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传会：从万里海疆到万水千山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1月08日17:43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 刘斌

　　【采访手记】

　　采访黄传会副会长，从春夏之交约到深秋初冬，他忙我也忙，老是大错车。今日落定，商量见面地点，他说，可来海军大院我们政治部创作室，也可去现代文学馆报告文学学会办公室，我未加思索便回应，就到海军大院吧，预想上午采访他，下午顺路去原铁道兵大院看望一位老首长，讲点时间科学运筹吧。

　　雪后初晴，我走出公主坟地铁站，一个“兵”字映现眼前，十里长街从公主坟向西，“兵”的大院依次延展，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总参、炮兵、装甲兵、工程兵、301、铁道兵等等军队大院环环相连。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在玉泉路铁道兵大院度过的青春岁月。那里是我梦开始的地方，百万大裁军，含泪告别火红的军旗，但是，“铁道兵志在四方”的雄壮歌声时时在胸中回想。不知不觉海军大院到了，我收回难忘的思绪，道路两旁，银杏烈烈，黄叶纷飞，金毯铺地，美丽醉人。不远处毛泽东的高大塑像巍然屹立，“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标语牌格外醒目。宽阔的路上，军人来来往往，藏青的色冬季军装，火红的八一徽章，雪白的无檐帽，墨色的黑飘带，在蓝天下威严多彩，英姿勃发。

　　黄传会副会长未着军装，一身朴素便服，早早在凛冽的寒风中迎候，不时发短讯指引，让人倍感温暖。

　　在“兵”的大院，“兵”的氛围中，自然谈“兵”话“兵”言“兵”。起始聊的亲切热烈，战友情深，窗外寒风乍起，屋里春意盎然，香茗热饮，其乐融融，几近相同的经历一下因“兵”而更亲近了。然而，没有料到，由“士兵”提及“将军作家”这个称谓，黄副会长就义正辞严地叫劲了，还好，争论出真知，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又热烈的谈论起他从“万里海疆”到“万水千山”的创作正题了。

　　请看我们的别样访谈。

　　“将军作家”引发的话题

　　刘斌：黄副会长，我们今天在兵营大院，就先谈“兵”吧。访前我做了功课，知道您父亲早年病逝，母亲含辛茹苦抚育你们五个兄弟三个姐妹，并大情大义先后将五个儿子都送进了部队。一门出五“兵”，保家卫国，实在是共和国的典型光荣佳话。请先简单介绍一下您当兵的历程吧。

　　黄传会：好的，很高兴你选择在我的工作室与我聊天，平时，我喜欢在这里写作，窗外操场上不时传来军人训练的口令声让我兴奋，让我时时充满着一种激情。看来，你的访谈案前工作做得很周到，都深入到家庭了，那我就从我入伍当兵的情况谈起吧。

　　我出生在浙江省苍南县矾山镇的一个矿区，那里是世界闻名的矾都，明矾石的储藏量占世界的百分之六十，占全国的百分之八十，有600多年的开采历史。我就是在那个矿区里长大的孩子，父亲是矿里的职员，他1966年就去世了。母亲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支撑起了这个家，在那忙碌的双手操持下，五兄弟三姊妹居然没有一个辍学，想来真是奇迹。儿子是家庭的顶梁柱，尤其在父亲早逝的情况下，母亲却默默地，决然地，先后把自己用心血养育大的五个儿子全送进部队，这在小镇上是没有的事，在全县、全温州可能都没有。母亲虽然不识字，但不是没文化，她固守着中国传统的核心：家国文化，有家有国，有国有家。所以能把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五个儿子舍去当兵，这就是一个普通母亲的家国情怀。

　　我是1969年到福建连江黄岐半岛当兵的。当时我们国家有两个称为前线的地方，一个是中苏边境的珍宝岛前线，一个就是我当兵的地方福建前线。隔海相望对面就是蒋介石军队驻守的马祖列岛，当时海峡乌云密布，两岸关系紧张，火药味十足，我当的是海军海岸炮兵。

　　不幸的是我这位平凡、普通的母亲在今年的十一月一日去世了，我已经没有机会问她老人家：当年为什么不让辛苦养大的儿子留在自己的身边支撑门庭，分担辛劳，而都把他们送进军营？

　　刘斌：最近读了您的《中国海军：1949—1955》长篇报告文学，在书中您把当岸炮兵的经历作为一条副线也写了进去。海军史与个人经历穿插对应，时空交错，写法很有新意。您最初的文学梦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吗？

　　黄传会：在这部作品中我插进了自己三年的战士生涯。当时我在连队当文书，你知道文书一般都是连队的小秀才，那时候年轻，有激情，诗歌、散文、小说，还有说唱小节目，好人好事表扬稿等，什么都写。慢慢就给《海军报》投稿，记得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高高的石阶路》，在《人民海军》报上整版发表了。不过，我最早的“文学作品”是发表在连队的黑板报上的。

　　因为喜欢写东西，1972年，部队推荐我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那时候叫工农兵学员。三年半的大学生活，收获最大的是读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也为以后走上专业创作道路打下了基础。

　　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了福建前线老连队当指挥排排长，站岗、放哨，非常充实。幸运的是，1977年，海军政治部创作室恢复，急需补充年轻人。我竟然被选中了，我不认识任何大首长，也没有什么家庭背景，更谈不上给谁送礼，居然从一个排长一下子被选为创作员，直接从福建前线调到北京。你有何能何德？能够上大学，又被选调入海军政治部创作室，所以我一直怀着感恩之情，惜福之心，逐步从朴素的文学爱好走上了责任担当的自觉道路。

　　当时海军创作室实力雄厚，名家集聚。如，写过长篇小说《水下阳光》的王恺，写过《水手长的故事》《灯塔的故事》的高原，还有后来写过《甲午风云》、《巴山夜雨》、《傲雷一兰》的叶楠。在他们面前，我是一位文学新兵，虚心向老前辈学习。高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散文《灯塔的故事》，非常有影响。他告诉我，为了写这篇散文，他把东海的灯塔站都访遍了。这给予我很深的记忆和影响。这也是后来我常常要面对的“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这个问题。

　　刘斌：拿破仑有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您参军以后，步入了从士兵到将军作家道路，当年参军时，您是否也想到过会有当将军的一天？

