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益民：铁血豪情 灵魂写作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1月30日10:07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 刘 斌

　　采访手记：走进党益民先生的办公室，三件物品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的目光：一件是一幅丝绸版的西藏公路地图，另外一件是西藏雪域高原风景画，还有一件是“众人乃圣人”的书法作品。三件物品直接把我寻访的探头引进了党益民的心灵深处。

　　盛夏八月，暑气蒸人，见面落座后，党益民先把手机放到茶几上，然后又从裤兜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小布袋，轻轻地放到手机旁边。动作娴熟，习以为常。他的目光专注、凝重，这一掠而过的动作全部收入了我的视线。我顿生一种感觉，小黑布袋里的物品在他的心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神秘的物品究竟是什么，是眼镜？不像是；是钥匙链？也不像。我忍不住单刀直入：“党政委，您的小黑包里藏着什么宝贝？”他解开小黑袋的绳子，从布袋里取出一块柔软的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丝绸，豁然展现了一张地图，原来是一幅西藏公里交通图，上面密密麻麻的标注满了大大小小的地名，精细标明着一段段的公里数。展开地图后，他打开了话匣子：

　　“我从1982年当兵修建青藏公路，15年前，也就是2000年，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老厅长把这副地图送给我。我离开西藏后，先到北京，后到新疆，如今又到了东北，一直带着这幅地图。这种绸缎地图，不怕折叠，不易破损，它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一件不可或缺的物品。

　　“我19岁进藏，修建青藏公路，西藏有我难忘的青春岁月，也掩埋着我们许多战友。我深爱这片土地，深爱那里的自然风物和人文环境，怀念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我先后进藏40余次，走遍了青藏公路，新藏公路和川藏公路。那些公路像多情的臂膀，将西藏紧紧拥抱，又像一条条搏动的血脉，联结着内地与西藏。西藏是我生命中难以磨灭，不能忘却的记忆。每当我打开地图，查看那些熟悉的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就激动不已，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仿佛就在眼前。这张地图承载着我心中化不开的西藏情节，寄托着我对西藏的深深的眷恋怀想。我到东北后，在零海拔的地方，时常回想那些高海拔的往事。对我来，西藏是永远也走不完的。我觉得，西藏，就是我灵魂的栖息地。在西藏，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在西藏，我真正体验到了活着的艰难和死去的容易。在那里，我经历了许多次生死劫难，好几次目睹战友牺牲，但我却无能为力。尽管我荣立过两次二等功，11次三等功，但是我从来不敢以功臣自居，因为在我心里，那些战友才是真正的功臣！”

　　好男儿侠骨柔情，一张地图足见党益民朴素的家国情怀，一片赤诚。一位央视资深记者想把这张不寻常的地图带回北京，送进博物馆。党益民说，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离不开它。

　　强烈吸引我眼球的一副美术作品，挂在党益民书柜左侧，是他自己画的雪域风情图。画面空灵，大气，悠远，意味深长，美轮美奂，背景是血色霞光，落日如辉，远山圣洁，高耸刺天，圣湖清澈，湛蓝如镜，近前是藏家牧羊女，婀娜欲仙。没有博大胸襟、宽广视野，是画不出这种画来的。情不到深处，不会有如此的冲击力，震撼力，大气象，大境界。党益民有绘画的艺术天赋，笔下传神，浓烈高远，他的几百幅作品都是雪域高原题材。西藏自然大美风光，淳朴的藏族同胞，虔诚的僧侣，蓝天，白云，雪山湖泊，草原水泽，喇嘛庙，朝圣的老人和姑娘，画的最多的是高原之舟牦牛。他说，解放军开辟西藏公路时，牦牛和骆驼曾经立过大功。西藏没有公路之前，运输主要靠牛羊驼队。一只黄羊驼十公斤，一只牦牛驼五六十公斤。它们的坚韧、吃苦、耐劳，是藏族同胞优秀品质的象征。所以喜欢画它们。

　　党益民的几百幅美术作品各具特色，没有相同的一幅，他创作的西藏老阿妈、转经桶的老人、无人区牧羊女、打酥油茶的小姑娘都惟妙惟肖，呼之欲出。那份淳朴、沧桑、自然、慈悲，那份美艳、逼真、造化，只有从心底迸发出大爱真爱的质感凝化，才会油然而生。中国美术界一位权威人士看了党益民的画作后说，难得雄奇，寸尺寸金。但是，党益民头脑十分清醒，他说我行文作画，只为陶冶情操，抒发情感，我退休前坚守“三不”：不出画册，不搞个人画展，不卖画作。

　　党益民多才多艺，上个世纪90年代，他写过一篇散文《西藏，灵魂的栖息地》在散文杂志头题发表，还写过《仰望高原》等许多有关西藏的散文，陆续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他说，在西藏看到高耸的雪山，广袤的草原，看到坚韧、默默劳作的牦牛，我一切都想通了，灵魂得到了净化和洗涤。仰望那神奇的雪域高原，顿生敬畏敬仰之感。英雄岂止在战场，忠诚随时皆可见。军人的血性，不光在战场上拼杀，更多时候体现在和平年代、建设时期，在高原、荒漠、海岛的默默坚守、奉献和牺牲。而这种坚守的时间更长，困苦更多，更需要精神力量、坚韧毅力和牺牲奉献。看着这幅画，想到党益民的《一路格桑花》、《用胸膛行走西藏》、《守望天山》、《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我找到了党益民的创作动力和激情源泉。

　　吸引我眼球的第三个物件是一幅“众人乃圣人”的书法作品，挂在党益民的办公室门口右侧。党益民说，众人乃圣人，是母亲生前经常讲的一句话。这句话有三层意思：众人说你是圣人，你才接近圣人；众人里面有能人、圣人；你要想接近圣人，就要虚心向众人学习。母亲时常告诫他，不要看不起任何人，更不要欺负穷人。穷人也是人，穷人也有自尊，穷人里也有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耐心听别人说，就会学到许多东西，从这个人身上学一点，那个人身上学一点，天长日久，你的长处就多了，本事就大了。党益民把母亲的这句话挂在办公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进门能看到，坐下来能看到，出门还能看到。一天看几遍，时刻警醒自己，告诫自己，鞭策自己。

