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纯:不能错过难得的机遇

　　《一座营盘》陶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陶纯，1964年出生于山东西部的东阿县陈店村。1980年入伍，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创作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阳光下的故乡》《芳香弥漫》《像纸片一样飞》，中短篇小说集《恋爱季节》《子弹穿过头颅》《雨中玫瑰》《坐到天亮》等。另外创作电影剧本《钱学森》，电视剧剧本《红领章》《雄关漫道》《国家命运》《刑警队长》等7部。

　　军队反腐题材长篇小说《一座营盘》，以我军某个军级建制的基地为背景，展示了三十多年来老中青三代官兵走过的历程，被认为是“所有营盘的缩影”。小说涉及的人物之重，级别之高，问题之大，前所未有。著名评论家朱向前评价说，从题材上讲，《一座营盘》是当代军队反腐题材文学的开山之作。日前，本报记者赴京采访了山东籍作家陶纯。

　　为什么突然回头写小说？

　　听说陶纯写了《一座营盘》，好多人都感到惊讶。他放弃小说写作而改行当编剧，已经十余年了。写剧本来钱快，出名快。为什么突然又回头写小说？

　　甫一落座，我先试探问询“一二三”，后到小店把酒再叙“四五六”。陶纯始而拘谨，继而坦然。我一点点抠他写作的缘起与创作中的障碍。共鸣的话题，共同的秉性，使得采访变成了聊天。

　　对我的疑问，陶纯回答得干脆：机遇来了，你不抓住，行吗？什么机遇，简单说来是“两个空前”，一个中央反腐力度，特别是军队反腐力度前所未有，是空前的；一个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学的重视程度，这是空前的。他说：“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习总书记在讲话中还提出了文艺创作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这些话，值得我们深思。

　　“放弃小说，是因为当时看到写小说没有希望，作为军队作家，好多题材不能碰，螺蛳壳里做道场，作品不痛不痒，读者不关心你，自己写得也不过瘾。”陶纯说，“这次写小说，一开始是想写一部反映后勤某个业务部门工作情况的具有纪实色彩的作品。可是写着写着就有一发而不可收之感，一下子把自己三十几年军旅生涯的感受给激发起来，越写越投入，越写越宽广，把人生积淀都用上了。最后，不得不一再调整写作计划，使得这个小说的骨架越来越大，历史内容越来越厚。我明白了，这才是我真正想写的东西，像一个选手那样，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可以上场了，自然写作过程是愉快的，酣畅淋漓的，最多的一天，写了八千字。我写作有一个习惯，越是写得快，说明写得顺，质量也好，越是写得慢，写不动，硬往外挤，拿出的东西自己越是不满意。”

　　1993年夏，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举办的第四届学员毕业作品讨论会上，“军艺”老师、著名评论家朱向前说过，陶纯的中篇小说《坐到天亮》，代表了他们这一届学员的最高水平。“当时，我对他寄予了厚望，也因此对他后来涉足影视远离小说颇感失望。好在他突破了‘一旦触电、武功就废’的魔咒，以《一座营盘》完成了一次精彩的转身。”朱向前不久前这样说。

　　“无胆则笔墨畏缩”

　　小说的开头非常关键，第一句话是定调子。路遥写《平凡的世界》，开头开了三天，最终憋了出来：“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濛濛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而陶纯写《一座营盘》，开头开得却异常顺利：“傍晚时分，空中飘起了雪花。天气冷寒，路上几乎没有行人……”，路遥和陶纯开头的意象都是“雪花”。陶纯说：“我憋得太久了，起笔就找到了感觉。”

　　小说的开头出人意料。主人公布小朋当兵，靠的是姐姐布花的被动“献身”(招兵军官康文定酒后和布花发生了性关系)。这样处理一个军人形象，与过去勇敢、正义的“解放军”形象反差太大。

　　陶纯说，作品开头，靠姐姐布花的“献身”，才使主人公布小朋的命运有了重大转机。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不能说没有，但绝对没人敢写，写了怕被扣上“自毁长城”的大帽子。构思时我作了一些弱化处理，比如是在康文定醉酒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和布花发生的关系；布花当时的反抗并不激烈，为了弟弟，她可能也豁出去了，她甚至还有一点迎合的成分等等。对于一个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农村女孩子来说，生命中能有这样一次体验，到底是她的幸，还是不幸？这很复杂，很难说清。布花临终之前，对布小朋敞开了心扉，说她并不后悔，她并不怪那个康文定，并且还说他是个好人。有一个证据：她一直舍不得丢弃那一晚他给她擦眼泪用的一块手帕，嘱咐弟弟在她死后放在她的棺材里……这让布小朋心如刀绞，他终于明白，自己是怎么有了今天的。陶纯有些动情地说：“这一段，我是流着泪写的，书出来之后，每逢翻到姐姐临终这段，我都忍不住要流泪。复杂的感情，复杂的心态，复杂的行动，往往是作品最难把握，也最有艺术价值的部分。”

