是60度的，他喝有1斤多酒。

　　《让天说话》是在2002年创作的，作品约两三万字。这是一篇不同寻常的歌功颂德的作品，这是我的笔第一次从小人物转到领导干部上，写的是一位正厅级官员——鸡西矿务局长赵文林。这部作品犹如一枚道钉钉在我记忆的深处，13年过去了，依然那么疼痛，那么不安。本想写一部长篇，却没写出来，让我深为遗憾，采访到的许多珍贵素材和资料没写进去。我感到特别对不住赵文林，对不住他的夫人，对不住温振江和数十位采访对象。

　　温振江是鸡西矿务局纪委书记。2006年9月18日，“6.20矿难”已过去快三个月了，我第三次到鸡西采访。矿务局宣传部副部长刘维久给温振江打电话说，有位叫朱晓军的记者要采访他，他一口就回绝了。刘维久讲了两点采访他的理由：“一是这个记者写过《“6.20矿难”，第一责任人的悲情人生》，发表在《家庭》杂志上，社会反响很好；二是刘杰茹建议他采访你。”

　　温振江是赵文林的支持者，他们两人关系不错，刘杰茹是赵文林的夫人。

　　温振江说，好，这个记者我见，我请他喝酒！

　　我们是在矿务局的餐厅见面的。温振江年过半百，面色黝黑，敦敦实实，落座后就一边倒酒，一边说道：“我读过你的《‘6.20矿难’：第一责任人的悲情人生》，写得真实，写得好！我今天以个人的名义请你喝酒……”

　　他将盈盈的一杯酒递过来，盛酒的不是酒杯，是喝水用的玻璃杯，那杯酒起码有三两。我眼睛盯着那杯酒，很打憷，这杯酒下去，也许就钻到桌子底下了，却没吱声。

　　他又抓过一个玻璃杯，继续倒。秘书过来，趴在我的耳边小声地说：“朱记者，很抱歉，温书记不能陪你喝酒。”不快从我的心头闪过，这什么意思，难道这酒让我自己喝？温振江和他的秘书在一边看我怎么醉倒，怎么钻到桌子底下？“温书记查出了癌症，医生说他是不能喝酒。”秘书接说说。

　　我吃惊地望着温振江，说道：“温书记，你就不要喝了，下午还要工作，我自己喝，不是有那么一句话么，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

　　温书记可能听到了秘书说的话，还没等我劝就说：“不行，今天这酒我要喝！”斩钉截铁，不容商量。他把那杯酒倒满，端起来：“你说赵文林好，不行；我说他好，也不行。百姓是天，让天说话！”

　　“好，太好了，让天说话，我的这篇报告文学就叫‘让天说话’！”我激动地说。

　　话越聊越投机，酒越喝越多，我劝温振江少喝点儿，别伤身体，他也是性情中人，哪里劝得住？那杯酒不知不觉喝没了，倒上再喝，喝没再倒，到底喝了多少酒，我已没数了。我不由想到还有三天就是中秋节了，“6.20矿难”的124位遇难者的家属将举头望明月，家里难团圆，这个节怎么过？

　　温振江说，我明天请刘杰茹吃饭，你来作陪。

　　我说，不，我来一趟不容易，我来请客你作陪。

　　温振江跟我争来争去，他说，他仅在赵文林的告别仪式上跟刘杰茹见过一面。事后，他让部下多次看望她。他说，“赵文林走了，我们不能忘记他，要照顾好他的老伴儿……”

　　我们一醉方休，怎么分手的都记不得了，仅记得第二天请刘杰茹吃饭。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温振江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温书记昨天喝多了，今天没起来，晚上请刘杰茹吃饭的事暂时取消。

　　赵文林是英雄，悲情英雄！2000年，他由副厅升为正厅，派到鸡西矿务局当局长，接到任命那天深夜，刘杰茹听到哭声，开灯一看，赵文林抱着枕头哭着。她问他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这才说出去鸡西的事。

　　鸡西矿务局是占地数千平方公里，拥有14个煤矿，46万职工和家属的特大国有企业。在鼎盛时期，年产量高达2000万吨，雄居全国第二。20世纪90年代，它衰落了，成为“天下第一穷”的矿务局，总资产59亿元，负债率高达98%，所剩资本金还不足3亿元，累计拖欠职工工资就高达3.7亿元，平均拖欠18个月，最长的达48个月！1997年至1998年，千人以上的上访平均1.4天1次，1999年4月19日，数千矿工和家属阻断了鸡西的铁路与公路，导致交通中断44小时，震惊了党中央和国务院。

　　有人说，老赵哪里去当局长，还是坐在火山口上；还有人说，老赵不是去当官的，而是受难的。矿工拿不到工资，有经验的跑出去打工了，煤矿为维持生产不得不从招一批农民工，这些人不仅没有经验，还不懂安全生产，井下瓦斯浓度超标安全系统就会报警，这时矿工就要停工，返回井上，如继续生产将会断电，对矿工来说，停产就没有工资，这井就白下了，为了不断电，有的农民工就用黄泥把瓦斯的探头糊上。还有，瓦斯遇到明火就会燃烧，井下就会爆炸，有的农民工居然胆敢在井下吸烟……