　　党益民说，他的母亲还告诫他，人的一生要学会“吃苦、吃亏”这四个字，吃苦是做事的基础，不能吃苦，很难成功。吃亏是做人的基础，不想吃亏，只想索取和收获，很难走得比别人更远。

　　“闹红”：文学书写革命史

　　刘斌：党副政委，我们先从您的最新出版的作品谈起吧。您的长篇小说《根据地》先是在《中国作家》今年第五期发表，现在已经由由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向您表示祝贺。这部作品是您积淀10年完成的，是第一部全景式再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历程的鸿篇巨制，可以说填写了党史军史的空白。请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创作情况。

　　党益民：好的，这是一部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立足于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真实历史，再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斗争历程，讲述陕甘边红色武装力量长达10年的“闹红”史。我的家乡在陕西富平县老庙镇，小时候经常听村里的老年人讲当年“闹红”的故事。当年，我们富平出了两个人物，一个是习仲勋，一个是胡景翼。胡景翼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军长，他在担任陕西靖国军司令时，在富平庄里镇创办了“靖国军阵亡将士子弟学校”，后改名为立诚学校。习仲勋当年在这所学校上学时，受到革命的熏陶和影响，跟随老师严三木开始“闹红”。

　　刘斌：“闹红”的意思是闹红色革命？

　　党益民：对，就是红军当年闹革命。我们富平地处关中平原和陕北黄土高原的交接地带，独特的区位和地理地貌为“闹红”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年习仲勋和刘志丹在陕西照金建立了根据地，后来又北撤到甘肃南梁，这本书就是写这个时期的革命斗争故事。最初的书名就叫《照金》，后来经过斟酌，觉得《照金》尽管知名度很大，但用这个书名不能涵盖作品的全部内容，最后定名为《根据地》。陕甘“闹红”很曲折，长达10年之久。但一直没有人全面系统地去研究、去书写，可以说是革命斗争史上的一段空白。我零零散散的听到老人们讲了一些故事，很多年前就产生了书写的兴趣，但一直没有动手去写。直到2005年6月，从一位老红军的家人那里得到一套陕甘边革命历史资料，才开始认真研究，决心要写这段历史。我利用假期到当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闹红”的照金、南梁地区进行实地考察、采访，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2010年春节，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社长党靖，邀请我创作一部反应陕甘边根据地的长篇小说，我们不谋而合。但我心里还是有些顾虑。

　　刘斌：说说你的这些顾虑。

　　党益民：当时我有三个担心，一是担心不好把握，比如：三嘉塬缴枪、红军南下全军覆灭，省委主要领导被捕叛变，肃反扩大化等等。这些事比较复杂又非常敏感。二是担心题材重大，出版审查比较麻烦。果然，书稿完成后，审查了两年半，经过了四次修改。第三，担心创作的时间无法保证，你都看到了，我一直在一线带兵，写作都是晚上与双休日等业余时间。我担心有突发任务，难以保证创作时间。另外，还担心长期加班加点，身体吃不消。但我最后还是接了这个活。

　　刘斌：您的第一个担心是怎么解决的？

　　党益民：一是认真查阅史料，二是实地调查采访。2011年，我在国防大学学习期间，利用了大量的课余时间，到图书馆查阅有关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之前，陕甘边红色政权长达10年的闹红史料，做了大量的摘录笔记，写了十多万字的创作构想。2012年夏天，我又利用在西安政治学院参加全军纪委书记培训班的机会，到陕西省图书馆、文史档案馆和几个大学的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特别是登门拜访了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老人。为了增强对闹红根据地的感性认识，核实历史真相，感受体验根据地人文地貌，我又专程到照金、南梁和陕北地区实地考察。

　　刘斌：看得出你是一个很严谨的作家，而且很有激情和责任感。情感苍白难以写出佳作，自己不感动，肯定感动不了读者。

　　党益民：没有严谨的态度，很难写出好作品。2013年10月，上级拟将我从新疆调往沈阳工作，待命期间，我有半个月的假期，我专门回到我的家乡陕西富平县，我想在习仲勋出生和安息的地方，最后完成这部作品。同时，我还要照顾患病的母亲。我白天照顾母亲，晚上写作。我每天凌晨两三点悄悄起床，一直写到天亮。现在，母亲已经去世一年了，她再也看不到我写的书了，再也不能对我说“你慢慢写，别太辛苦，注意身体”之类的话了。我想，母亲如果地下有知，知道《根据地》问世的消息，她老人家一定会感到欣慰。10月15日，我终于写完了书稿，那天正好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和妻子早早起床来到习仲勋陵园，第一批走进习仲勋陵园，向习老敬献了花圈。我站在习老的墓前，默默地说：习老，我终于写完了《根据地》，我用这部书向您致敬，向当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英烈们致敬！

　　刘斌：《根据地》塑造了诸多个性鲜明，形神兼并的人物形象，文学的表现了陕甘边闹红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情景。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

　　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评论说：“党益民历经10年，潜心研究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历史，五易其稿创作完成此作品，其治学精神和创作态度尤为可贵。他独具慧眼，深刻把握历史脉搏，生动形象、客观全面地再现了鲜为人知的陕甘红军斗争史，作品因其真实性、复杂性、揭秘性而撼人心魄。《根据地》填写了文学书写中国红色历史的一个空白，是党史军史的生动读本。”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炳银评论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亲手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曾经是点燃北中国革命火种和担负保存中国革命力量的火炬与摇篮，亦是中国革命再出发的故乡和桥头堡。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满怀敬仰深情，以此为题材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根据地》，真实深入和生动艺术地文学再现了陕甘边根据地曲折坎坷的创建历程、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精神，具有宏大壮阔的叙述架构、激情诗意的艺术表达个性、准确形象的描绘语言，是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一部非常出色的中国故事再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又一重大收获。”