　　黄传会：我当了45年的兵了，我可以告诉你，百分之九十九的士兵并没有想到要当将军，但他们都是好兵，是部队的基石。我当士兵的时候，哪想到将来要当将军？当时看见我们岸炮营营长，腰上别着把手枪，满脸严肃，就觉得是了不得的官了，每回见了他，连大气都不敢出。对拿破仑的这句话，我有我的认知和理解。先说“将军作家”这个称谓，我就觉得很不准确，听了也不舒服。

　　刘斌：大家称您为“将军作家”没有丝毫戏谑之意，都是发自内心的敬佩之语。据我所知，“将军作家”在我们部队作家群体里，数量是微乎其微，有李存葆、周大新、唐栋等，在报告文学界也只有您和邢军纪两位，你们两位的人品和作品都是令人称道，众口界碑的。

　　黄传会：“将军作家”，还有前几年的“文职将军”，都是不准确、不规范的称谓。军队的文职干部包括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军事院校的教师、医院的医务工作者、还有文艺工作者，走的是技术级，专业技术一共十二级，三级以上，可以享受军职待遇，如此而已。

　　将军是那些铁马钢枪、血染疆场的领军人物，而我们只是和平时期军营大院里的一介书生，是不配戴上“将军”这顶重冠的。

　　另外，称“将军作家”还很容易让人造成错觉，这就回到了对拿破仑那句名言的认知和理解了。拿破仑有他的人生观，价值理念，奋斗精神，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理念和奋斗精神，本质上是有区别的。现在社会上，工商界许多人也套用拿破仑的这句话，把它作为成就事业的一个导向标，我不敢苟同。现在“大师”、“名家”、“著名”等帽子满天飞，一个作家著名不著名，靠什么？靠作品说话，作品著名了，不用戴著名帽子自然就著名，作品一般般，自己说自己著名也枉然。夏衍的《包身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到现在我们还百读不厌，他们肯定是著名的。相反，那些不在作品上下功夫，过度去包装自己的，永远不被读者记住。

　　行走万里海疆，为海军修史立传

　　刘斌：作为一个海军的军旅作家，三十多年来您创作了大量海军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特别是反映中国海军百年历史的三部曲：《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逆海——中华民国海军纪实》、《雄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纪实》，还有《潜航》《中国海军：1949—1955》等，请您谈谈海军题材的创作。

　　黄传会：记得我1979年到海政创作室的时候，刚开始什么体裁都写，诗歌、散文、小说，包括影视文学，1990年以后，便开始专攻报告文学，屈指一算，已近30年了。其中，有成功，也有教训，有经验也有曲折。当初，我下决心把万里海疆所有有海军驻守的岛屿都跑一遍，从80年代初开始，我从旅顺口跑起，到烟台、青岛、上海吴淞口，浙江舟山群岛，福建沿海，广东汕头，海南榆林，一直到西沙群岛，用了三年的时间，基本上都跑遍了。万里海疆给了我丰沛的创作源泉。记得旅顺口外有一个叫圆岛的小岛，岛子很小，上面有海军一个观通站。岛上没有土，干部战士利用出差探家的机会，带回了一袋袋一箱箱的土，填筑了一小块一小块的梯田，种上了菜蔬，被称为“一把土精神”。我还去过河北兴城外面的小海山岛，那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靶场，上面只有一名守岛战士名叫蔡德咏，他一个人已经在这里默默坚守了十年。孤岛十春秋，有多少汗水与枯寂？我在岛上呆了三天就有些受不了了，可他一呆十年。后来我写了篇短篇小说《设有靶标的小岛》，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把它拍成电影《天涯并不遥远》。

　　我还穿洋过海跑到西沙群岛，一天早晨，在永兴岛沙滩上突然发现两个孩子在玩耍，非常好奇，因为岛上只有军人和渔民，怎么还有孩子？到派出所一问，民警告诉我，一共有五个孩子是在岛上出生的，都是渔民的子弟，我跟踪采访了他们的父母，写了篇《共和国最南边的5个孩子》散文，发表在《文汇报》上……回顾走万里海疆的日子，至今记忆犹新，每个小岛都有创作题材。由于交通部不便，在西沙呆了三个多月，回北京时成了个“非洲人”。那时候，深入生活非常扎实。

　　海军是个多兵种军种，包括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岸防部队，还有观通雷达部队等，执行各种任务，生活丰富多彩。跟随驱逐舰巡逻海疆，跟随潜艇在水下远航，跟随破冰船到黄海破冰，它是文学创作的一座富矿，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有一次，跟随北海舰队的一艘潜艇在水下航行了八天，在那个不见阳光、呼吸的是再生空气的狭窄空间里，我感受到了什么是忠于祖国、什么是奉献精神。

　　我是名海军的作家，长期在海军工作、生活，必定会思考这支军队的历史。中国海军历史，从清末北洋海军成军算起，经民国海军，到新中国人民海军，三个历史阶段，近100年。海军作家写海军历史，责无旁贷，舍我其谁？我与创作室张帆合作，用了差不多10年时间，创作出了中国海军三部曲：《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逆海——中华民国海军纪实》《雄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纪实》，百年历史，百万字长卷，百余次悲壮海战，百余位英烈人物，用报告文学笔法记录、展现了中国海军的发展历程。

　　刘斌：中国海军三部曲，评论界认为是中国海军的文学长卷，并被新闻出版总署列为“纪念建军80周年重点图书”，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系统描写中国海军百年历史的文学长卷，作品以文叙史，外文内史，文史并重，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成为人民海军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扛鼎之作。

　　黄传会：俗话说十年磨一剑，中国海军史这把“剑”，我们磨了整整十年。我们尽力追求史料翔实，立论严谨，文学性强，人物形象丰满真实，叙事结构讲究，语言精妙生动，可以说是我们的心血之作。写这部作品最深刻的感悟就是使命担当，中国海军历史是一部悲壮艰辛的历史，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反抗外强入侵，为了复兴中华，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屈不挠，英勇奋斗，是应该载入史册的。特别是《雄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纪实》，记录了从1949年人民海军诞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到跨越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海军培养起来的作家，应该有责任担当的气魄，应该有高度的敬业精神，要耐得起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同时还要投入最丰沛的情感。这期间的酸甜苦辣，只有作者自己才能体会，不说别的，光浩如烟海的资料，我们的阅读量是以千万字计算的。