　　难道赵文林不清楚鸡西矿务局的危情么？当过七八年安监局长，是位经验丰富的煤炭安全生产专家，他心里十分清楚鸡西是高瓦斯井，每天有10万矿工在井下，哪怕有一个矿工不注意安全生产都有可能引发导致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死亡的特大矿难，作为矿务局一把手的他就是千古罪人！

　　“文林哪，不行咱就别去了！”刘杰茹劝道。

　　“省委这样信任咱，把46万人吃饭的担子交给了咱，咱就是豁出一切拼它一回……”

　　赵文林这辈子坎坎坷坷，他34岁就当上了矿长，创下全国薄煤层开采的最佳业绩。提副局长时，局长说，你反正要到局里来了，把矿里那几处门市房交给局里吧。他坚决不同意，“那是矿里的财产，我交出去了，能对得起那几千职工吗？”从早晨谈到中午，赵文林说什么也不答应，局长恼了，你还没当副局长就这样，要是当上了还不知谁管谁呢，把茶杯摔了。赵文林也火了，凭什么我到局里来就得把矿里资产带来，难道调你去煤炭部，你还得把矿务局的办公楼带去？他把茶杯也摔了。他这一摔，不仅要到手的副厅没了，还被调去管安全，七八年后才提为副局长，名誉上是第一副局长，却领着一群分流人员去开荒种地。几年后，他又为矿务局参与投资建的水库跟副省长发生争执。上面要收上去，他坚持不同意，副省长气愤地说，我要是分管煤炭，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赵文林撤掉。

　　有人说，老赵不会拉关系，不会走上层路线，不会送礼和跑官，只凭实打实地干，硬碰硬地管，能保住副局长的位子也就不错了。老赵说，“过一五十一，报啥啥不批”，我都53岁了，一分钱没花，一份礼没送，一次官也没跑，却提升了正厅。

　　他到鸡西后，不听汇报，不进办公室，一口气下了15天井，发现了鸡西矿务局存在的安全隐患大、事故率高、采掘失调等12个重大问题，他说，领导必须冲在第一线，“从今往后，不仅井长要下井，矿长要下井，矿党委书记要下井，副局长和局长也要下井，副局长不得少于15天，局长不得少于12天，矿长和矿党委书记不得少于18天……”

　　他在自己的日记上写道：“矿工的吃饭重如山，矿工的安全大如天。”“三忠于：忠于党，忠于矿工，忠于职守。”他堵住转账漏洞，采取阳光下操作，遏止了腐败，许多人对他恨之入骨；煤矿发生瓦斯燃烧事故，他把皮包和手表交给局办主任，换上防毒作业服，亲自下井救火，有人说：“局长，你在这里太危险！”他说：“我危险别人就不危险么？生命对你对我不都是一样的么？”

　　遇难后，妻子发现他办公桌的抽屉里居然有1.38万元的餐费发票。她蒙了，文林是局长啊，单位请客也轮不到他去结账，个人也没必要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请这么多客啊？他的司机告诉她，他个人请过许多客，哪个在矿工干得好，他以个人的名义请客；哪个采煤队产量高，他请客。他任局长的第一年，十几个煤矿的产量都上去了，他高兴得要请20多个矿长和矿党委书记喝酒。听说局长请客，有人提出去鸡西最好的饭店，点高档菜，喝茅台酒。酒喝完了，他把包递给局办主任：“替我把账结了。”

　　“局长，怎么是你结账？”20多位矿长和书记瞪大眼睛问。

　　“我请客，我不结账谁结账？”

　　“局长，算了，这顿饭我们结吧，哪个矿还报销不了这笔钱？”

　　“不行，我请客哪能让别人埋单？”

　　出了饭店，矿长和书记都拍大腿：“也不知道局长个人埋单哪，要知道上这么高档的饭店，点那么贵的菜，喝茅台酒干什么，咱也不是没吃过，没喝过。”

　　“啥也别说了，回去好好干工作，把产量搞上去吧。”

　　每月下12天井，这是他给自己定的指标，他却每月下18天井。他已53岁，下井回来已筋疲力尽，爬上7层的办公室已两腿发软。有人劝他坐电梯上去，他却说：“产量实现1000万吨，我再坐电梯。”在他的领导下，鸡西矿务局发生了变化，产量提高了，经济效益上去了，可是就在要走出困境时，城子河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正在井下检查工作的他遇难了。

　　他出殡时，鸡西百姓空巷相送，街头扯着：“好官，你连早饭都没吃，怎么就走了？”

　　“八百天，你下六百天井，好好休息吧！”

　　局机关一位54岁的处长掩泪写道：“来生你当局长，我还跟你干！”

　　跟他搭过班子的领导挥毫写下：“高德高望高品格，好官好友好大哥！”

　　一位矿工的女儿打电话给父亲：“爸，这个月少给我寄100元生活费吧，你代我给赵文林买篮菊花送去。”在北京读大学的她哭着说，每逢父亲寄来的生活费，她就想起赵文林。矿区每年有800多名矿工的子女考上大学，可是许多家庭供不起。有位矿工的孩子告诉爷爷：“我考上大学了！”没想到，爷爷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谁让你考的？你考上了，谁供你？”孩子的父亲死在井下，母亲离家出走，靠爷爷那点养老金读完了高中。爷爷打完就后悔了，抱住孙子放声大哭：“孩子爷爷对不起你……”