　　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评论：“党益民是位卓有成就的当代作家，他的作品呈现出美学意义上的两极：坚实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极具想象力的浪漫主义激情，尤其在对民族历史和人文精神的深度写作上，显示出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艺术才华。《根据地》的推出，既沿袭着历史写作的风格，也饱含了对文学意义的新的诠释与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作品远远超出了历史事件和故事叙述的文本范畴，作品以新的视角引领我们在回望历史之时，前所未有地关注今日中国。这种引领和关注，就是这部作品的时代意义与文学价值之所在。”

　　著名作家贾平凹评论：“党益民是一个军人，也是一个优秀作家，近年来创作了不少在全国有影响的好作品。他离家多年，骨子里却还是‘生撑愣倔’的陕西人。我每能从他的作品里读到刚性、韧性，和一种向上的力量。《根据地》更是如此，让我们看到了陕甘‘闹红’的艰难，看到了一群刚性十足的陕西人，并深为其精神所感动。”

　　著名评论家李星：“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色革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军旅作家党益民经过数年研究、走访、实地考察所创造的长篇小说《根据地》，全景式地展现了这块红色根据地的创建历史，再现了刘、谢、习等人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形象。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大历史的真实，陕甘边社会、自然、民情风俗、地理环境的真实，敌我之间尖锐复杂的军事政治斗争情景，起伏跌宕、扣人心弦，让人仿佛回到那个惊心动魄、关系民族命运前途的时代。正因为如此，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人格品质跃然纸上，高山仰止。从本书质朴的文风和对各色人等的情感描述中，我们也不难感受到作者真诚、朴素、正直、善良的黄土大地一样的情怀和人格……”

　　评点多多，不一一列举。文学要有深厚的生活积淀，要有赤子般的真诚，还要有发自心底的彻悟和冷峻的艺术思索。请您谈谈《根据地》创作感受。

　　党益民：感受很多，归结到一点：文学化的表现。我党我军革命历史，必须秉承忠于史实而又艺术再现的创作原则。《根据地》无疑是革命历史叙事，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我始终告诫自己，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尊重历史，真实是底线，也是原则。宁可少写，不能胡写；宁可少说，不能戏说。第二，情节处理上“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事是指历史有所记载的人和事，他们是构成历史叙事的基石和主流，不能随意虚构；小事是指根据历史背景合理虚构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和小细节，使小说文本具有生动性和丰富性。第三，要注重作品的文学性，革命历史小说需要艺术的讲述历史，只有这样方能产生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当然这是我创作上的追求，未必能够完全达到。

　　刘斌：驾驭一部长篇需要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其中选择结构和叙事方式十分重要。简要说明一下《根据地》的结构和叙事方式。

　　党益民：是的。我认为长篇小说创作的关键在于给故事找到一个合理的结构，在这本书的创作中，我采取了先点后面、线面结合、多线交织的叙事结构。所谓点，就是从每个人物的初期革命经历写起。人随事来，事了人去。所谓线，就是分出多个事件的线头，一条条捋顺，然后再把这些线头捏到一起，拧成一股，向前推进。所谓面，就是先写陕甘边根据地，再写陕北根据地，然后把两个根据地重合在一起写，全景式的再现根据地的历史总体面貌。在叙事的策略方式上，我设置了两条情节线，一条是敌我双方的正面交锋，一条是不见销烟的地下斗争。前者着眼于叙事的真实性和惨烈性，后者注重叙事的悬念性和可读性，这样既能凸显个体的人生传奇，又能将众多的历史人物汇集在一起，呈现出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天路：高原血脉写忠诚

　　刘斌：您的《用胸膛行走西藏》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徐迟文学奖，第十届全军文艺一等奖，此书被选入《中国报告文学精选》，翻译成英文发行海外。今天，我们再讨论一下这部作品，这对于弘扬老西藏精神更有现实意义。

　　文学评论界对这部作品评论很多，评论它是飘摇在天路上的不倒经幡。广大武警官兵评说您为高原筑路英雄树立了一座永远的丰碑，影响和激励着一批批热血战士。我知道，时隔多年，您一直深情地怀念西藏。

　　党益民：非常怀念。我刚入伍时的是基建工程兵，后改为武警交通部队。我修了7年青藏公路，先后40多次进藏；后来又到北京，几乎每年都要进藏；再后来我到新疆任职，在那里干了六七年；现在，我又到东北来任职。我这个关中人，一直在关外，现在虽然在低海拔的东北工作，但是脑海里经常浮现的还是高海拔地区的往事。

　　进出西藏的路我都走过，而且走过很多次。每走一次，我的灵魂都会得到一次净化。我的身心像被铺天盖地的皓雪搓洗过一样，抹去了世俗的浮躁与污秽；心灵的窗户像被富有质感的祥云擦拭过似的，坦诚清纯如高原湛蓝的天空。感觉里，我属于西藏，属于川藏线。走在进藏的路上，我能感觉到西藏血脉在怦然跳动。我的似乎那里的阳光融化掉了，变成了那里的一块山石，一行无迹的脚印，一声神鹰的鸣叫。在那里，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活着的艰难和死去的容易。

　　刘斌：往事、经历是作家创作开掘的资源，往事永远不是过眼云烟，去过西藏的人都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也去过西藏，到过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罗布林卡，西藏的阳光、蓝天，藏族同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在西藏那么多年，一定去过许多地方吧？