　　刘斌：在为海军修史立传的创作中，您特别提到“一头一尾”是重中之重的理念，我深有同感，请以《中国海军：1949—1955》这部作品为例，进一步阐述说明。

　　黄传会：海军的“一头”是指初创时期的五年，这五年是人民海军66年历史进程中打基础的五年，是关键时期，是出精神力量的五年。“一尾”是指最近十年，这十年是人民海军跨越发展时期，有了环球航行，有了亚丁湾护航，有了航空母舰，大长了军威国威。从文学创作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一头一尾”是最有东西、最有价值可写的。《中国海军：1949—1955》，写的是“一头”的故事。我用近半年的时间，扎入海军档案馆。每天一上班就进馆，下班最后一个离馆，翻阅了大量史料，把初创时期的电报文件都通读了，收集了大量创作素材。但是，这些都属于历史资料，是死的历史，还没有被激活。为了激活它，我从所收集的史料中寻找线索，寻找采访的蛛丝马迹。然后，到海军的一些休干所去采访健在的老海军，请这些亲历者口述活的历史。历经三年，终于完稿。它在海军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什么？就是因为海军初创时期，产生了许多人民海军的宝贵精神，比如，艰苦创业，勇于牺牲，吃苦耐劳，一往无前，这些今天依然“活”在海军部队中的精神，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并被逐步发扬光大，成了人民海军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必须有理想信念，如果没有精神支柱，就会失去生命力，如同没有灵魂。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在书写历史，同时也在书写精神。

　　刘斌：您的《潜航》是在追踪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创建史，作品以史料和大量口述史为基础，讲述了海军第一代潜艇兵生动丰富的故事，刻画塑造了一批老潜艇的感人形象，请讲讲这本书的创作情况。

　　黄传会：《潜航》写的是1951年刚刚组建的人民海军，派出275位官兵组成的潜艇学习队，到旅顺口向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学习潜艇的故事。这段历史在常见的人民海军史中很少提及，即便提到也是短短的几十个字。

　　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我在查阅史料时，发现当年潜艇学习队中的一位学员张予三，后来升任海军副参谋长。我把他列为第一个重点采访对象。采访尚未进行，2010年9月9日，我不慎摔伤，住进了海军总医院。一天晚上，在病区散步，偶然发现张予三将军也在同一病区住院。一问医生，得知他到了癌症晚期，病情危急。我不敢贸然打扰。隔了几天，老人情况稍有好转，我前去探望，并说明了自己想创作《潜航》的意图。老将军非常高兴，连说“这段历史值得写、值得写”，硬撑着虚弱的身体，他断断续续给我讲了许多当年的故事。我想做深度采访，却因为他的病体无法坚持，不得不中断。我出院半月后，传来了将军病逝的消息。在悲痛之中，我突然产生一种紧迫感，必须抓紧对健在的“老潜艇”进行一次抢救性的采访，这些健在的“老潜艇”，都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们的每一道皱纹，都深藏着人民海军的一段创业史。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采访和写作了，这是在抢救一段即将消失的历史……

　　深入多所海军干休所，请“老潜艇”们口述历史，获得大量鲜活的素材——那是档案里不曾记录的鲜活的“资料”。这些“老潜艇”，当年大都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低，从陆军刚刚来到海军时，有些人连海水是咸的都不清楚。上第一堂理论课，苏联教官开口就问，潜艇是根据阿基米德定律发明设计的，你们知道什么是阿基米德定律么？知道的举手。课堂上鸦雀无声，大家一脸茫然，举手的没几个。苏联教官耸了耸肩膀说，连阿基米德定律都不知道，怎么学得了潜艇？如此可见当年学习的艰难。潜心苦学，呕心沥血，坚忍不拔，筚路蓝缕。三年后，人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诞生。

　　《潜艇》出版后，我收到了许多潜艇官兵的来信，他们说感谢作家“留”住了一段珍贵的历史。

　　跋涉万水千山，为希望工程奔走呼号

　　刘斌：您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社会民生题材，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教育子女调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等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请介绍一下这一领域的创作情况。

　　黄传会：接触希望工程这个题材，有一个机缘。1990年，团中央成立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旨在救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当时，全国贫困地区每年有五、六百万的孩子因为家庭贫穷，而失学，辍学，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救助工程。很巧，实施这一工程的秘书长是我的温州老乡徐永光。他说：“写写我们希望工程吧，贫困地区还有那么多的孩子上不起学，你们作家应该为这些苦孩子呼吁呼吁！”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吧？”

　　春节刚过，我走进了离北京不过一二百公里的太行山区。在那些低矮的土房里，那么多的孩子，因为交不起每学期一二十元的学杂费而被阻隔在校门之外。他们那一声声“我要读书”的哀求，震撼了我的心，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心中升腾。接着，我开始了一次艰难的采访，从太行山到大别山，又从大西南到大西北，足迹抵达7个省(区)的20多个贫困县。随后，写出了《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这部作品反响强烈，冰心老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介文章。许多读者在读完作品后向希望工程奉献了爱心。我在书中写了广西平果县汤那屯五个失学女孩的悲凉故事，后来，这个小山村收到了26万元爱心善款。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一笔巨款。村里用这笔钱盖起了一座希望小学，修起了一段公路，架起了几公里的输电线，彻底改变了山村面貌。村民们感激地说，是北京的一位海军作家，使山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我听到后感到十分欣慰。

　　在贫困地区采访失学儿童的同时，我接触了许多乡村教师，当时乡村小学还有很多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让我感动。记得在太行山涞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我遇到一位名叫李恕的老师。1953年，作为涞源一中的首届初中毕业生，19岁的李恕，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当老师。在村小那块讲台上，一根教鞭和一本字典，陪伴他度过了四十个春秋。有的是祖孙三代，有的是父子两代，全村有文化的村民几乎都是他的学生。这中间，他曾经动摇过，也有调离的机会，可是，一想到自己走了，没人接班，孩子们就要失学，他又坚持了下来。临走时，陪同我采访的领导问他还有什么困难没有，他犹豫了片刻说：“村里不通电，晚上备课和批改作业都要靠煤油灯，分配的煤油实在不够用(那时候的煤油还按计划供应)，看能不能每个月多供应一斤煤油？”这便是一位在山村默默无闻坚守了大半辈子的老教师唯一的要求！在海南岛的乐东县，我采访的一位中年教师，已是肝癌晚期患者，但他仍坚持在三尺讲台上。他说只有和学生在一起才能缓解一些病痛。在他破旧的卧室里，我发现窗台上放着两盏煤油灯，一盏带灯罩的比较大，另一盏是用墨水瓶改的很小。问他为什么有两盏灯，他说只有在改作业的时候才用那盏比较大的灯，平时都用那盏小灯。教师是给学生送光明的使者，可他们自己却享受不到基本的光明。