　　赵文林来后，他说，企业再穷也得让矿工的孩子读书，从有限的资金中挤出60万元，还把鸡西市奖励矿务局领导班子的5万元钱捐献了出来。

　　赵文林遇难后，从他的包里发现三样东西，写满心得体会的《共产党宣言》的单行本、写满旁注的安全作业规程，还有一份他的就职发言稿。他的司机说，这是他读的第N本《共产党宣言》，他一次买好多本，当所有空白处都写满心得后就换一本，就职发言稿也换过多次，他要提醒自己对矿工们做出了哪些承诺。

　　赵文林的妻子刘杰茹非常相信我，将他到鸡西两年多的日记借给了我，足足有好七八本。我从日记上了解到，赵文林对党内腐败深恶痛绝，甚至有过失望，有过困惑，一度想通过佛教来寻找安慰，最后回到共产党的起点，在《共产党宣言》上寻找到了精神支柱。

　　鸡西矿务局的员工认为，他是鸡西几十年来最好的局长，要求追念他为革命烈士，成立赵文林先进事迹写作组……

　　可是，他是矿务局长，是“6.20矿难”的第一责任人，对那123位遇难者负有责任。

　　“6.20矿难”是一场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悲剧远超过124人的遇难。

　　我将《让天说话》发在自己的博客上了，一位鸡西的读者留言：“温振江书记也与世长辞了，好人不长命！”另一位读者说：“文中所说的赵局长的事迹有些我不知道，但是就我所知道的老赵的确是一名真抓实干的好干部，来到鸡西800天，下井就有680天，而且经常一天下几个井。没有他鸡西局早已经破产，50万人失去生计。当年的情况的确非常惨，我家的一个亲属曾经68个月不开工资；我父亲是一名科长，一年拿到手的还不足两千元……鸡西局的产量已经达到了1700多万吨，随着进一步扩大，今年可能就能达到2000万吨。”

　　我在网上查过，鸡西矿务局在赵文林遇难后的第三年走出了困境，是按他设计的路线图突围的。现今鸡西矿业集团的总经理仍然每月下井12天。

　　克里姆林宫红墙外有一无名烈士墓，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无人知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世上有许多无名烈士，他们跟有名的烈士一样伟大。赵文林不是烈士，在鸡西人心目中，他是永垂不朽的。我认为，给那些被历史忽略的好人树碑立传，这是报告文学写作者的责任。

　　刘斌：您的另外一篇重要作品《让百姓做主》是篇农村题材，而您一直生活在城市，没有农村生活体验，又没有农村的亲属，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作品，这篇作品是如何创作的？

　　朱晓军：这个选题是李炳银老师给我的，我当时挺犹豫，怕自己写不好。我不仅敬佩炳银老师在文学理论的造诣，也深信他对选题的判断力，所以没有放弃。

　　第一次去金华采访时，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过去没有采访过农民，也不知道如何跟他们打交道。经过接触才知道农民是纯朴的，热情的，是容易交往的。我不仅结识了在城里经商的年轻村民，如廖祥海、张林军、余根基等人，还接触到了像邓士根那样的年过半百的村民。

　　对炳银老师看好的这个选题，我下了一番功夫，先后去金华采访不下六七次，整理出来的文字有几十万字，还拍了大量的图片。初稿完成后，修改了三四遍，最后一遍是存放数月后修改的。

　　刘斌：《让百姓做主》这部作品直面社会现实，揭示了百姓十分关注的敏感问题，反应的社会实质是什么？

　　朱晓军：这部作品写的是浙西金华一偏僻小山村，叫琴坛。这个村子我去采访过多次，它就像那个名字那么优美，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它海拔高达1000多米，地势较高，山势险峻，在当地有“小西藏”之称。村里平地稀少，房屋都建在山坡上，站远处看去房屋一层层的，像拉萨布达拉宫似的。可惜的是它像分糖果时溜出去的孩子被现代遗忘了，在经济发达的浙江，像别墅小区似的村庄随处可见，可是琴坛村却像上世纪80年代似的一片破旧的土屋。村民靠茶叶和高山蔬菜维生，日子像扎在腰的裤带勒得很紧。穷像根鞭子，把村里的青壮年往城市赶。村里三分之一的人去了金华市区，或经商，或打工，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

　　2009年10月下旬，经民选当上村主任的邓士明没经村两委讨论，没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就将一条穿村而过的龙潭溪包给了金华的老板搞旅游，承包期为28年，每年1.6万元。那老板在其他村还承包一段龙潭溪，每年的承包费为16.66万元。在城里做生意和打工的年轻人一听就不干了。

　　“农村自治不等于村主任自治，龙潭溪是村里仅有的集体资源，他凭啥擅自承包出去，而且承包价还不到其他地方的十分之一？”年轻人“杀”回村子，要求邓士明废止合同，收回龙潭溪。

　　邓士明断然拒绝。最后，年轻人在金华市成立了同乡会，启动了罢免程序，罢免邓士明，于是一场围绕罢免与反罢免而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拉开了序幕……

　　这部作品在《北京文学》2011年4期发表后，不仅《光明日报》《深圳特区报》《钱江晚报》等主流媒体推介，《羊城晚报》《青岛日报》《人民网》《凤凰网》《文汇报、新民晚报网》《网易》《北方网》，以及《村委会主任》月刊等数十家媒体连载，而且许多影视公司找上门来，洽谈影视剧改编权，福建省著名编剧薛伟强先生将它改编成三集广播剧《琴坛溪》，荣获浙江省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和第十二届中国广播剧专家奖。2011年，这部作品登上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2012年，获得第二届中国短篇报告文学奖……

