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耳：我不要“名气越来越大，写得越来越差”

    田耳，本名田永，湖南凤凰县人，1976年生。1999年开始写小说，2000年开始在《人民文学》、《收获》、《钟山》、《花城》等杂志发表作品。出版有长篇小说《天体悬浮》、《风蚀地带》、《夏天糖》，中篇小说集《一个人张灯结彩》、《衣钵》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等。现就职于广西大学。

　　最近，花城出版社推出“锐·小说”丛书第一辑，包括徐则臣《我的朋友堂吉诃德》、田耳《长寿碑》、王威廉《听盐生长的声音》、蔡东《我想要的一天》等四本。上个周末，田耳、王威廉、蔡东分别在广州购书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暨南大学等处与读者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

　　丛书的责任编辑文珍说，以这样的组合结成的阵容，是借助70后、80后与之后将要推出的第二辑90后作者一起，凸显不同时代的新锐小说家，反映中国社会在不同时段各色人物的心态和生活细节，以求勾勒中国小说创作的轨迹和亮点。

　　1999年，田耳大专毕业，一度以推销电器为生，夜里写小说。从2000年到2004年，平均每年发表一篇，产量不高，但质量高，每篇都不自我重复。仅有的几篇小说让他迅速进入评论家视野，成为《芙蓉》杂志社2005年力推的“新湘军五少将”之一。　　

　　那两年他没有工作，已近而立之年，被人嘲笑在家啃老。但他还是爱写，写出了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随即获得2007年鲁迅文学奖。此后，作家田耳正式踏入文坛。　　

　　“在《衣钵》中，一个大学生回乡当了村长兼道士，其中有沈从文式的乡土中国之乡愁；而《郑子善供单》如出知识分子之手，把弄个人叙述与官方的法定叙述之间的断裂反讽；《姓田的树们》讽喻性地描绘了县城与乡村的风俗画，几乎是一份巴尔扎克式的社会考察；《坐摇椅的男人》和《围猎》却像是卡夫卡的梦魇；《狗日的狗》和《远方来信》，在某些批评家手里，必是关于‘底层’、关于‘道德’的证词；《重叠影像》和《一个人张灯结彩》则因为扣人心弦的探案叙述大受期刊编辑的赞赏，后者更因为显见的宽厚和正派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迄今为止，田耳仍是难以界定和难以把握的，他的作品中各种趣味和路径杂然交陈。”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如此评论田耳的写作。　　

　　田耳则说，最初让他对小说留恋有加的，是小学时偷偷读完的《射雕英雄传》。“我至今记得读完以后，有近一月时间回不过神，回不到现实，家庭与学校有如地狱困住了我。另外促使我写作的，还有王朔的《动物凶猛》和余华的《活着》。金庸展示了故事具有使人致幻的效果，而王朔、余华则让我明白，‘叙述’就是小说的第一性。”　　

　　新书《长寿碑》收录了田耳三个中篇小说，均创作于2013至2014年，书中小说的排列先后与写作顺序恰好相反。在代跋中，田耳这样写道：“时至今日，写小说已是向死而生，这也没什么好抱怨，因为我确乎还有一部分过剩的感觉，要给没有感觉的人们匀一匀。”

　　对谈

　　1、安全感：以阅读累积的能力去处理生活

　　羊城晚报：2007年你的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可在这之前，你一直没工作在家写小说，有过焦虑感吗？

　　田耳：如果真有焦虑感肯定也就过不来了，我其实比较有安全感，不太焦虑。1996年我考了一个大专文凭，1999年毕业，从那时到2002年陆续干了一些小活。2003年开始我在家一直写，到2007年获奖，2008年县里面给我解决了工作。在家写作那几年，我觉得比现在还要舒服一点，因为没有什么操心的，也没有人认识、关注你，蛮自由的。写作状态一开始肯定会好，但写作是一个消耗的过程，名气越来越大，写得越来越差，基本上是这样。 

　　羊城晚报：现在你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也这么看自己的作品吗？

　　田耳：我希望自己不要这样，因为我还在努力，但是能不能成功得别人说了算。但我看越写越好的，没有几个，这不是对自己要求越来越严格就可以的，是一个状态，还得听天由命。 

　　羊城晚报：从阅读中获得的复杂性和从生活经验中的复杂性，哪一个能对你的写作产生更大的作用？

　　田耳：阅读经验和自己的经历，其实是统一的。我的生活经验并不多，但看书特别多，带着自己的阅读经验去体验生活，从生活里得到的东西其实是翻倍的。用我的观察和分析，第一时间去处理我经历和看到的事情，这样经验才能丰富。如果只说生活经验的丰富，我是欠缺的。为什么我能写？在于一个人处理生活的能力，只有你在阅读中累积了较多的能力，带着这种能力去理解生活，会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2、好作家：写作“失控点”越多越好