　　在两性关系的处理上，陶纯处理得还算巧妙，并不显“脏”，文字比较内敛。幸运的是，出版时保住了这一段。如果换一种开头，可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冲击力。出版之后，也没有人指出不可以这样写。

　　陶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和鲁迅文学院的同学、著名作家柳建伟认为，陶纯这样写，可谓“胆大包天，大笔如椽，破了天荒，开了先河。着实让人捏一把汗”。

　　与陶纯对话，我想起清初诗论家叶燮《原诗》中的话“无胆则笔墨畏缩”“惟胆能生才”。

　　“写到中间，

　　也曾有过一丝犹豫”

　　陶纯坦言：“写作过程中，我一直有一个担心，怕别人对号入座，当然不怕谷俊山这样的原型对号入座，他进去了，想打击报复也没可能了。”陶纯是担心身边熟悉的人、曾经认识的人，尤其是一些领导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但好在我笔下的一些负面内容，在全军普遍存在，大家都心照不宣，见怪不怪。”

　　最后，陶纯把碎片化的东西、星星点点的细节，捏合、塑造成另外的样子，让别人觉得不是自己。为了防止有人对号入座，陶纯还有意作了一些处理，比如作品中故事的主要发生地——A基地的建制是个军级单位，下面有师、旅、团。像这样的编制，全军是没有的，一般集团军下面才有师、旅、团建制。

　　写到中间，陶纯也曾有过一丝犹豫，想放一放，观察一下形势再写。“但当我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腐败零容忍，提出反腐全覆盖，反腐不留死角，反腐无禁区，不封顶设限，正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反腐永远在路上，反腐没有退路，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等等；还有，军队决不能成为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你听这些话，多提气呀！那还怕什么呢？就这么写下来了，越写越感到过瘾。”

　　有胆量，还必须保持清醒。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军队作家，要处理好“维护形象”和“揭黑”的平衡。陶纯说：“写作时我始终把握一个重要的支点，那就是塑造好布小朋这个形象，他立得住，这部作品就立得住。今年两会期间，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对采访他的媒体说，古今中外，各个国家的政府和军队都有腐败，关键看如何反腐。军队是要完成急难险重多样化任务、需要出生入死的武装集团，必须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和严厉的军法。腐败让军队背负耻辱，让军人脸上无光。我们军队的反腐是严格在体制内进行的。抓出徐才厚、谷俊山这样的大贪巨奸，体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魄力、胆识和担当精神，要不，军队可真没救了！你看，我在这种情况下，写出这样一部作品，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揭开营盘里的神秘面纱

　　《一座营盘》中营盘的“大门”很有意思。小说是这样写的：“大院的北门，也有人提出要重修……马司令坚决反对，找个机会狠狠训了一顿营房处长，说是只要他在，谁也不要提修北门的事。北门对着天安门，哪能随便动啊？一动肯定出问题。马司令当然不便说，以前基地人才频出，不少人到北京当官，传说就与北门朝向有关，这样好的风水，你敢动，简直无法无天了。”

　　在读者眼中，营盘是神圣之地，神秘之地，梦幻之地。陶纯的素描勾勒，让人感到惊讶，司令员居然也相信风水，难道打仗前，也要算卦吗？

　　陶纯说：“以往的军旅小说，写到营盘，光明面比较多，我这次呢，直面了现实，写到军中的腐败，内心有撕裂般的痛苦。军中那些‘老虎’,台上讲得神圣庄严，台下干着龌龊勾当，主要是理想信念崩塌了，于是就有了迷信风水等匪夷所思的观念。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呀，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但是，陶纯又不太同意将《一座营盘》简单地归为反腐小说，作品里面你见不到一个完整的腐败案件，也没有侦查与反侦查的过程，他只是写了改革开放之后几茬军人的成长，写到了他们成长过程所遇到的坎坷、磨难、荣辱。