　　报告文学跟小说的不同在于小说的重点是怎么写，报告文学的重点在于写什么。这部作品的成功充分证明了李炳银对报告文学选题的敏感性和判断力。如没有炳银老师给的这一选题，我是不可能取得这么多成绩的。

　　另外，我也感激琴坛村的年轻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中国农村的希望。中国许多农村都跟琴坛差不多，青壮年都到城市做生意和打工去了，留下的是老人和带不到城里去的孩子，连年轻点儿的妇女都很少了，她们耐不住贫穷和寂寞，或跟老公进城了，或自己去城里打工了，耕地撂荒了。村里家家户户房门紧锁，锁头早已锈死，房子像年过古稀的老人“弯着腰拄着棍，刮风下雨淌眼泪”，墙体已倾斜，裂着一道道缝隙，甚至鸡不叫，狗不吠，给人“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感觉。

　　我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对农村却很关注，每当看到这类报道就担忧，农村以后怎么办？农民进城了，混得好的在城里或镇上买了房子，儿女也跟出来了；混不好的也许要等老了，打不了工了，在城里无法生存下去才会回去。农村没有了年轻人，失去了活力，失去了发展和前程。

　　出乎意料的是琴坛村的年轻人虽然进了城，却没有放弃家乡。他们说不管在城里生活多少年，即便买了房子和车子，将来也还是要回去的，村主任不经村两委研究讨论，不经村民代表同意就把龙溪滩超低价承包出去，损害了村里的利益，我们不能不管。

　　有人叫板：“你们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罢免了邓士明，村里老的老，小的小，谁来当村主任，你们回来当啊？”

　　是啊，正因为青壮年大都进城了，所以才让既没什么文化，头脑又简单，连村民小组长都没干过的邓士明当上了村主任。不管怎么说，邓士明跟那些老年人相比，起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邓士明为什么没去打工？他是个孝子，为了七旬老母亲，他留在了村里。邓士明人不坏，不大适合当村主任。他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哥哥在乡小教书，大弟是监狱的执法大队长，小弟是金华一家大公司的副总，哥们几个只有他没有离开农村，还是个农民。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哥哥和弟弟就回村帮他拉票，想让他当村主任。哥哥对村民承诺，如果士明当选，村委会的方案他负责；小弟承诺，如果二哥当选，逢年过节，他来出钱慰问全村的老人……

　　有人说，士明头脑简单点儿，想啥说啥，没有弯弯绕，不过做事实在，敢于较真；也有人说，反正是个穷村，谁当村主任也都没啥希望，士明要当就让他当当吧！还有人说，邓士明根本就不适合当村干部，一是能力比较低，二是做事没头脑，三是爱乱讲话。

　　邓家在村里威望比较高，邓士明的父亲当过好多年村支书，口碑不错，遗憾的是英年早逝，四十多岁就没了。他父亲为村里做过不少好事，山上的茶树就是他父亲带领乡亲们种的，村民至今还在受益。邓士明参选时，村里许多年轻人帮着拉票，否则他也不会顺利当选。

　　村民担忧把邓士明罢免了，有可能让六七十岁的老人来当村主任，他们三天两头闹病，那还不如邓士明呢。最终，在城里做生意的年轻人呼吁：大家站出来让村民选，挑选上谁谁回村当村主任。最后，在金华做物流生意的张荣海当选为村主任，放弃在金华的生意回村了；两年后，在金华做模具生意的廖祥海当选为村支书，放弃了年收入20多万元回村了……

　　被罢免的村委会主任邓士明也不是坏人，我每次去采访他都给予友善帮助。《让百姓做主》在《北京文学》发表后，我又去了几趟琴坛村，他还领我去山里采访过。说实话，他这人纯朴厚道，有啥说啥，绝不藏着掖着，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短板。一次，我见他穿件白色短袖衬衫，坐在树荫下，言谈举止居然有点儿文化味儿。我开玩笑地说，你比过去更像村主任了。

　　他笑了，跟我讲一番自己对村庄发展的想法，以及对琴坛村未来的关心，这人还满可爱的。

　　刘斌：您给我讲讲写这个稿件时的采访经历？

　　朱晓军：这篇报告文学采访比较顺利，我接到炳银老师的电话后，查到箬阳乡政府的电话，打电话找到了乡党委书记，好像姓金，然后就赶到金华去采访。我第一次去金华，下车后就找不到北了，乡委副书记把我接到了宾馆，找来要采访的村党支部书记邓士根，村支委廖祥海、余根基，还有村民张林军等人。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农民，除邓士根之外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最年轻的是廖祥海和张林军，才二十多岁。