　　在遵义，我还采访过一位女教师，她叫王怀木。那所山村小学，就她一名教师。她像一名战士一样，在那块阵地已经坚守了十几年了。她生过四个孩子，不可思议的是全都是她自己接生的。生第一个孩子时，上午还在上课，中午感觉肚子疼痛难忍，刚进家门，孩子就落地了，剪脐带的剪刀来不及消毒，结果没过几天，孩子被病毒感染死了。她的三女儿两岁时不慎摔了一跤，脊椎骨摔伤了，送到县医院，医生说可以治，但必须住院。王怀木思前顾后，一是没钱，二是自己还得赶回去给学生上课，不得不把孩子又背回了山村。时间被耽误了，女儿成了驼背，终生残废，她说：“现在一看到三女儿我就想哭，这辈子我欠女儿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

　　如果说战争年代，最可爱的人是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那么，和平时期，我觉得最可爱的人就是这些乡村教师。他们在贫瘠的土地上，耐得住寂寞，忍得住清贫，年复一年，默默耕耘。我们曾经把教师比喻为蜡烛，我以为乡村教师是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

　　我是含着热泪写出《中国山村教师》的。

　　1996年，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战”，用7年时间解决800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我又多次深入到贫困地区，尔后创作了《中国贫困警示录》。后来评论界把这三部报告文学称为“反贫困三部曲”。有朋友戏称我是“反贫困作家”，说我有“贫困情结”，那是“黑色幽默”。贫困不是好东西，世界上有谁喜欢贫困？什么叫“反贫困”？“反贫困”就是要让天下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能接受教育，过上有尊严、有阳光、有希望的日子。尽管用报告文学来“反贫困”，其力量是相当有限的，但起码可以反映民间的实情，传递百姓的心声，尽一名作家的良心和责任。

　　几年后，中国青基会的朋友告诉我，现在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里，有千八百万农民工子女面临上学的困难，我的第一个反应又是：“不可能吧？”但是，当我走进那些低矮破烂的棚区；走进城乡结合部打工子弟学校那一间间昏暗的教室；走进农民工子女的心灵深处时，我禁不住为这个庞大群体艰难、尴尬的生存状态而震惊和忧虑！

　　在与农民工子女的交谈中，他们一次次地问我：“为什么我们的命运与城里孩子不一样？”“为什么城里有些叔叔阿姨老用歧视的目光看着我们？”“为什么政府不要我们了？”这一个个“为什么”，让我意识到农民工子女教育所面临的迫切性、复杂性和严峻性。一位社会学家则说得更尖锐：“我们的政府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现在或许还看不出来，但若干年后，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

　　当你意识到农民工子女能不能接受基本的教育，能不能健康成长，都市能不能接受他们，将关系到社会稳定、社会发展时，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拿起笔来？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写出了报告文学《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一位评论家对我说：“在你的作品中，我读到了两个字：‘焦虑’”。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让人“焦虑”的事情，我们作家无职无权，又没有钱，但起码可以去“焦虑”吧。

　　那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到北京海淀区永定路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看望师生，在黑板上意味深长地写下了一行字：“在同一个蓝天下”。后来，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允许农民工子弟进城市学校读书。有人说我的这部报告文学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刘斌：您的《新生代农民工》去年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协副主席、第六届报告文学评委会主任何建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黄传会坚持报告文学创作近30年，他这次获奖是众望所归。”请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动因。

　　黄传会：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名称——这些80后、90后农民工，已经占到一亿五千万农民工总数的60%，大约有一亿人左右，并以每年一千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重大问题。如同不可一日无电、不可一日无水一样，我们的每一座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不可一日无农民工的时代。

　　对于这样的题材，我又“蠢蠢欲动”了。还是采取笨办法，到他们中去，其实并不复杂，即便在我们海军大院这座军营里，也有不少青年农民工。有一天，我对小菜场一位小伙子说，我想跟你卖一天菜。他吓了一跳，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个记者(说记者他好懂些，作家离他更远)，就想了解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状况。他沉吟了片刻说，跟我卖菜可是很苦的哦，早晨四点钟就要起来。我说你一年到头都不怕苦，我跟你一天还有什么说的。第二天凌晨四点，我穿上军大衣，戴上棉帽，蹬着辆自行车，跟他到了岳各庄批发市场，看他是怎样进菜的。一阵忙碌过后，七点多钟，农民工拉了满满一三轮车菜进了海军大院，然后又要将菜一剁剁整齐地码好。这时候，他才有时间泡了袋方便面。中午和晚上快下班两个时间段，是生意高峰，他的媳妇也来帮忙。他们的孩子放学后，就趴在菜摊边做作业。我跟他们卖了一天菜，腰都快折了，当然也亲身感受到了农民工的艰辛。

　　接着，我到了几个大城市，做了大量的采访，结识了各行各业的许多青年农民工。倾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打工史，倾听他们倾诉心中的酸甜苦辣，倾听他们描绘自己或远大或不远大的愿景。他们的祖父作为第一代农民工，身背蛇皮袋走进城市，仅仅是为了获得温饱；他们的父辈作为第二代农民工，肩扛编织袋走进城市，追求的是致富；而他们却是拉着拉杆箱走进城市的，他们在打工的同时，不断在寻找自己的价值，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要让自己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而且，从进城的第一天起，他们便开始了自己的“城市梦”……

　　越是接近他们，越是了解他们；越是了解他们，越是让人感到忧心忡忡。我强烈感受到：新生代农民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在城市生活、工作得十分艰难；城市已经离不开新生代农民工了，但城市并不情愿接纳新生代农民工。这些都是亟待解决，却非常棘手的问题。

　　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写这本书？你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解决些什么问题？我无以回答，甚至感到有些茫然与无奈。作为一名作家，人微言轻，我能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呢？噢，对了，我可以为他们代言啊！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表后的这几年，政府对于农民工政策已经做了重大调整，农民工的境况也有了比较大的改观。

　　获“鲁迅文学奖”当然是件非常愉悦的事情，它是能给作家以创作动力的。

　　我在获奖感言里谈到——

　　我获奖的书名是《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其实，我自己也是为文学打工的。

　　我为文学打工，文学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文学给了我精神家园。文学同时赠我一支笔，让我留住了时间和空间，让我记录下这个时代，让我记录下这个时代我所感兴趣的人物。