　　陶纯热爱营盘。他16岁带着对军营的美好向往，从东阿县姜楼乡陈店村入伍，军龄已有35年。知徒莫若师，朱向前说：“陶纯人生经历恰与改革开放几十年历程同步，对部队的变迁了如指掌，其生活阅历也达到了相当的厚度，以文学的眼光观察人，观察生活的能力也已成熟，此时，应当说万事俱备，只差一个契机，一个突破口，来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所以，它虽然写反腐，看似应景之作，但是又很自然，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聚焦营盘，但没有拘泥于营盘，小说的触角，还涉及到了军队的现代化问题，视野较为开阔。比如书中涉及到有关我国外交事件的，有台海危机、我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南海撞机事件，还有体现世界军事变革的，如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这些事件对中国军人来说，绝对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痛彻心扉的。军人生来是为保家卫国的，而这个职责都履行不了，那屈辱和疼痛可想而知。“从一系列重要国际国内事件来理解历史，就有了穿透力，如果往历史更远追溯，百年前还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中国军人的屈辱感真是太强了。《一座营盘》对这种情绪进行了表达，使得这部作品有了超越生活化层面的思想意义。”评论家西元这样解读。

　　孟广俊的原型是谷俊山吗？

　　书中一号人物布小朋是正面形象，而二号人物孟广俊则最后堕落成“老虎”。看着孟广俊的人生轨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谷俊山。孟广俊的原型就是谷俊山吗？

　　陶纯说：“应该说，孟广俊和谷俊山有很多相似之处，我在构思孟广俊这个人物时，是受到了谷俊山影响的。在孟广俊身上，不仅有谷俊山的影子，可以说还有其他军中‘大老虎’的影子，以及那些职位虽不起眼但称得上‘虎蝇’的影子。生活中，我也认识一些类似孟广俊这样的人，他们人缘好，出手大方，左右逢源，呼风唤雨，朋友很多，自然活得很滋润。如果搞民主测评，没准得票高的也是一帮这样的人。在部队里面，像布小朋这样的人或许不太受欢迎，因为你什么事也不能帮人家办，什么都按纪律和规定来，原则性太强，缺少灵活性，油盐不进，自然也就缺少朋友，所以这类人应该是很孤独的。”

　　陶纯不是简单地概念化地塑造孟广俊，他首先把孟广俊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塑造，他有憨厚、朴实的一面，有改变自己的命运的诉求，这无可厚非。但是最后走向正义的反面，是让人鄙视的。陶纯说：“一个人成败与否，主客观原因都会起到重要作用。但不管怎么说，主观因素更是起主要作用，这是辩证法，个人当然要负主要责任，孟广俊有很多路可以走，他可以走布小朋的路，为什么要走现在这条没有底线的贪腐之路呢？当然这里面有社会、环境和体制的问题，但是个人是可以做到洁身自好的，是可以堂堂正正走大道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参与《一座营盘》出版的青年评论家王蔚说：“无休止的欲望，几十年来，让A基地的这个生态系统蓬勃生长。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除了主动或者被动依附在同一利益链条上，似乎没有其他生存空间可言。《一座营盘》里，年轻的孟广俊认同甚至是信仰这个系统的强大，他在基地上通下达，如鱼得水，真实得像是我们身边某个让人爱恨交加的活跃分子。当一个人完美地融入环境时，他已经变得和环境一样合理了。很大程度上，孟广俊这个人物就是在人情社会中脱颖而出的典范。而无处不在的欲望，让‘逾越规矩的边界’在这里成为一种日常性行为。从热水器到特供酒，从一碗臊子面到名人字画，总有些东西悄无痕迹地填充着人们的各种欲望，‘总有一款适合你’,进而让它从半推半就的缝隙中渐渐蔓延，壮大，形成裹挟人的力量。”

　　“一顿饭能改变人的世界观”

　　通读全书，我发现有一个隐形线索，那就是接待上级领导，大领导下基层视察，基层领导真是煞费苦心，不惜血本，饭菜要做到领导心里去，酒水要备到领导胃口里去。陶纯展现了独特而丰富的“接待文化”，营盘就是一个大圆桌，桌上的山珍海味，汤、面、地瓜，都是那样的考究，都被赋予了不一样的内容。