　　党益民：当然。(党益民一边在地图上指点，一边兴致勃勃的给我讲)西藏共有五条大的交通大动脉，从青海西宁经过格尔木到拉萨叫青藏线，平均海拔高度4000米。从四川成都到拉萨，北线长2412公里，南线长2146公里，叫川藏线。从新疆叶城到西藏阿里全长2800公里，叫新藏线，中间要经过无人区。这三条线，我都工作和生活过。在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之间，还有一条黑昌公路，也是我们部队八十年代改建的。还有一条从云南下关经香格里拉到西藏芒康的公路，叫滇藏线。被称为“黄金通道”的中尼公路，其实是川藏公路的沿线，从拉萨经日喀则到尼泊尔边境。

　　西藏以前没有公路，1954年5月，慕生忠将军带领1300人修建了青藏公路，当时叫急造公路，能通车就行。后来，我们基建工程兵对这条路进行了改建，铺设了柏油路面，成了国家的二级公路。当年修筑川藏公路非常艰难，以18军为主力的包括地方工程队和民工11万筑路大军，用了4年半的时间修建完成。为修建这条公路，先后有2400官兵和民工牺牲！近几十年来，我的老部队——武警交通部队，几乎参加了西藏所有公路的修建、改造、养护任务。1974年至1983年，我的老部队还根据毛主席“搞活天山”的指示，用十年时间，修建了天山独库公路，打通了新疆南北大通道。

　　刘斌：您对西藏公路情况了然于胸，能看出您对西藏很有感情。文学源于生活，介绍一下你第一篇有关西藏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情况。

　　党益民：我当兵之处在唐古拉山脚下的通天河施工，整天推着手推车运砂石料。新军装舍不得穿，怕磨坏了，留着探亲休假的时候才穿。我们在工地上只穿破旧的工作服，棉衣里的棉花都露出来了。有一天，我突然晕倒在地，幸好战友们发现早，把我从死神那里给拽了回来。那是高强度的劳动和强烈的高原反应造成的。不光是我，许多战友都有这样晕倒的经历。有的晕倒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有一个新兵，刚被兵车拉上高原，他从车上跳下来，晕倒后就再也没有醒来。我们部队当年修筑青藏公路，先后牺牲了几十位战友。

　　我上高原的第二年，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大雪封山，一辆运输物资车辆被大雪困在半路上，驾驶员连冷带饿晕倒在驾驶室里，是路过的藏族大姐把他背回帐篷，把他的双脚抱在怀里暖了半夜，这个战士才渐渐苏醒。我把这个感人故事写成一篇短篇小说《姐弟情》，在西藏日报刊登了整整一版。这就是我的处女作。

　　刘斌：用生命穿越天路，用胸膛行走西藏，一路留下了那么多血性豪情的文字。《用胸膛行走西藏》的那些故事都是你亲历的吗？

　　党益民：大部分是我亲历过的，也有一些是我几十年积累的战友的故事。2004年七八月间，因为工作需要，我从北京出发，经过新疆，从新藏线起点叶城一路往上，穿越阿里无人区到达拉萨，然后又从拉萨沿川藏线回到成都，整整走了38天。我一路走一路采访。路过冈底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山下我们一个中队时，因为那里海拔很高，刚来中队的一些新兵对高原有恐惧心理，为了给他做榜样，我围绕海拔6000多米的冈仁波齐峰转了一大圈，用了13个半小时，步行了58公里。我想向战士们证明：高海拔的无人区并不可怕，我们完全可以生存下去。这是我对自己的挑战，也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

　　刘斌：听说你那次后来病倒了，可你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抱病坚持写完了《用胸膛行走西藏》这部书。

　　党益民：是的，这次由于连续奔波体力下降，没有走完川藏线就病倒了。重感冒。在高原，普通感冒有时也会很要命，我就亲眼看见过战友因感冒引发肺气肿，导致心力衰竭而死亡。那次我感冒很重，日夜咳嗽，吃药输液都不管用，一直咳了两个多月。我现在只要一感冒就咳嗽，而且没有一个月好不了，就是当年在西藏留下的病根。那次我回到北京后，没有停留，一边咳嗽，一边写作。我坚持写了两个月，一气呵成，完成了2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我是业余写作，白天工作，晚上等别人下班后才一个人留在办公室写作。因为一直生病，身体很虚弱，又工作又写作，患上了腰肌劳损。有时写的深夜，从椅子上都站不起来。父母听说我病了很久，很不放心，赶来北京看我。母亲看见我的样子很心疼，流着泪说，儿子，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苦，你干好工作就行了，干嘛要加班写作？我给母亲讲了几十次进藏的经历，讲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我说，我不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我的良心会不安。母亲没有再说什么，她让我趴在床上，然后和父亲给我的腰部抹药。父母来看我，我没陪他们逛过一次街，却让年迈的他们反过来照顾我。我趴在那里，心里很不是滋味。

　　刘斌：那你为什么不休息一下，等身体恢复了再写呢？

　　党益民：因为我答应过阿里高原的那些老兵，一定让他们退伍的时候看到写有他们故事的书。这书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辈子的纪念。为了他们，我必须抓紧时间写。采访时，为了与战士们拉近距离，不让他们感到拘束，放开了说，我悄悄取下军衔。说到伤心处，战士们会抱着我痛哭；说到开心处，战士们会和我笑成一团。书写好了之后，武警《橄榄绿》用特刊形式发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及时出版发行。我兑现了我的诺言，那年的退伍老兵临走前，都拿到了写有他们故事的《用胸膛行走西藏》。后来，这本书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刘斌：《用胸膛行走西藏》这个书我认真拜读了，我很感动，特别是那些战士的牺牲奉献，确实是应该永远纪念他们。