　　羊城晚报：这几年非虚构写作很红火。但作为小说家，虚构的能力应该更重要吧？

　　田耳：我觉得虚构可能恰恰是考验写作者档次最关键的东西，其实虚构的基础是实的，是由作者实在的体验和间接的经验构成。小说好玩的地方，就是由实入虚。经过一定过程以后，突然到在一个点上，根据你在小说中建立的逻辑，写作开始失去你的控制，进入一个你无法预想但比你的预想更好的状况。在一个小说中，从控制到失控转换这样的点碰到的越多，越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这又关系到作者面对自己现有的经验，如何处理把经验上升为写作、上升为作品的过程。

　　我跟写作的朋友谈过一个观点：虚构就是我们处理现有的材料，一般的作家是粗选，要达到一定量才能选出矿来；但优秀的写作者，甚至可以把重要的矿山里选出来的尾矿买过去，继续提炼。但我那位朋友就用了一句话，好的创作就是在下雨之后的路边，从一潭积水里面钓出鱼来。这个比方，我非常惊讶。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70后作家由于生活阅历或经验不足，导致作品不如60后，这是先入为主的偏见吗？

　　田耳：每个时代都是先入为主的，这其实没什么好说，我更愿意说说写作的快乐。我在写作中获得的快乐特别多，我到今年才开始调了工作，到了大学，环境变了，觉得自己是作家了，反而写作的快乐没那么多了，有种焦虑感。现在是给你一间办公室坐那写，我以前写作是在县城里，天天喝酒，醒了有灵感就写，写完了也是不要改的，都是脑袋中先想好了，这段我觉得过了就走到下一段，不过就继续写。

　　我喜欢看NBA，写作的时候经常让自己感觉像打球一样：写出来的句子好，我满意了，两分，这个句子觉得更加好，三分。写一天下来我看自己打了多少分，是这样激励自己的。

　　3、《长寿碑》：惊喜自己有了预言家的气质

　　羊城晚报：《长寿碑》这篇小说展示的内容非常丰富，写出了生活里的复杂性，但不做任何褒贬的评判，你是有意将自己的情感隐藏在其中吗？

　　田耳：不是隐藏，而是发泄掉了。《长寿碑》的题材很简单，大家知道很多长寿县是造假的，老人的年龄档案是改过的。如果从人类学这样高屋建瓴的角度写，我就没法进入。那怎么跟人们进入得不一样，我要想一个点。

　　从我想写长寿村造假，到真正写出来，隔了很长时间。后来我想到，这种造假存在伦理难题。如果一个老人今年加了30岁变成100岁，假设他只有一个儿子今年40多岁，儿子如果不随之改年龄的话就会有漏洞。那如果把母亲和儿子中间加一代，原来的儿子成了孙子辈……想到这一点，我觉得写下去肯定会有快感的。很好玩，这篇小说写出来以后，很多人说，你写的是我。

　　《长寿碑》写完以后，我小孩刚出生，于是请保姆。保姆一般是50多岁的妇女，但这位老人家到我家后，说她59岁，但我觉得不止。于是我按正规的手续，要她把身份证给我看，但她不给。后来我打听到老人住的村子，通过我父亲的熟人了解到，老人其实70岁了，档案中她的女儿是她妹妹。过了几天，有人打电话说，又有一个保姆带来我家看看，我一看真的傻眼了，和前个是同一人。我说你来过，她说我从来没来过，她已经失忆了。

　　你的写作和想象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洽地发展，在现实中会应验，这是写作巨大的困难也是挑战，但也是惊喜。最后你发现自己有了预言家的气质。 

　　4、写长篇：一起经历不可预知的明天

　　羊城晚报：您的长篇小说《天体悬浮》曾入围“2014年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前十的榜单。在这部小说之前，你已经写过两部长篇了。

　　田耳：《天体悬浮》原本是个中篇，最初名叫《左道封闭》。2004年我还是到处游荡的状态，有个亲戚在派出所当所长，他知道我能写，邀我去住一阵，最好能写些好人好事。我在那待了两个多月，看到的无非是琐屑之事，大案也轮不到他们办，小事还有居委会。但我意外地得知辅警这个群类，那段时间我和他们称兄道弟，他们没有正式身份，是临时工。2007年我忽然想写，两个能力相当的辅警竞争派出所唯一的转正名额。当时写了几万字，但写着写着发现，对于身份的获取，并不限于辅警，各行各业都有，如果只写这个，格局太小，写起来也没劲，所以没写完就扔电脑了。