　　采访中遇到最头痛的事是村民的表达非常不准确，邓士明把龙潭溪承包出去，有的村民却说他把溪滩给卖掉了；邓士明为查账花掉几千元的旅差费和误工费，有的村民却说他花掉几万元，甚至是十几万元……我很较真，他们说了，我就得认真调查核对，可是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都弄不清谁说的对。后来，我发现村民表达的是一种感受和情绪，并非真实的数据，于是我在文中写道：“罢免村主任的消息早已像深秋的落叶刮得满村都是。落叶是没有生命的，飘落时多大就多大了；传闻生长在舌头上，是活的。传闻在村东头是松针的话，哗啦哗啦地到村西头就可能变为了巴掌大小的梧桐叶。村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丰富的，他们不追求准确，追求的是生动，追求的是如何表达自己感受与情绪。他们说邓士明花掉几万的旅差费和误工费，说的不是花掉了一万元、两万元，或者三万元，那是说他花掉很多钱，那可能是三五千元，也可能是六七千元；他们说邓士明把龙潭溪给卖了，那也不是真的，而是表明他们对他的做法表示不满和反对。”

　　第二次去金华是我在温州参加浙江省报告文学年会后去的，我在会上结识了金华市作家协会主席王槐荣，于是跟他去了金华。王槐荣是“红二代”，老父亲当过金华军分区的司令。在他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婺城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英。琴坛村恰恰又是婺城区的，李英陪我去采访，并提供了许多帮助，于是我提出与他合作。

　　刘斌：《“乌坎事件”调查》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北京文学》以头题发表，并在封面刊登您的漫画，请详细谈谈采写“乌坎事件调查”的艰辛和幕后故事。

　　朱晓军：这是一部写得最慢，耗时最长的作品，甚至让我抓狂，若不是杨晓升支持，师力斌鼓励也许就放弃了。这个选题跟《让百姓做主》一样，并不是我自己找的。2012年3月，我去北京出差，到北京文学看望了杨晓升，又去看望了师力斌。师力斌是北大的博士，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和报告文学栏目的责任编辑，我们交往了多年，他不仅学识渊博，人也特别好。一见面他就问我看没看过有关“乌坎事件”的报道。我看过，不过没往心里去。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你应该写。他说一番对这个选题的看法，我一听就热血沸腾了，跑到晓升那请缨。晓升是不大赞同我写的，可能担心我去粤东采访，人生地不熟，连句粤语也听不懂，会困难重重。可是，我态度坚决，他也就答应了，并提出给我报销往返的机票和住宿费。

　　第一次去乌坎，我是跟同事廖卫民一起去的。卫民是浙江大学传播学专业的博士，对“乌坎事件”也特别有兴趣，想进行田野性调查，做传播学方面的研究。廖卫民性情温和，儒儒雅雅，个子不矮，看上很壮实，跟他同行或多或少会踏实点儿。我们从杭州飞往深圳，然后坐大巴去陆丰，再坐出租车去乌坎。进乌坎时，夜幕已经落下，我没问廖卫民有何感受，我或多或少有点儿紧张。

　　去乌坎前，我通过微博联系了被称为“乌坎宣传部长”的张建兴。他是一位年仅21岁的男孩，在“乌坎事件”中，他紧紧跟随被称之“乌坎灵魂”的林祖銮(又名林祖恋)。他把我和廖卫民安排在村民的家里，我们在那住了五六天。那时，乌坎村委会重新选举刚结束，当选的都是“维权骨干”。我先后采访了“乌坎事件”的一号人物林祖銮，二号人物、曾担任村民代表理事会会长的杨色茂，以及在“乌坎事件”中被捕的年轻村民庄烈宏、洪锐潮、张建城。林祖銮当选为村党总支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杨色茂和洪锐潮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庄烈宏和张建城当选为村委委员，我还采访了二十来位村民。

　　刘斌：您的《高官的良心》从采访到出版仅一年，为什么《“乌坎事件”调查》写三年之久？

　　朱晓军：我先后去过乌坎三次，采访过数十人，这并非写三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分析、思考和观察与等待。

　　2011年以后，我的写作速度陡然慢了下来，而且越来越慢。《高官的良心》是2010年写的，写作的速度还可以，仅用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30来万字。写《天使在作战》还要快，4万多字几乎一气呵成，仅用一周多的时间。写作速度慢下来，说实话我很急，自己也在找原因，为什么写得这么慢，到底慢在哪儿？过去一天写三五千字，现在怎么仅写三五百了？我发现在不论采访与写作都慢了下来，采访时注重深入挖掘，注重人物的感受与情感，注重想法和思维。在写作上注重对事实的核实、因果关系的梳理，注重因果关系的分析了，慢在对人物的解读与把握了，过去轻易放过的情节、细节、背景，以及人物的情感与感受、内心的冲突、心理轨迹，性格的变化等等，现在不轻易放过了。把这些搞清楚不容易，有时一个细节就要耗费几小时，甚至几天。过去，采访对象说啥稍微梳理和分析一下就写了，现在要一遍遍地剖析，他说的是否实情，有多少水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他为什么要说假话，想掩盖什么？同一事件，有时三人会说出三样，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采访对象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有用的，即便是假话，有时也能传达出真音，要学会从谎话里挖掘出真相。在写作前，要读懂笔下的人，读懂笔下的事，读懂笔下的背景，要从错综复杂的事物中弄清因果关系。

　　为什么还要等待呢？我觉得乌坎事件并没真正落下帷幕，乌坎村民一人一票选举了村委会这并非结局，事情还在发展变化着，比如竞选时那些“维权骨干”的承诺兑现不了怎么办，村委会选举符合村民意愿，可是意愿会变化的，新当选的村委会干部也会变化的，事情没有结局就没法看清楚，也无法知道是悲剧，还是喜剧，抑或是正剧，还是闹剧。