　　党益民：有个战士因塌方牺牲，整理他们的遗体时，不得不用针线连接破碎的骨肉，触目惊心。有一个与我同年入伍的战友叫王立波，他因为路基塌陷，汽车翻车掉入江中遇难。我和他是坐一个车皮从陕西当兵上高原。他是全军唯一拥有两座坟墓埋葬的烈士。为什么有两座坟墓？你听我慢慢给你讲。他曾经死过3次，一次是煤气中毒，抢救3天才活过来；一次是运送物资，困在雪山5天5夜，吃草根和雪水，后来晕死过去，被救出后在医院躺了半个多月。第三次是执行运输任务，出发时还和我道别，几个小时后他连人带车掉进了滚滚的江中。十几天后，战友们在下游找到一具尸体，以为是他，就掩埋了。可是第二年春天，战友们又在下游几十公里的地方找到半具尸体残骸，有人从尸体上的毛衣碎片上认出这才是王力波，确认后又掩埋了一次，所以他就有了第两座坟墓。在他牺牲的当天早晨，我们还在一起。吃完早饭，他去执行运输任务，我去拉萨。那时通信不方便，两天后我到达拉萨，才从电报上得知他牺牲的消息。当天晚上，我含着热泪写了一篇怀念文章。写的时候，感觉他就一直站在我的身边，笑嘻嘻地看着我写。文章发表后，路过他坟地，我把文章烧给了他。

　　他牺牲10年，他的老婆一直没有改嫁，她不相信他真的牺牲了。因为第一次掩埋的人不是他，那第二次就一定是他吗？她心里一直想着他还活着。整整10年，她一直幻想丈夫活着。10年后，她带着12岁的女儿，去川藏公路波密烈士陵园给丈夫扫墓，直到这时，她才梦醒，相信他已经不在了。因为她一路上看到的都是青藏线险峻崎岖的公路，在这种地方很容易出事。

　　在西藏，牺牲就在一瞬间。在中尼公路上，有一次我扛着摄像机采访，给一个叫黎卫芳的排长拍一组打风钻的镜头。他是代理排长，提干正式命令还没有下达，那天正带着几个战士在“老虎口”施工，他连续作战，连午饭都没有吃，浑身尘土，看不清面孔，我拍了他们的紧张作业情景，没有想到这组镜头竟成了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影像。我离开那里仅有三四十米，只听轰隆一声，发生了大塌方，代理排长被巨石砸倒了，战友们把他送到仁布县抢救。手术室外站满了他们排的兵，等着给他输血。当时停电，我们举着蜡烛，为医生照着亮，滚烫的蜡油滴在手上毫无感觉。我眼看着医生紧急抢救，眼看着他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尽，眼看着他一点一点没了气息。掩埋黎卫芳的时候，战友们怎么也给他穿不上刚刚领到的军官皮鞋，因为他的腿和脚已经肿得失了形，脚比平时大了许多。这是黎卫芳平生第一次穿军官皮鞋，也是最后一次。最后，我们只好把皮鞋剪开，流着泪为他穿上。总不能让他光着脚上路啊！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

　　整理黎卫芳的遗物时，在他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他写给妈妈的一句话：妈妈：站起来，我是您的希望；倒下去，我是您的太阳！

　　这一幕，给我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眼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在面前慢慢消失，那种痛彻心扉，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我没有想到，我给他留下的人生的最后一个影象，竟是一个满面灰尘、根本看不清眉目的形象。我拍黎卫芳的那盘录像带，至今还保存在我的资料柜里，但是我再也没有拿出来看过。我不忍心去打搅已经安息的灵魂。

　　有一年，川藏公路发生了大塌方，半个山都塌下了，部队投入抢险。我的摄像干事给一个推土机手拍下了一组镜头，上午刚拍完，下午发生了一次特大泥石流，推土机连人一下子都被卷走了……所以说，《用胸膛行走西藏》这本书，里面写到的牺牲都是真实的。想起来就落泪。在阿里无人区，20岁左右的年轻战士，手粗糙得像五六十岁的老人，脸上因为常年紫外线的照射，起皮起痂，嘴唇干裂，耳根冻裂，看了让人十分心痛。这些战士的牺牲让我感悟到，什么叫作伟大？其实伟大往往就蕴涵在平凡之中。像王立波那样的兵，在川藏线上、新藏线、青藏线上还有许许多多，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段平凡而感人的故事，他们每一个人都值得我去书写。

　　刘斌：写西藏题材的作品很多，但是，您的作品有独特的质感，就是情怀，一个军人的家国情怀，亲历的生死故事叙说年轻战士用热血和生命书写的家国情怀，直抒了您创作的动力与激情。听说在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这本书不是您一个人写的，是您和您的战友们，包括已经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共同完成的。

　　党益民：是的，我用手中的笔，我的战友们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在书写。这个奖，不是给我一个人的，而是奖给我的战友们特别是牺牲在西藏的战友们的。我在颁奖典礼上说：“通往西藏的路，我走了20年，通往领奖台这短短几十米的星光大道，我也走了20多年。鲁迅文学奖，是一位作家的梦想，今天我如愿了。鲁迅是一种精神，西藏也是一种精神。鲁迅让人的灵魂觉醒，西藏让人的灵魂净化。感谢西藏给我灵魂一个栖息的地方，感谢我长眠在西藏和现在仍然战斗在高原上的战友们，是他们给了我写作源泉、勇气和力量。”

　　刘斌：您的这段即席讲话，很让我感动，我觉得这是您发自肺腑的心灵道白，是一个军旅作家痴情担当。您的《一路格桑花》是一本小说，但来源于真实的故事《用胸膛挺走西藏》是直书部队生活，而《一路格桑花》是通过几个女人的视角来看西藏、看高原军人，看他们的爱情，看他们的使命担当。