　　为我托起鲁奖这座沉甸甸奖杯的是我笔下的那些人物：为人民海军的创建、发展、壮大筚路蓝缕、殚精竭虑的几代海军官兵；贫困山区那些充满着饥渴目光的少年儿童；在贫瘠的山乡默默耕耘、像是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一般的山乡教师；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大军。当然，还包括为中国的航母事业悲壮殉职、我将他称之为科技知识分子典范的罗阳。还有……很多、很多。

　　社会责任是报告文学作家的“第一要素”和“第一修养”。有人说：“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那种关注历史进程、关注民众生存状态，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忧患国家与民族前程的作家，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我一直努力这样去做。

　　一个民族是需要品格的；

　　一个民族是需要精神的。

　　愿文学永远滋润着我们民族的品格和精神！

　　关于报告文学创作

　　刘斌：刚才谈了您的一些作品的创作情况。您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已近三十年了，一定会有许多心得体会，下面我想就报告文学这个文体我们交流一下。

　　有人说“七分题材，三分写作”，足见选材对于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性，请先谈谈选题吧。

　　黄传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的文艺座谈会上，讲到现在的文艺作品“有高原缺高峰”，一语中的。近几年，报告文学作品不少，但有筋骨、有魅力的作品不多。一位作家同行是这样评述当下报告文学创作现状的：“当前的报告文学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一些作品平庸而又粗糙，语言很不讲究，大量作品的立意从属于新闻报道，几乎谈不上文学作品所必须的艺术结构，这怎么能征服读者？”

　　报告文学是种非常独特的文体，首先它必须是真实的，它不能像小说那样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去虚构、去编造、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在真实的前提下，创作出有思想性灵魂和艺术性气质的精品力作，的确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是需要下苦功夫和硬功夫的。

　　先说说选题。

　　记得一位评论家说过，每个时代，总是存在一些让人们最为焦虑和痛苦的问题。这种包含着时代重大问题的题材，可以称之为“时代的迫切性题材”。与这些题材相关的人物与事件，不仅严重而普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甚至改变了历史的前行方向。如果一个时代的作家，或是由于无知，或是由于恐惧，或是由于傲慢，而无视或者逃避这样的题材，就是失职和失败的。

　　“时代的迫切性题材”这个词用得太准确了。新时期以来，像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柯岩的《船长》、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袁厚春的《百万大裁军》等，都是“时代的迫切性题材”。近些年像何建明、赵瑜、王宏甲、李鸣生、徐剑、蒋巍、李春雷等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也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堪称“时代的迫切性题材”的作品。像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根本利益》《国家》《南京大屠杀》，一部比一部“迫切”，一部比一部厚重。

　　选题，实际上是在考验一名报告文学作家的眼光，考验他(或她)的“文学综合实力”。“文学综合实力”是一个作家思想、学养和生活的总和，缺一不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与前辈作家相比，我们还缺了些什么？鲁迅本身就是位思想家，是民族精神领域里的一面旗帜；钱钟书学贯中西，我们连他的《管锥编》都不一定能读懂；还有生活，我们经历过多少生活的磨难呢？我们该补的课还有很多很多，这些短板都可能障碍了作家的眼光。

　　老艺术家阎肃是这样来诠释军人的“风花雪月”的，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这实际上也是他作为一名军旅艺术选材标准。

　　选材绝对是有奥秘的，这种奥秘藏之于作家的心中，藏之于作家的眼中。否则，一群作家到同一个地方采风，为什么有人能出美文，有人则是平庸之作？

　　每当选中了一个题材，下笔之前，我总是要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它？作品发表后，有没有可能在读者中引起一点反响，或者是读者有没有阅读兴趣，如果基本没有，就如同拿一块小石头向河里扔去，假如连响声都没有，你还扔它干啥？

　　我们强调“时代的迫切性题材”，并不见得都是“宏大叙述”，都是“中国XXX”、“全景性”、“大扫描”……一些小人物、小故事，只要你的笔力够了，照样可以写出大境界，写出精彩来。

　　日新月异的时代生活为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我们仍需继续努力，才能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

　　刘斌：您一直强调“报告文学是走出来的”，为什么？

　　黄传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剧烈的变迁之中，波澜壮阔，泥沙俱下，这种“剧烈的变迁”，对于作家来说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

　　2012年11月25日，我在外地出差，早晨，我习惯性地打开电视机，收看新闻节目，忽然间，屏幕上只见一架舰载机从空中呼啸而来，绕着辽宁号航空母舰一转弯，二转弯，放下起落架，放下尾钩，进入“下滑道”，在震天动地的轰鸣声中，舰载机在阻拦索系统的作用下，滑行数十米后，平稳地停了下来。

　　这是中国自己设计生产的舰载战斗机在第一次在辽宁舰成功着舰……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隔天清晨，传来的却是歼15舰载机试验现场总指挥罗阳不幸殉职的噩耗。在荧屏里我看见罗阳离舰时的画面，他那疲惫而又悲壮的微笑，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2月11日，我带领中国作协组织的一个采访团，赴沈阳采访罗阳事迹。

　　非常惭愧，我原来对航空界了解甚少，除了乘坐过民航，其他是一无所知。甚至，有时还把航空与航天混为一谈。

　　罗阳以自己倒下的代价，让我们得以看见了他身后的那个团队，那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团队。通过在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和沈飞公司几天的采访，可以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我的感受。我走进了航空这个完全崭新的领域，而这个领域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来说是如此的至关重要。中华民族对于航母可以说是百年期盼，我们的航母下水了，谁会想到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舰载机能在几个月后便成功着舰。罗阳是航空人的代表，罗阳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正如中航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说的那样：“怎么评价罗阳都不过分。”

　　从沈阳回京后，我写了篇万字报告文学《悲壮罗阳》，发表在《人民海军报》和《文艺报》上，我向罗阳敬献了一只心灵的花篮。

　　然而，在接下的日子里，罗阳那疲惫而又悲壮的微笑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罗阳精神激发奋进力量，罗阳精神引领着时代前行方向，我的心头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罗阳情结”。我隐隐约约觉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便是所谓的“创作冲动”。