　　2014年3月乌坎村委会换届选举时，乌坎已发生巨大的变化，杨色茂、洪锐潮与林祖銮决裂后，因受贿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和四年，庄烈宏借赴美旅游，公开寻求政治庇护。林祖銮虽然再次当选村委会主任，不过威望大减，甚至像过街老鼠似的怕遇见人，他说，“遇见人说好不行，说不好不行；说真话不行，说假话更不行，什么话都很难说。”有人在村委会门口旁挂出“乌坎村委无能，给我滚蛋”等标语，甚至有些村民怀念“乌坎事件”前的村干部，他们说：“老村委什么都好，就是卖地不好；新村委除不卖地，什么都不好。”2015年初，林祖銮家门上又贴出：“谢绝会客。”

　　通过这篇作品，我体会到有时是不能求快的，有时需要耐心等待，水落石出，才会真相大白。

　　刘斌：用四年的时间写一篇报告文学，实在是不容易，然而好作品都是“磨”出来的。十年磨一剑，您这四年成一文，肯定是值得的。

　　朱晓军：放在过去，我肯定会认为不值。那时候5000字的特稿，从找线索、采访到交稿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可以赚2万元稿费，最低也要5000多元。辛辛苦苦采写三年，就发出来一篇6万字的报告文学，肯定是亏了，而且亏大了。现在不这么看了，不能什么都用钱来衡量，报告文学写作首先要考虑它的价值和意义，我以后的写作重点要放在像《让天说话》《天使在作战》《“乌坎事件”调查》这样的选题上。作家的生命是有限的，写作时间更有限，即便活到100岁，也就能写三四十年。不该把宝贵的生命全部奉献给钞票，要给自己，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什么，要有使命感，责任感，要敢于担当，要做些别人不做的“傻事儿”，要做“赔钱买卖”。

　　《“乌坎事件”调查》在《北京文学》发表后，收到北京大学读者的来信：“读了《‘乌坎事件’调查》，既解渴又震撼……读了这篇作品，我不仅知道了这个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还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思考，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如何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我觉得是我国各级基层干部都必须严肃面对、深刻反思的重大课题。”

　　作家尤凤伟说：“一口气读完朱晓军的报告文学《‘乌坎事件’调查》，读后震动而感慨。可以说这是我期待已久的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品。作品通过“乌坎事件”这一滴水，折射出中国繁复现实生活之大景象，发人深省。感谢作者与发刊所具令人钦敬的勇气与社会良知。”

　　师力斌认为：“朱晓军的《‘乌坎事件’调查》的确是近年难得一见的重磅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相信会给读者带来阅读震撼！”

　　读到这些，我感到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这远比赚几万、十几万元钱有价值和意义。

　　刘斌：您近期在《北京文学》发表的《快递中国》是一部力作。快递已成为国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种方式，但是快递是怎么产生的，发源地在哪里，它是如何保证这样一种速度，怎样运作发展的，很多人并不清楚？您抓住了这个令人关注的选题，非常有价值，有意义，请谈谈创作《快递中国》创作的来龙去脉。

　　朱晓军：2013年，我陪李炳银老师去桐庐，桐庐县文联主席董利荣讲起“三通一达”——桐庐的一群既没文化又没资本的农民走出大山，创办了申通、中通、圆通和韵达等几家快递公司，他们的快递业务量已占全国的60%。我大为震惊，又感到惭愧，杭州到桐庐不过一小时车程，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事呢？

　　我觉得这可以写篇以中国梦为主题的短篇报告文学，就叫“大山里的中国梦”，发在《人民日报》上。在董利荣的帮助下，我开始了采访。谁知采访刚进行一半就接到浙江省作家协会的电话，有一项重要的写作项目，希望我能承担。我到浙江这十几年来，省作协对我很关照，于是就去写长篇报告文学《高地》，不过“三通一达”采访没停，我的合作者在继续采访。

　　刘斌：您近年为什么经常跟别人合作，比如《让百姓做主》《忠诚是天》《富翁是这样打造的——对中国母亲的批判》《快递中国——中国农民的梦想与辉煌》？

　　这个问题提得好。有人怀疑我是不是获鲁迅文学奖后就不再写稿，以合作的方式在别人作品上挂名了。其实，我在二十多年前就渴望能有一支创作团队，我研究过群体人才学，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只有合作才能取长补短，实现能量互补，1+1大于2。我时常不自信，觉得作为被文革耽误的一代，知识结构上存有缺欠，希望通过合作来弥补。

　　近年来，我的写作速度降下来了，过去半年就能完成的长篇，现在要两年三年。有句网络语言——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起来。对于图书出版来说，只有在合适的时间，发表合适的作品才能产生最大的效应。我希望通过合作提高写作速度，通过合作中实现1+1大于2，提高作品的质量。

　　幸亏有了合作者，《高地》杀青时，采访基本完成，并在学生的帮助下，整理出近百万字的素材。谋篇布局后，杨丽萍写《快递中国》的初稿，我完成了《“乌坎事件”调查》的最后一稿。然后，我们在一起商讨后，我作《快递中国》的二稿，每写完一章就交给她修改。二稿完后，彼此通读两遍，研究一下修改方案，我们又用两个多月时间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三稿。