　　羊城晚报：后来为什么会捡回来？

　　田耳：2012年初打算结婚，想挣点钱，刚好有朋友邀请我当编剧，就去了。那部戏是室内剧，对故事要求不严谨。后来我发现，编剧只需先确定人物形象，塑造得具体生动、有血有肉，之后只要按照他们的性格碰撞一集集往下走。

　　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写不好长篇的症结所在：以前是用写中短篇的思维写长篇，事先把开头结尾都设计好。但现在写长篇，20多万字，这么大的篇幅，如果事先想好开头结尾，整个写作就变成是完全封闭的。从开头到结尾，总会与设想有所偏差，如果调不过来，勉强朝着事先设定的结尾走，势必会变得非常别扭。

　　我忽然想，能不能用编剧的法子写小说？于是捡起了《左道封闭》的四万多字，展开重写。确定人物性格后就由他们领着我走，我和他们一起经历不可预知的明天，也扔掉了原有的结尾。写《天体悬浮》印证了我对长篇小说的设想，写顺以后，度过了一段安定惬意的日子。《天体悬浮》卖了三万册，是我卖得最好的一本书。接下来我打算继续写长篇。

王威廉：以悲壮感面对个体写作

    王威廉，1982年生于青海海晏。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物理系、人类学系、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任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文学院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获救者》，小说集《内脸》、《非法入住》等。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第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等。

　　王威廉从小喜欢听故事，因为他幸运地拥有一位满肚子都是故事的爷爷。“爷爷讲两种故事，一种是书里的，一种是他亲身经历的，比如抗战的、青海剿匪的等等。我能够写作，和经常听祖父讲故事很有关系。”王威廉说，还是孩童时他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人的生活丰富无边，并且能用语言保存下来，让其他人也能体验，“这是我生命经验的最初觉醒。”

　　中学时期，王威廉的作文一直很好，但他的偶像是爱因斯坦，对物理非常感兴趣。高考过后，他考取了中山大学物理系。没想到，入学一个月后，他发现自己“完蛋了，听不懂老师说的，数学不行”。他只好考虑转系，想去中文系将文学特长发扬下去。“结果中文系的老师说不要我，中文系就业率比物理系还高。所以最后我只能打打文科擦边球，选了人类学系。我给系主任写了一封信，他们很高兴，说欢迎我加盟，于是我成了中大校史上第一个大二转系成功的人。”

　　从那以后，王威廉开始写作，写了几年发现上了“贼船”，根本没人理、也没人看。用他的话说，是在中大校园里当了两年的无业游民。那时他住在学校的筒子楼里，黑洞洞的，只有一个单间和公共卫生间。有一天，他在公共卫生间遇到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他决定在小说里报复。“在小说里我把这个男人写得非常坏，写完之后忽然觉得，原来小说是这样的，不是写作文，而是把你的愤怒和情绪写出来。”

　　从事写作以来，王威廉也不止一次问自己，谁会喜欢听我的故事呢？“我是个没有故事的人。但尽管如此，没有故事的我依然有着讲述的渴念，依然希望有人通过我的讲述，激活他自身的生命体验。在这种困境中，我只能虚构起来了。”后来，他读到本雅明所说的“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深感自己被理解了，“我再也不为那些从自己的孤独中凝聚起来的想象而惶恐不安了。”

　　新书《听盐生长的声音》中，第一篇即同名小说，源起于王威廉去西部旅行见到的一大片盐湖。“盐湖是干涸的，给人非常壮观、苍凉的感受，我想一定要把这个场景写出来。刚开始我以自己的角度写，写了一点就写不下去了，但心里还是惦记着。几个月后，我换了一个身份，还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但‘我’不是旁观者，而是生活在工厂里的工人。这样整个写作就打开了，我一下就理解了他的生活，他面对盐湖荒凉的心境是怎样的。盐湖不再是自然景观，而是我心中的人文景观了。”

　　在王威廉看来，对小说创作而言，最重要的是从生活中挖掘素材，从阅读中吸取经验；但这二者其实又并不是全部，小说的复杂性应该是一种锐度，展示人性精神存在的复杂性，所以发现和创造更重要。

　　谈到80后作家与老一辈作家的关系时，王威廉说：“60后作家的成功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是文学爆炸的时代，在今天，作家、教授、诗人在文化中占的比重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有一种悲壮感，在个体面对写作的时候，内心应该平静下来。代际这个概念是80后出来之后产生的，然后再逆推回去，如果不用代际的概念，80后作家似乎完全被淹没在我们对上一代人的文学记忆中。”他认为，在今天从事文学职业，需要的是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