　　党益民：写这么一部长篇小说，是我多年的一个愿望，我一直想写一部反映高原军人的长篇小说，构思了好多年，写了几次，但感觉都不对，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我就把他们全部删掉了。后来偶然的一次机会，有几句话一下子就打动了我：我爱的花儿在高原，它的美丽很少有人看见；我爱的人儿在高原，他的笑容没有被污染。我觉得这就是我要表达的主题。我们的官兵也像格桑花一样，默默无闻地开放在高原的深处，开放在无人区里，他们的美丽很少有人看见，他们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笑容是最纯洁的，是没有被污染的。我觉得我找到了这部书的灵魂。我用了22天春节假期，一气呵成完成了这本书。我本想回陕西老家看望父母，但是为了写这个书，就没有回去，闭门谢客，关掉手机，拔掉电话线，专心致志写作，在北京家里整整关了22天，完成了这部书稿。

　　格桑花是拉萨市花，是爱与吉祥的圣洁之花。我之所以给小说起名《一路格桑花》，是因为格桑花是平民之花，它守护的是西藏这方圣洁的雪域，而战斗在这方雪域高原的高原军人，几十年来一直在用热血和生命，守护着这片圣洁之地的和平与安宁。某种意义上，他们同格桑花一样，是爱与吉祥的象征。写他们，就是写格桑花的芬芳，就是在追寻一种高原精神。我深爱那片土地，还有生活在那土地之上的男人与女人们。我相信，每一个身处高原的人，都不会爱得比我少。我们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我对高原的爱，对战友的爱。其实，我们每个人心底都有自己的格桑梅朵，各自盛开芬芳。

　　刘斌：《一路格桑花》拍摄成了电视剧，说说这部电视剧的情况。

　　党益民：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导演陈胜利读到了这本书，他被书中弥漫的浪漫和圣洁打动，他对我说：“我要把它拍成电视剧。”但是，当他真正开始改编剧本时，却发现难度比他之前想的要大很多，因为我的原著中采用了多种叙述手法，倒叙、插叙，甚至还有时空转换，而这种方式是很难通过电视剧来展现的。但是，陈胜利没有轻言放弃，经过了四五年的反复推敲、修改，几易其稿，最终拿出了一个好剧本。剧组在高原拍摄时，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由于过度劳累，陈胜利的血压最高达到200多，他的妻子哭着打电话给我说：“益民，你赶快帮帮他吧，他都要死了。”正是陈老师这种忘我的拼命精神，使得这部剧作在央视一套播出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2010年7月19日这天，《一路格桑花》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那天晚上，我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有来自西藏一线部队的，还有许多已经转业退伍多年的战友，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的手机号码，向我表示祝贺和感谢，同时，我还接到了上千条短信。那天晚上，我认真地回复着每一条短信，直至忙到凌晨。

　　刘斌：格桑花是雪域高原吉祥和幸福的象征，也是藏族姑娘美丽和爱情的象征，您用不同视角表现了女性的信仰，给我们留下了凄美、浪漫和美好的印痕。

　　党益民：《一路格桑花》所表达的就是这种美的情感。这些年因为经济发展，人们对物质的过度追求，淡化了精神的追求，有些人的道德底线一降再降，这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很危险，很可怕。这个社会总得有一些人坚守，坚守道义，坚守爱情，坚守那些看似平常实则不易坚守的美好的东西。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坚守自己传统的道德，就很难步入健康发展轨道。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就应该去发现人类的美好情感，表现人类美好的事物，让纯洁美丽的格桑花，开放在每个读者的心灵深处。

　　天山：守望精神高地

　　刘斌：您的长篇报告文学《守望天山》是一部家国情怀，荡气回肠力作，出版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多家报刊转载、电台联播，作品中的主人公陈俊贵受到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的接见，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并拍成电影，武警文工团还改编成歌剧，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三十年坚守在天山上的老兵陈俊贵，他的现状怎样？

　　党益民：现在，陈俊贵夫妇仍然在新疆尼勒克县乔尔玛烈士陵园守墓，我们经常通电话。他多次表示，只要他活着，就要一直守下去。那里天气寒冷，条件十分艰苦，他们夫妻确实很不容易，这种大爱，这样坚守，弥足珍贵。《守望天山》出版以后，我的许多战友专门去新疆看望他们，回到内地后发起了一个活动，为陈俊贵夫妻捐款。因为他在那里工资很低，日子过的很拮据，陕北的战友们一下捐了30多万，找到我，委托我把这些钱转送给陈俊贵夫妇。我对这些战友们说，你们送钱给老陈，他肯定不会收，但是他现在的生活状况确实很困难，夏天要在陵园守墓，冬天才回到县城，他们多年住在墓地的地窝子里，县城只有一间10多平米的旧房子，儿女好几个，居住条件很差。我建议你们在尼勒克给他买一套房子。战友们听从了我的建议，买了一套房子。当把房子钥匙交给陈俊贵时，他感动的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

　　刘斌：老人家现在除了守墓，还做些什么事？

　　党益民：他们夫妇一年有三个季节，在烈士陵园为168个当年牺牲的战友守墓。陵园现在已经建成了新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俊贵成了最好的讲解员。只要有人来祭奠烈士、扫墓、参观，他就给人们讲述当年的故事，讲述牺牲的战友们的故事。每次都讲的情绪激动，口干舌燥，喉咙都讲哑了，但他乐此不疲。这就是他现在的生活。

　　刘斌：他的孩子开始不理解，甚至抵触，现在他的儿女情况怎样？

　　党益民：他的家庭现在很幸福，他的老伴孙丽琴19岁就跟着他上了天山，一直守墓到现在。她吃了不少苦，也流了不少泪，不到50岁的人，头发早就全白了。老陈有3个孩子，大儿子叫陈晓洪，小的时候非常调皮，青春期时很逆反，老陈打他，他跟老陈吵，冲着老陈喊；你天天守着这些死人有啥意思？后来，孩子当了兵，思想感情有了很大转变，孝敬父母，现在已经专业回到新疆当地工作了。女儿陈晓梅十分懂事，聪明好学，在乌鲁木齐上大学，毕业后经武警总部党委特批参军入伍，现在已经提干，在北京工作。陈俊贵的小儿子，在一所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养路段工作。