　　这个项目被选入浙江省文化精品工程，建明主席给予很高度的评价：“这个题材非常好！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农民的梦，也是浙江创业的典型，是浙江精神的体现。这个表现形式非常有意义，这样的作品非常好。”

　　我们压缩一篇4万字的中篇，发表在《北京文学》上，取得不错的反响，国内几家报纸有意连载，正在商谈。美国旧金山《星岛日报》捷足先登已开始了连载。《星岛日报》是“一份历史悠久、发行网覆盖全球的中文国际报章”。

　　这次合作很成功，没有合作是达不到如此效果的。

　　刘斌：请您谈一下您对报告文学的文本功能作用的理解？

　　朱晓军：传统的报告文学有“三性”，即新闻性、文学性和政论性(也有说是批判性或战斗性)。这“三性”是否需要坚守，如何坚守，这对报告文学写作者来说，是不得不思考的事情。

　　报告文学是搭载着报纸的轮船在中国登陆的。过去的新闻文体只有三种，也就是消息、通讯和新闻评论，报告文学即有新闻性、文学性，又有政论性，对报纸来说是一种“高大上”，深受欢迎。改革开放前，报告文学与通讯的边界模糊，作者的文体意识也很淡漠，有些作品究竟是报告文学还是通讯，就是专家也难以区分，如2009年，林韦的《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穆青、冯健、周原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录》等作品，不仅获得了“新中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还被收入《人民日报60年优秀通讯选》。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报告文学的鼎盛时期，涌现出大量的脍炙人口的作品，一时洛阳纸贵。可是，如今除少数作品有人翻阅，绝大多数被遗忘了，为什么？新闻性强，时效性就大，新闻的特点就是“今天是金子，明天是银子，后天是垃圾”，那些报告文学随着刊载它们的报纸和旧刊物进了废品收购站。

　　现在的报告文学不再是“轻骑兵”，不在以“尖刀班”形式去后人搭载报刊的列车，而是以“师旅团”，成建制去搭载图书的马车，自然会在选题上，叙事方式与节奏上要有所变化。

　　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内外的报道将她的作品称之为纪实文学、非虚构写作，我认为不论对她的作品如何定义，均不影响报告文学写作者的借鉴。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5部长篇，卫国战争胜利40周年时，她创作了《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在惨剧发生15年后，她创作了《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她说：“我不只是记录事件和事实的枯燥历史，而是在写一部人类情感的历史。人人在事件过程中所想的、所记忆的。”

　　我认为，既然图书已成为报告文学的大本营，追逐社会热点就不再是报告文学的菜了，要将它让给新闻特稿、深度报道和调查性报道。报告文学前沿已不再瞬息万变的前线，而是在相对稳定的阵地。报告在报告文学的地位也要随之发生变化，报告不再是主角，是灵魂，它将成为平台，一个反映人的真实情感、真实感受、真实灵魂的平台。报告文学的采访难度不仅随着篇幅变长而加大，而且随着深度和内涵变化而加强，同时，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也要进一步加强。写作的难度将越来越大，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将越来越多，读者对真实性和精准性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刘斌：有人认为，报告文学这样一种文体即将从报纸消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晓军：报告文学基本上已经从报纸退出，现在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偶尔发一篇短篇报告文学之外，其他报纸已经不发了。全国有2202种报纸，出版有数千部报告文学相比，聊胜于无。不仅如此，报告文学在期刊也难觅踪影，全国有近万种期刊，学术的和专业的除外也有数千种之多，可发报告文学的寥寥无几，除两种报告文学期刊——《中国报告文学》、《中国作家(纪实版)》之外，《北京文学》每期发一篇，最多两篇，《当代》偶尔发一篇，再就没有了。

　　上世纪80年代，新闻文体只消息、通讯和新闻评论，出现了报告文学的繁盛。90年代后，出现了新闻特稿、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等文体，它们跟报告文学具有相同的基因——新闻性与文学性，它们的新闻性、节奏感、叙事速度均比报告文学强，更适合于报纸。它们占领了短篇报告文学的版面，取代了短篇报告文学的地位。短篇报告文学失去载体，也就渐渐消失了。

　　报纸并非全然排斥报告文学，当新闻性强，具有震撼力的中篇或长篇报告文学出现时，也会伸出双臂拥抱一下。如中国报告文学重镇——《北京文学》受到报纸的关注，《北京文学》刊发的许多作品被报纸连载与转载。2006年6月初，《北京文学》第6期校样上的一篇报告文学引起《北京青年报》的兴趣，想要连载。他们两家在同一印刷厂印制，彼此很熟。《北京文学》同意他们连载，不过要等6月15日见刊之后。可是，《北京青年报》连载的作品将在8日载完，如9日连载其他作品的话，就要等1个多月后才能连载这篇报告文学。最后，在《北京文学》出刊的一周前，《北京青年报》开始了连载。这篇报告文学在《北京青年报》和《北京文学》刊出后引起强烈反响，被《南方日报》《深圳晚报》《大众日报》《今晚报》等数十种报纸和期刊连载与转载，这篇报告文学就是《天使在作战》。