　　这回是我主动向中国作协请缨：为罗阳写本书。有朋友关切地问我：“罗阳值得你花这么大的心血吗？”当我对一个题材有了自己独特的判断之后，我不愿再做过多的解释。

　　经过艰难采访和苦心创作，《国家的儿子》诞生了，它获得第十三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如果不是满怀激情投身于时代，不是扎扎实实深入生活，我是无缘与这样的题材相遇的。

　　所以我一直坚信“报告文学是走出来的”，“走”是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通俗解释。只要作家真正贴近生活，便会发觉生活本身就是文学，就如同博尔赫斯说的那样——“现实远比虚构更为神奇”。

　　我在创作《潜航——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追踪》时，在干休所采访了许多“老潜艇”。说到当年遇到的困难，一位“老潜艇”说：“你知道吗，我们到苏军太平洋舰队第二天，还发生了一场‘罢饭’事件？”“罢饭？”我很惊奇！“老潜艇”告诉我，他们到达营区当天中午进了饭堂，餐桌上摆的是黑面包、奶油、腌生咸鱼、蔬菜沙拉。有人咬了口黑面包，又硬又酸。有人夹了片腌生咸鱼，刚嚼了两下，又腥又咸，立即退了出来。晚餐，还是黑面包，加了个有些怪味的火腿肠。这都是些什么吃食？第二天早餐，进饭堂的人员不到三分之一。罢饭，问题严重了。学习队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竟然会是吃饭问题。党委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吃好饭”。如果不深入采访，像这样生动的故事是难以抓到的。

　　刘斌：近年来，常见读者对一些报告文学作品诟病，认为“报告”有余，“文学”不足，因此能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不多，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黄传会：我也有同感。有人说，现在是一个“全民文学”的时代，计算机技术让写作与分享空前便捷，网络让所有的写作者都拥有了展示平台。而微信、博客、视频的利用，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空前的畅通，这对报告文学创作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发生，电视台24小时实况直播，由亲历者和志愿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更是相互转发，信息大爆炸，靠独家新闻、靠“揭秘”的时代过去了。

　　时代在给报告文学作家出难题了，我们该怎么办？

　　报告文学不同于新闻的快捷写作，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必须见思想高度深度，又必须有艺术感染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而这两者又必须靠文学手法来展示，因此，我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看得特别重。

　　文学性包含的内容很多，结构、细节、语言等等。

　　有人说：“报告文学创作长期以来，结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好的结构如同精美的建筑，故宫的皇家气派、人民大会堂的泱泱大气，还有鸟巢、国家大剧院等特色各异。

　　好的作品也是如此。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第一、八、十一小节，三次用到“陈氏定理”的三个小公式。作者明明知道他自己不懂、读者也不懂这三个公式是什么意思，却一而再再而三在用，实际上作者别有用心，他就是想让你不懂，由此增加“哥德巴赫猜想”的神秘性；同时，他用这三个公式，把文章巧妙分割成三个板块，形成了精致而又独特的结构。

　　黄宗英的名篇《大雁情》，写一个女科学家献身西藏植物研究的故事，它的篇章结构是通过苦心孤诣设置的一个个标题来确定的：她，她？她？？她，她？？？……非常巧妙，像一件工艺品。

　　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通过地摊上发现的巴金的七封信，两条线来写：一条线是作者去寻找黛莉；另一条线是信的内容，延伸至巴金当年的文学活动。地摊上偶然发现的七封老信，在有才华的作家笔下，成就了一篇佳作。

　　说到结构，要像戏剧家学习，戏剧家是最讲究结构，最会结构的。那年我去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写罗阳，我们是在罗阳去世后半个月赶到沈阳的，我们去时，人家沈阳话剧团已经将罗阳的话剧立起来了，正在紧锣密鼓排练之中。你甭管这个戏后来的命运，人家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能把一个戏架子搭起来，我算是服了。小说家也厉害，一些原先写小说的，现在改行写报告文学都写得不错。人家懂得结构，语言也好。

　　我在创作《中国海军：1949—1955》时，也遇到结构问题。人民海军初创这段历史，至今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这种老皇历你再从“一”开始写，太沉闷了，读者没有耐心。我在查阅史料时，发现人民海军诞生日——1949年4月23日这一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时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张爱萍的秘书和新华社记者，四个人有完全不同的四种说法。我一下子楞了，这四个人可以说都是权威的知情者，然而他们对这一天发生的事却说法不一。兹事体大，现在才过去半个世纪，都没给它弄清楚，将来我们子孙后代就更不容易弄明白了。后来，我找到了当年张爱萍组建华东海军海军时他的秘书，这位老首长已经91岁了，他口述的历史相对来说应该是最权威，最准确的。有了，我这部报告文学的第一章，就从人民海军诞生日这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写起，提出悬念，然后去追踪，进行辨析，读者也不知不觉地被吸引了进来，目的达到了。

　　现在我每抓到一个题材，下笔之前首先要考虑篇章机构，翻过来、倒过去，怎么开头，怎么发展，怎么结尾，就像盖房子，先要把架子搭好，架子搭好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一生能写多少题材？我写了近三十年，才不过写了十来个题材。要珍惜你觉得值得写的每一个题材，要千方百计将它打造成一件件艺术品。

　　刘斌：读您的作品会不时读到一些精彩的细节，比如山村教师的“煤油灯”、“老潜艇”的“罢饭风波”等，我觉得您很善于发现和捕捉细节。

　　黄传会：我先说个小故事。还是以《中国海军：1949—1955》为例，我到南京干休所去采访一个叫宗韵旭的“老潜艇”，他将自己大半生都交给了海军潜艇事业，后来是从潜艇支队参谋长的岗位上离休的。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偏瘫，没有了语言表达能力，都是他老伴给他“翻译”的。老伴当年是上海的中学教师，他们结婚后，“老潜艇”就动员她去海岛，那时候的年轻人单纯，她到教育局办理调动手续时，管公章的人很严肃地说，到我这里来的都是千方百计想调进上海的，还没有一个从上海调出的，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待我这个章盖下去，你就永远得离开上海了。她老伴毫不犹豫地说，盖。就这样她随军到了海岛。她告诉我，宗老将自己大半生都交给了海军潜艇事业，离休后，他的心依然牵挂着海军。女儿准备找对象，他唯一的要求是女婿必须是干潜艇的。女儿按照他的要求找了个潜艇航海长。女儿在上海工作，几年后，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女儿求父亲把女婿从海岛上调到上海。他一听急了，说：要调你调到岛上去。当年，我在海岛工作，你妈妈在上海教书，为了支持我的工作，结婚第二年，就调到了岛上，一呆就是二十四年……去年，宗老患病，半身瘫痪，语言障碍。但宗老每天有一件事是必做的：晚上九点准时收看电视台的海况预报。一般人对这个细节可能会一听而过，然而当时我的脑子像是被什么猛击了一下，我知道当过支队参谋长的宗老，尽管离休在家，他依然习惯性地在关注海况，多大风，多大浪，舰艇能不能出海……因为他心中永远有一片海。就这么个细节，让这位“老潜艇”的形象在我的心中立即站起来了——这位“老潜艇”的心底中，一直藏着一片深深的海啊！