　　刘斌：好人有好报，真是幸福的一家。多年过去了，许多读者对这部作品了解不多，请先说说陈俊贵这个典型的情况。

　　党益民：先说一下这个书的梗概。陈俊贵是辽宁辽中县人，入伍后先在北京修地铁，后来去天山修独库公路。有一年，大雪封山，部队被困，要派几个人出去送信，他和另外三名战士带了20个馒头出发了。他们在冰天雪地里爬行了三天，最后只剩下一个馒头，如果分着吃谁也活不了，班长郑林书决定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一个人吃，让这个人有气力把信送出去。这就意味着这个人有活下去的希望，而其他三个人则面临饥寒和死亡。班长是党员，让年龄最小的陈俊贵吃了这个馒头。班长后来牺牲了，副班长罗强也牺牲了，另一个战友陈卫星脚趾全部冻掉。陈俊贵腿部也冻残了，但他活了下来，完成了任务。陈俊贵退伍以后，回到东北辽中县放电影，生活比较安定，但是他一直怀念班长和战友。在一次聊天中，有位战友曾经对他说：“陈俊贵，这辈子你要是忘了你们班长，你就不是人。”战友的这些话刺痛了陈俊贵，于是他做了一个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去天山给班长守墓三年。回到家里，他把自己的想法给媳妇说了，媳妇半天没说话。她想了很久才说：“人就应该知恩图报，我跟你一起去。”儿子出生后，夫妻俩辞职去了新疆，开始了守墓生活。到了昔日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陈俊贵发现那里坟墓很多，有的墓碑已经坏了，有的已经倒了，看上去真是有点凄凉。他们一家人开始修整、看护墓地。转眼三年期限满了，但这个时候，他已经“离不开那些烈士，感觉他们就是家人”。他没有离开，选择了继续守墓。这一守，就是三十多年。

　　刘斌：后来您是怎么发现这个典型的？怎样传播开的？

　　党益民：陈俊贵在烈士墓地附近，开荒种地，吃野菜，喝雪水，艰难度日。2004年，我在北京当宣传处处长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典型，我们做了一个专题片叫《守墓老兵》，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了一些反响，但影响不大。2007年9月，我被调到新疆武警交通二总队担任副政委。当时部队正在重修天山公路，我多次去天山指导工作，看望了陈俊贵几次，深入采访了他和他的家人。2009年春天，我又一次去天山施工部队蹲点，我利用10个晚上，一气呵成完成了书稿。我从天山上下来的路上，给《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打电话，说我写了这么一个故事，杨主编很感兴趣，说你马上把稿子发过来。他撤掉别的稿子，把《守望天山》发在头条，而且我也成为那期《北京文学》的封面人物。这篇报告文学发表后，《新华文摘》全文转发，《读者》杂志也编发了头条，全国10多家报刊转载，一下子在全国传播开了。后来，陈俊贵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和“全国道德模范”。

　　201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84周年，献礼影片《守望天山》在经过19个月拍摄制作之后，于19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这部影片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制片人是著名书画家、电影人赵鹏。赵鹏先生被陈俊贵的精神深深打动，他说我不想用这部电影赚钱，我只是想拍一部心灵之作，想弘扬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想向全社会传递这种大爱与正能量。曾获得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的戚健出任该片导演，曾经分别获得过金鸡奖最佳男女演员的周里京、艾丽娅饰演男女主角。电影建军节前夕陆续在全国公映，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可惜的是，戚健导演在新疆拍摄《守望天山》时，发现身患癌症，影片公映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守望天山》成为戚健导演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戚健导演人很厚道，很敬业，很有才华，他病重期间，我在国防大学进修，专门去看望过他。没过多久，他就走了。他英年早逝，令我十分痛心。

　　刘斌：一席话，让我听懂了“什么叫感动”，有家国情怀的作家才会把目光对准有家国情怀的人，才会饱蘸浓墨去书写家国情怀。

　　党益民：在我看来，陈俊贵守望的不仅是天山，还有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虽然物质匮乏，但人们精神高昂，有着火热的激情与执着的追求。陈俊贵一家人，他们贫苦却不失尊严，艰难却不失光彩。他们身上承载的是忠义守信、感恩图报的传统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俊贵守望的是一种民族灵魂。它能净化我们的心灵，引领我们迈向更高的人生境界。在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支撑。

　　刘斌：您现在和陈俊贵还有联系吗？

　　党益民：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很惦念着陈俊贵。我劝陈俊贵夫妇，等到开春再上山，冬天下雪了就赶快回来。守墓不能死守，这样也不人道，关键是要用心灵去守，没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但是，陈俊贵的妻子孙丽琴说的一句话，让我极为感动：“这片墓地就像一个村子，牺牲的战友就像邻居，就是我们的亲人，我们走了，谁来陪他们？”

　　灵魂写作，永远在路上

　　刘斌：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要弘扬7种文艺精神，特别提及要弘扬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陈俊贵的坚守精神，都是时代精神的典型。《守望天山》不仅为我们竖起了一座精神标杆，也为我们报告文学口述历史写作提供了成功范本，请在这方面谈谈您的写作体会。

　　党益民：在西藏，你随处能看到虔诚的信徒，他们从遥远的地方磕着等身头，一步步磕到拉萨，磕到神山圣湖。他们是用胸膛行走的人，我也是用胸膛行走的人。不同的是，他们朝圣的是神灵，而我朝圣的是我的战友们平凡而崇高的灵魂。他们值得我们用心去膜拜。心中有信仰，才不觉行走的苦，才会有行走的力量，才会克服一切困难去坚守，才会惜时如金去书写有价值、有热度的作品。

　　刘斌：您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怎样克服？

　　党益民：主要是时间不够。因为我是业余写作，只能在晚上和节假日写作。不过，业余写作也有优势和乐趣。优势就是你一直生活战斗在部队一线，你的作品来源于一线，会更接地气。乐趣来源于你没有压力，没有功利，你可以写，也可以不写，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不会无病呻吟，不会硬着头皮写，都是非写不可的东西，有一种不吐不快的乐趣。