　　陶纯说：“写的时候，没有考虑设计这条线索，你这样一说，还真有点儿呢，小说涉及接待好多次，孟广俊是接待一次，提拔一次，伺候好了领导，就留下好印象了，领导就觉得你有能力，有才干。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接待文化，这种文化害人不浅，削弱军队的战斗力，消磨军人的意志。你想，整天琢磨这个，谁还琢磨打仗呢。把酒场当成战场，把接待领导当成头等大事。这还了得？当然，大领导可能本意不是想吃喝，但是面对一片盛情，怎么能不笑纳呢。”

　　作家王蒙在自传《半生多事》中谈道：“我曾经讽刺父亲说；‘餐馆里的一顿饭，似乎能够改变您的世界观，能使您从悲观主义变成乐观主义。父亲对此并无异议，并且引用天知道的马克思语录说：‘这是物质的微笑啊！’”我曾经采访过王蒙，就这个问题，请教他：“一顿饭能改变人的世界观？”他说：“吃着舒服，就对世界的看法好一些吧。不是有一种说法吗，(女人)要抓住男人的心，先抓住男人的胃。”。

　　对《一座营盘》中的孟广俊来说，是不是可以这样表述：“要抓住领导的心，先抓住领导的胃。抓住领导的胃，先得抓住领导身边人的胃。”

　　陶纯说：“哈哈，是啊。现在中央狠刹公款吃喝风，看似小问题，其实是关系我们党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军队的生死存亡。远的不说，解放战争后期，一些国民党大官看到大势已去，不是整天沉湎于灯红酒绿醉生梦死吗？”

　　不知从何时起，出席各种饭局成了许多领导干部的基本生活方式。如果一个干部没有人请吃饭，那就很没面子。如果他晚餐时间要跑场子才能应付得过来，那足以让人羡慕。这种公款接待被接待的生活方式，危害很大。无聊、空虚的奢侈风气弥漫，不扭转，怎么行？

　　深深的忧患，呼唤军中热血男儿。陶纯的每一笔，都有这样的指向。

　　不能忽略布小朋的光泽

　　书中塑造的正面人物布小朋，是个理想化的军人。但也有人说，布小朋的刻画，过于理想化。对此，陶纯有自己的看法。

　　“布小朋毕竟是一个虚构的作品人物，和现实生活是难以画等号的，作品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是创作的基本规律。书中我把他处理得稍微简单了一点，给予他的坎坷不够，这或许是一个缺憾。说到底，布小朋是我理想中的当代军人，他身上充满了浩然正气，他传递着正能量；他更多的是代表我的期望。有人认为孟广俊这个人物写得好，更真实可信，布小朋却有点不可信，人为拔高了。但是如果不这样写布小朋，如果布小朋不是一号主人公，那么整座营盘不就一团漆黑了？这也太悲观了吧？没有布小朋，也许就不会有孟广俊。正反双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生活中也是这样。庆幸的是，不少评论家和读者认为，布小朋这个人物是有血有肉的，他的所谓‘高大’,是接地气的，他不是一个片面的符号，而是一个感情丰沛的人。”

　　陶纯还特别指出，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就是这些年部队加大投入，官兵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这是任何人都看在眼里的。走正道的人，毕竟是大多数。现实中，虽然像孟广俊这种人坐上高位不鲜见，但像布小朋这样的人，我认为还是主流，国家和军队的快速发展，也证明了有一大批为国家为民族敢于担当的人。但“营盘”里精神上、灵魂上不满足的地方肯定有不少。每个年轻人到部队去，应该都怀有一种理想，但是理想跟现实往往会有较大的反差。部队能够给予他的东西，他看到的东西和他想象中的部队，以及他个人的期望，会有较大的差距，这种落差会让他们感到苦闷。官兵的内心世界其实很丰富，写出来也会很生动，很深刻，但是你如果真实地写出来，别人也许就会认为比较灰暗，背离了“主旋律”。布小朋这个形象，有个底色，那就是目光里的忧郁，精神上的忧思。

　　陶纯说，还有晋升问题，其实一个人不论做什么，他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无可厚非的。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有两项重要任务，一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二是寻找情感的归宿。关键在于，最终你要呼唤真善美，摒弃假恶丑。这是作家的责任，也是一个社会上的正常人所应该尽力担负的责任。如果做不到，就是有问题。有问题，把它写出来，出发点如果是为了惩恶扬善，那就应该提倡，而不应该压制。

　　仔细读罢《一座营盘》，能感受到小说传递的是正能量，其着力点在呼唤强军，呼唤座座营盘要有正气，祛除妖气，打击邪气。时代需要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也需要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