　　我再给你讲个细节。

　　长篇报告文学《国家的儿子》有个细节，一位老师傅，为了求罗阳给他大学刚毕业的孙子安排工作，给罗阳送礼，书中原来是这样描写的：

　　“罗总，给您添麻烦了……这里是两万元……”说着，杨圣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信封。

　　罗阳的脸色忽地变了，“您这是什么意思？”

　　杨圣杰支支吾吾道：“我不是给您的，是给您手下的工作人员的……”

　　“杨师傅，在您的心目中，我罗阳的人格就值这两万元吗？”罗阳满脸严肃，他钻进车里，把车门“嘭”地一关，走了。

　　我将书稿寄给罗阳夫人王希利，请她提提意见。几天后，她在电话里问我：“黄老师，杨师傅是不是明确说罗阳很不高兴，钻进车里，把车门重重地一关就走了？”我说：“这倒没有，他只说罗阳没有收钱。我自己觉得这件事很伤罗阳的自尊，通过罗阳‘把车门嘭地一关，走了’这样的描写，来反映罗阳心中的不愉快。”王希利说：“凭我对罗阳几十年的了解，即便他当时心里不高兴，他也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的，他会设身处地为老人家着想，会觉得老人家也是不容易的，为了孙子的工作，还得出来送礼。他根本不会重重把车门一关就走了。因为他怕伤了老人家的自尊心。他永远都为别人着想——这就是罗阳！”我说：“我明白了。”

　　于是，我将这段文字，做了逐字逐句的修改：

　　“罗总，给您添麻烦了……这里是两万元……”说着，杨圣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信封。

　　罗阳有些不解，“您这是什么意思？”

　　杨圣杰支支吾吾道：“我不是给您的，是给您手下的工作人员的……”

　　“杨师傅，您怎么能这样？”尽管罗阳心里很难受，但他还是强压住，他怕老人家尴尬。他钻进车里，摇下车窗，朝老人招了招手。

　　我再一次体会到，报告文学创作是“带着镣铐在跳舞”，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差误。

　　如何才能捕捉到那些鲜活的细节，这不是一句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这实际上是一名作家经验的积累。

　　刘斌：您有一篇短篇报告文学《三个太阳》，先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后被选入江苏版中学语文7年级课本。这篇作品短小精巧，特别有韵味。能谈谈这篇作品吗？

　　黄传会：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始赴南极科研考察，并在南极建了长城站。我们创作室有位画家的爱人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画家，名叫陈雅丹，经过申请，她也被批准跟随第三批考察队赴南极。当时她是国内第一个赴南极的女性。我觉得这件事有些意思，便对她进行了一番采访。她给我讲了传奇式的南极之行，讲了许多南极人的故事。女画家的父亲是名地质学家，解放前夕是我国第一所地质所的所长。她父亲是借用雅丹地貌给她起的名字的。陈雅丹发现在南极站负责地质考察的科考队员，居然也是来自地质所的。这看似有些巧合，但却有着内在相关联的东西。

　　采访是聊天式的，我问她在南极画画了没有，她说画了，画了不少科考队员的速写，还画了南极的风光。停了停，她突然说：我还给他们留下一幅壁画呢！壁画？我来了兴趣，什么壁画？她说，快离开长城站时，科考队长说：画家，你来次南极不容易，你得给我们留幅画做纪念啊！她想想也是，正好长城站餐厅墙上是空的，她便在墙壁上画了一幅画。我问她画了什么内容，她说画了南极美丽的雪景，画了长城考察站，正在工作的考察队员，还有企鹅。她又说，对了，我突发灵感，在画面上部画了三个太阳，一个白色，一个淡绿色，一个橘红色。我问：为什么要画三个太阳？她说我也不知道，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灵感吧……我想，可能是看到南极太冷了，画家多画了两个太阳，希望能给冰冷的南极带来温暖；也许三个太阳代表一家三口……文章写好后，我毫不犹豫地取名《三个太阳》。

　　刘斌：您觉得这篇作品为什么会入选中学语文课本？那可是非常挑剔和严格的。

　　黄传会：也许是一种偶然吧。不过这篇短报告文学采访非常到位，结构是下了功夫的，写得也中规中矩。后来教科书里说这篇文章肖像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神态描写、细节描写都可圈可点，很适合中学生学习。其实在写作时，我哪考虑那么多，什么段落大意啊，中心思想啊。

　　还有个插曲，我有个朋友的儿子在育英中学读初一，有一次，在检查孩子作业时，发现这篇文章，他说：黄传会是我的朋友。他儿子说：你吹牛吧，黄传会文章是和毛泽东文章放在一起的，你怎么可能认识他。他儿子到学校跟语文老师一说，老师说，那你请黄伯伯给我们做个讲座。我老老实实去了，回答问题时，学生们问我三个太阳有什么含义？语文课本是要求标准答案的，这下把我难住了……

　　刘斌：您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后，听说差一点要打一场官司，是这样吗？

　　黄传会：《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获奖后，我的喜兴劲儿还没完，本书的责任编辑电话打来了，说：您的大作侵权了！我疑惑不解。她说：我们接到一位农民工的短信，说您在《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一书中，引用了他的两首诗，既没得到他的同意，也没付给他稿酬，他要讨个说法，准备跟出版社和作者打官司。楞了十几秒之后，我赶紧翻开书，一找，发现确实在第四章《皮村文化》里引用了这位青年农民工的两首诗。是2009年岁末，为了了解青年农民工的文化状态，我找到了京城东郊一个叫皮村的地方。在皮村这个与大都市紧密依存的“打工者部落”中，有他们自己的子弟学校、艺术团，还有他们创建的打工博物馆。在采访艺术团负责人时，他送给我一本《打工者之歌》小册子，这是他们自编自印的，内容有歌曲、诗歌、故事、小话剧等。尽管作品还比较粗糙，但都是农民工自己创作的，因此显得特别鲜活，特别有生活气息。后来，在写作《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时，我在书中引用了几首农民工的诗作，包括这位准备与我们打官司的小伙子两首。坦白说，当时在引用时我压根没有想到会不会侵权的问题。