　　刘斌：口述历史是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式，通过个体亲历者的口述，使事实内容更加鲜活、生动和丰富。您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体会？

　　党益民：口述历史是报告文学写作的一种形式，能不能让讲述更有价值，更加艺术，这里面学问很大。首先要真诚，不可胡编乱造，不可欺世盗名；其次要会讲故事，要艺术地讲好你的故事。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可读性都很重要。谁也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看那些索然无味的东西。

　　刘斌：《守望天山》不仅立意高远，在写作技巧上也有许多创新之处，您是怎样在口述史中挖掘细节的？在细节中捕捉个性语言的？

　　党益民：我个人认为，细节是一部作品成败的关键。贴着人物写，才能把细部写得丰满。一个细节的描写漏洞，可能会使让人对你整部作品产生怀疑，对作品的信任完全崩溃。作家要力争成为杂家，什么都懂。不懂就学。要做足功课。要不厌其烦地调查研究。写作需要精细的世俗经验，更需要深广的灵魂空间。细节会使作品更真实、更丰满。一个好作家，一定是有实证精神的作家。写作要尊重生活和经验常识，要极力建立起阅读信任。

　　作品中的对话也很重要，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守望天山》中的陈俊贵，他的语言非常朴实，找不到一句华丽的辞藻。因为陈俊贵一家本来就是很朴实的人，不会说那些漂亮话。陈俊贵对着战友的坟墓说：“战友们，总队的首长来看望你们来了。天气寒冷，给你们烧点纸钱，暖和暖和。”“战友们喝口酒吧，去去寒，这是‘伊力老窖’，你们不准抢，一人只准喝一口，喝多了要犯纪律。”他对班长郑林书说：“班长，抽颗烟吧，这是软中华，一包六七十块钱呢！昨天路过的州里领导送的。我没有舍得抽，给你留着呢！”那口气，就好像对一个熟睡的亲人讲话，听了让人落泪。这就是陈俊贵的语言。

　　陈俊贵的妻子说：“女人嫁人太重要了，嫁一个人等于嫁一种命，嫁给他，我就等于嫁给了黄连。有时候老陈也开玩笑，下辈子我还要娶你，我说，没有下辈子了。就是有下辈子，我也不会再嫁给你。”这就比较真实。

　　再比如，他儿子开始不愿意当兵，20岁前从来没有穿过皮鞋，穿的都是别人给的旧鞋，而且从来没穿过袜子，大冬天也不穿，脚上裂了许多口子，走路很疼；天气一热，又痒得难受。有一次，他因为要钱买鞋跟父亲吵了起来，他说：“你当兵也没有当出个啥名堂来，倒是当出一身残疾，日子过的穷巴巴的，我可不愿意过你那样的日子。”小女儿丢了一块馒头皮，被他打了一巴掌，他生气又心疼，自己默默捡起来塞进嘴里吃了。后来给她女儿讲起以前当兵的时候，班长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他，班长牺牲了，他活了下来。女儿听着听着，不知不觉眼泪就出来了。

　　刘斌：这些细节和对话都很重要。通过主人公陈俊贵饶有个性的独白自述，通过其他亲人的真情吐露，我们看到了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感动中国、激动人心的形象。这种特殊语言、特殊个性的人，彰显了国家情怀的艺术感染力，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您身为部队一线领导，又能创作出那么多优秀作品，这个时间从哪里来？

　　党益民：我刚才说了，我出版的10部书，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完成的。我喜欢一线部队生活，不喜欢当专业作家。上级曾经多次想调我当专业作家，我都婉言谢绝了。文学是人学。一个作家必须有生活，最好到生活底层去体验。我在部队一线工作，就是最好的生活体验。工作写作两不误，何乐而不为？只是业余写作确实很累。但谁让你喜欢呢？要想有所作为，就得吃苦，就得付出，这很公平。再一个，业余写除了要平衡好时间，还要注意加强锻炼。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白天工作，晚上写作，你迟早都得垮。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锻炼，每天坚持快走十公里，再忙也要锻炼。要不然，我的身体早就垮了。还有，画画写字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我喜欢画画，画的都是心中的西藏。

　　刘斌：十分敬佩，能透漏一下您今后的创作计划么？

　　党益民：我最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西藏往事》，年底前完成。这部书浓缩了西藏五六十年的历史。

　　刘斌：党副政委，时间关系，只能采访到这里，请您对我们的读者说几句话。

　　党益民：我首先是一个军人，其次才是一个业余作家。我会竭尽全力履行我的职责，也会继续写平凡人的故事。一个人要有尊严地活着，同时也要允许别人有尊严地活着。

　　刘斌：谢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

　　党益民：刘老师，您很敬业，也感谢您的辛苦工作。

　　党益民简介：

　　党益民，陕西富平人，诉讼法学研究生，现任武警辽宁总队副政委，大校警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朝阳区作协副主席，陕西省富平县作协名誉主席，西藏民族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徐悲鸿画院创作中心副主任。出版长篇小说《根据地》、《喧嚣荒塬》、《羌笛劫》、《一路格桑花》、《石羊里的西夏》、《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阿宫》，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守望天山》，散文集《西藏，灵魂的栖息地》等。曾获全军新作品一等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巴金文学奖，第三四届徐迟文学奖，第二届陕西柳青文学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守望天山》被改编成电影和歌剧，《一路格桑花》被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在央视一套播出。

　　刘斌简介：

　　刘斌，资深媒体人、报告文学作家。

　　作品有《从深圳起飞》、《崛起水晶城》、《深圳一号》、《雪域横起通天路》、《中国民航年轻机长》、《中国大学生空中小姐》、《名流访谈》等。

　　(选自《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5年11月号)

责任编辑/魏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