　　在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时，《北京文学》发表了《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在家长将孩子成才寄托于名校名师，忽视家庭教育和对孩子独立生活能力培养的前提下，《北京文学》发表了《富翁是这样打造的——对中国母亲的批判》；农村民主化进程中，当选的村主任无视村民意愿，他们刊发了《让百姓作主》……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之所能被报纸连载，就是这些作品具有较强的新闻性，所表现的内容是公众共同需要、共同关注的。

　　报纸的连载改变不了报告文学的这种转场态势。我很喜欢“转场”一词，我的脑海会出现这么一个场面：大雪纷飞，衰草寒烟，牧民赶着羊群去下一个牧场。报告文学的转场与牧民有所不同，对牧民来说，季节变化后，他们还会赶着羊群归来，报告文学则有去无回，再也回不到过去，回不到上世纪80年代在报刊上的那种繁盛。我们稍微留意就会发现，报纸加载的报告文学是同小说等文学作品放在同一版面的。

　　刘斌：报告文学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写作，要有良知、责任和担当，要有忧国忧民的大情怀、大悲悯，大作为，要旗帜鲜明，揭示真相，捍卫真理，维和公道，推进民主与公平，促进法制建设。报告文学从来不是风花雪月，轻歌曼舞，而是匕首投枪，直指社会假恶丑，所以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品深受人们喜爱，您的作品里充分体现了这些元素，请谈谈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公共知识分子写作的坚守与自觉。

　　朱晓军：美国波士顿市中心的小公园，有六座六层的玻璃塔并肩耸立，塔壁刻有被关进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代号和幸存者的留言，旁边有座一人高的石碑，上面刻着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撰写的碑文：

　　当初他们(德国法西斯)杀共产党，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

　　马丁牧师的忏悔如锥似刃地捅在我们的软肋，让我们痛在心上，思在心上，悟在心上。

　　自私是人类的天性，不可摆脱。我们在那个荒诞的年代——文革期间，试图改变过，在墙壁涂写“大公无私”、“宁愿为公前进一步死，绝不为私后退半步生”；我们“狠斗私心一闪念”，即便是拿了公家一颗螺丝钉，吃了生产队一根胡萝卜也要批斗与自我批斗。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像马丁牧师似的，不论父母，还是丈夫、儿女，无辜被批斗，被游街，被暴打，被判刑，被枪杀，不仅不敢作声，甚至高呼“打倒”，“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为什么？自私、懦弱。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每个人都像马丁那样以自私自利出发，以害人害已告终。人类是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动物。人类不能像老虎和雄狮那样独步非洲原野，是需要依靠群体和社会而存在的。可是，“马丁式的自私”，频频发生的无视他人死活的“冷漠”事件是人类生态的破坏。假如我们祖先要是这样的话，人类早就灭绝了。

　　报告文学写作者不仅是历史进程的记录者，也是参与者。报告文学不仅能记录历史，也能干预现实，改变现实。报告文学不仅能歌功颂德，为好人树碑立传，也能揭露黑幕，批判现实，追究责任。

　　有学者说，报告文学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的一种形式，它是作为社会良知的表现才备受推崇的。报告文学的写作者不仅要密切关注人类社会的命运与时代的发展变化，还要富于同情心，体恤社会底层的饥苦；不仅要有良心，有正义感，不为权钱所左右，不见利忘义，还要有勇气，有魄力，有胆识，有担当，勇于站出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报告文学写作者是忧国忧民的，有着医生的犀利目光，善于发现病兆，从繁荣中看到腐败，从鼎盛中发现衰败，从维稳中发现贫富的悬殊，应该看到工人和农民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的红利，有些农民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农村一群群光棍穷得讨不上老婆，一帮帮孩子被离家出走的母亲遗弃在山村；应该看到该分担改革成本的人却强占了改革的红利，弱肉强食仍然存在……

　　报告文学的写作者应该担当起社会责任，应该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应该有战士的姿态，勇于冲锋陷阵。“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鬼绝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来推磨。报告文学可以减少社会的阴暗角落，让鬼出不来。在社会腐败面前，报告文学写作者可以大有作为。在社会转型期，报告文学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文体。

　　刘斌：最后，请谈谈您目前创作的情况，今后的写作计划？

　　朱晓军：我始终认为，作品是作家创作的履痕和历程的记载，要想手中的笔不停下来，不仅要自觉地寻找新目标，还要不断地“还债”，也就是过去因种种原因没有完成的，把它完成……

　　我下一个计划是完成四五十万字的《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这是写了20多年的选题，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去北大荒采访知青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今年暑期采访上海知青、宝泉岭农场管理局原工会主席周军岳时，他却十分肯定地说，我第一次采访他是在1989年。如此算来已26年。

　　这部作品准备在2018年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前完成。

　　朱晓军简介：

　　朱晓军，教授、一级作家、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浙江省报告文学创委会副主任、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在《北京文学》、《当代》、《中国作家》等期刊发表作品百余篇，出版有报告文学《一个医生的救赎》、《高官的良心》、《让天说话》等12部，先后荣获鲁迅文学奖、“新中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和中国优秀短篇报告文学奖等奖项。现任教于浙江理工大学。

　　刘斌简介：

　　刘斌，资深媒体人、报告文学作家。作品有《从深圳起飞》、《崛起水晶城》、《深圳一号》、《雪域横起通天路》、《中国民航年轻机长》、《中国大学生空中小姐》、《名流访谈》等。

　　(选自《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5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