　　放下电话，我的心情有些沉重，搞了三十几年创作，从来没侵过权，没想到这部写农民工的作品，因为引用了农民工创作的诗作，却被诉侵权了。更没想到写农民工居然要与农民工打官司。不过，我心头又升起一团疑雾——我侵权了吗？没错，我是引用了他的两首诗作，但我是署上他的名字的啊。如果这算侵权，那么以后在作品中要是引用鲁迅、郭沫若的文章，引用艾青、贺敬之的诗词，算不算侵权呢？如果都是侵权，那可麻烦了。

　　我想起来了，中国作协有个权益保障办公室，电话拨通了，吕主任听完我的叙述，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侵权了！”吕主任解释说：“著作权法规定，所有的自然人在去世50年后，他们的作品便进入了公有领域，在尊重著作人的精神权利前提下，即尊重作者的署名权和作品的完整权，可以自由引用。但引用去世不到50年的及在世的自然人的作品，必须征得其本人或其继承人的同意。如果引用的部分不构成引用者作品的主要部分或实质部分，并且在量和比例也适当，才算作‘适当引用’，可以不经授权。你在《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中，引用了某某的两首诗，都是全文引用，且未经本人授权，也未付稿酬，当然是侵权。”

　　我真侵权了！我呆愣在办公桌前，脑子有些发懵，想不到，不经意间竟会侵权了。我打电话对责编说：“我们侵权了，应该怎么办？你去征求一下你们出版社法律顾问的意见。”律师的意见是此事已过了诉讼期效，可以不予理睬。我刚轻松了片刻，却又陷入矛盾之中。不理睬是最省事省心的，但可以不理睬吗？我一直认为农民工是当今社会的弱势群体，却苦于手中无权无钱，不能给予什么实质性的援助，只能用自己手中的笔，从道义上为他们鼓与呼。特别是对社会上一些人无视农民工权益，我总是心怀不平。现在，我自己侵犯了一位地位卑微的青年农民工的著作权，我能借口因为自己是无意的而原谅自己吗？不行，我不应该原谅自己，错了，就必须承认自己的过失。尽管已经过了诉讼期效，仍然必须赔礼道歉并赔偿对方的损失。当然，期望能友好协商解决，最好别打官司。

　　吕主任嘱咐过，如果自己难以处理，也可以授权由权益部帮助解决。我思考再三，觉得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是由于自己的无知惹下的“祸”，还是应该自己亲自去解决。

　　刘斌：是您亲自解决的这个难题吗？

　　黄传会：是的，我打电话直接找到了那个被我侵权的当事人。我说：“小伙子，首先我要诚恳地向你表示道歉，在没有得到你授权的情况下，引用了你的作品，侵犯了你的著作权；同时，我愿意按照国家的规定，双倍付给你稿酬，你觉得怎样？”沉默了片刻，小伙子说：“你让我想想吧，明天答复你。”第二天，我又拨通了他的手机，这回小伙子口气明显变得缓和了，他说：“黄老师，我同意您说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高兴地说：“那好啊，感谢你的理解和支持。对了，你的诗歌写得很不错，一看就是从生活中来的，也挺有文采，现在还写吗？”小伙子说：“基本不写了，实在是没时间，忙不过来！”我鼓励他：“你应该坚持写下去。我虽然不写诗歌，但有写诗的朋友，你如果有作品需要请老师指点，我可以帮你介绍。”

　　两天后，我将拟好的《友好协议书》寄给了在湖北的那个小伙子。

　　通过几次电话交流，对这个小伙子的情况我也有了深入的了解。他1983年出生于湖北孝感农村，家里实在太穷，16岁就辍学了。后来外出打工，干过建筑工、流水线工人、推销员、保安员。8小时之外为了打发时间，大量读书。这期间，他还参加了北师大继续教育学院中文专业自学考试，5年中通过了24门课程，拿到了大学本科自考文凭。尔后，被一家媒体聘用。小伙子的经历让我感动，相识太晚了，否则，他一定也会被我写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中。后来，在电话里，这个小伙子对我说：“黄老师，发生了这件事，我，甚至所有农民工，都给您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了吧？其实，我并没那么坏，我也根本没想要讹您的意思，主要是农民工一直不被社会所承认，心里多多少少总有一些怨气……所以当发现我的诗歌被您的大作引用时，我才采取了那样的行动。其实，从我内心说，您引用了我的诗作，是对我的肯定，也等于为我做了宣传，我还应该感谢您！请黄老师谅解和理解……”

　　我连忙对他说：“我理解，我完全理解！”

　　不久，小伙子寄来了几首诗，诗写得真不错，带着土地的芬芳和青春的思考，我将它推荐给了报刊的朋友。

　　因为侵权，我增强了著作权、版权意识。处理这件侵权事件，我感悟到在当今这个充满着矛盾的世界里，只要你真心、真诚，许多问题都是可以化解的。由无意间侵权而带来的后续故事，令我三思，又让我感到非常温馨……

　　刘斌：通过您对这件事的处理过程，我感悟到一名作家，要想写出好作品，同时要把人做好！

　　黄传会简介：

　　黄传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海军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副主任、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著有长篇报告文学《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发现青年》、《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逆海——中华民国海军纪实》、《雄风——中国人民海军纪实》、《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为了那渴望的目光——希望工程20年纪实》、《中国婚姻调查》、《军徽与五环辉映》、《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潜航——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追踪》、《中国海军：1949—1955》等。

　　其报告文学作品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中国报告文学奖”；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新中国60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改革开放30年优秀报告文学奖”；第一届、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第六届、第九届、第十三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等。短篇报告文学《三个太阳》入选中学语文课本。

　　刘斌简介：

　　刘斌，资深媒体人、报告文学作家。

　　作品有《从深圳起飞》、《崛起水晶城》、《深圳一号》、《雪域横起通天路》、《中国民航年轻机长》、《中国大学生空中小姐》、《名流访谈》等。

　　(选自《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6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