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东西：他们这辈子没法改变了 但下一代能改变吗？

　　长江商报消息 推出长篇新作《篡改的命》 讲述草根阶层“改变命运”的故事

　　在祖国的美丽版图上，偏居西南一隅、少数民族众多的广西以山美、水美著称。在文坛上，“广西三剑客”同样和广西美丽的山水一样闻名遐迩，他们就是作家东西、鬼子和李冯。

　　今年8月，十年未有长篇小说面世的东西，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最新力作《篡改的命》。小说主要讲述了农村青年汪长尺改变命运的故事，充满着浓浓的悲凉。虽然里面那些浮光掠影般闪现的细微温情常常会打动千万读者内心的柔软，譬如善良的劳动局女科长孟璇帮助汪长尺讨要工资，但是最后作者还是残忍地揭开了生活的另一面——孟璇把汪长尺送给她的粽子扔进了垃圾桶。东西说，我们最可怕的不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而是内心之中的这种隔阂，这种看似绝望的书写恰恰是不想让人绝望，“我虽然是个悲观主义者，但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

　　10月29日晚，长江商报记者围绕着东西的创作以及新书话题采访了他。

　　起这个笔名要有一定的勇气

　　说起东西，最先让人感兴趣的是他的这个笔名。

　　东西表示，以前有很多媒体记者对这个笔名做了诠释，应该说都不很准确，这次一定要做一个说明：起这个笔名首先是好记，很怪异；然后是一种很低的姿态，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王朔有一部很有名的小说叫《千万别把我当人》很流行，既然不当人就做东西吧，另外这个名字有那么一点叛逆性在里面；第三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起这个名字要有一定的勇气，既然选择了这个笔名，那就一定要好好地写作才能对得起它。

　　东西第一次把笔名用在了短篇小说《幻想村庄》上。《花城》杂志的编辑、后来成为主编的田瑛在自由来稿中发现了这篇小说，专门写信给东西：如果你只是打算玩票，就随便了，如果你准备一辈子写作，那么你一定要用这个笔名。

　　当然这个笔名也让现实生活中的东西收获了很多“尴尬”。在他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去北京领奖的时候，同屋的是另一位著名作家。那天东西出门了，在房间的那位作家接待了一名北京的记者。记者问：请问这是东西的房间吗？作家回答：是的。记者问：请问您是东西吗？作家回答：我不是东西。晚上东西回到房间，那位作家发牢骚说：你这个笔名就是骂人的，今天我就用它骂了我自己。

　　从抒写家乡到反思改变的艰难

　　1966年3月，东西出生于桂西北一个名叫谷里的山村。

　　东西说，谷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村庄：每天早晨从村庄看出去，山峦叠嶂，云雾缭绕；傍晚，夕阳像一个很软的蛋黄一样，一点一点落下去。

　　这种纯粹的自然美景陶冶和熏陶了少年的东西。

　　然而，这样的村庄又是贫瘠的：交通不便、物质匮乏。电影《寻枪》、《理发师》的编剧、作家凡一平说，在这种环境下，“写作曾经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如果说改变命运是促使东西尝试写作的一个理由的话，那么他最大的初衷则是要写出家乡的美好来，“那个时候很讨厌别人说家乡贫困、闭塞，觉得有一种要把故乡的美写出来的欲望。”

　　然而今天的东西，笔下的家乡已经变得不再美好了：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乡进城，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远离农村改变自己的命运，乡下只剩下了老人和留守儿童。有人说，现在的家乡都很难找到抬棺材的青壮年了。当远离农村摆脱贫困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家乡的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这也催发了东西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篡改的命》的欲望。

　　努力通过自己的小说写出“人间戏剧”

　　截至目前，东西一共只出过3部长篇小说：1995年的《耳光响亮》，2005年的《后悔录》，2015年的《篡改的命》。他说，“之所以10年一部长篇小说，我是希望让自己慢一点，积淀得更多一点，让自己想得更透彻一点。还有就是让小说自己慢慢地成长，不想让新的长篇很快覆盖自己前面的小说。”

　　东西有一个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主任的身份，在影视剧创作上也是成绩斐然——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的电影《天上的恋人》由刘烨、董洁主演，曾获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长篇小说《耳光响亮》被改编成电影《姐姐词典》。

　　除了改编自己的小说，东西还是电视剧《永远有多远》的编剧。东西说，最开始做编剧是因为自己的小说太难改编了，影视公司买下版权后，找人改编改不下去了就只好回头来找自己， “编剧的自主权太少了。在电影一切以票房为主的前提下，一个编剧的自主性比较少、空间小。”

　　然而做编剧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借鉴戏剧化的情节处理来创作小说，《篡改的命》里就大量运用了戏剧化的手法。作家余华评价说：《篡改的命》里的情节转换充满戏剧性，阅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过于戏剧化，我认为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东西在这里努力写出他的人间戏剧。

　　◎访谈

　　把孩子变成有钱人的孩子

　　自己做一个“影子父亲”

　　长江商报：《篡改的命》里的四次改命，目的都是要远离农村。造成这种秩序的打破是来自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吗？

　　东西：以前的乡村是一个活泼的乡村，当时的人员流通是受限制的，人们是走不出去的。改革开放了，很多乡村人走出去了，这些劳动力全部流失了。还有一些留乡的同学，他们整天站在村头瞭望。每次回村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酸酸的，就想他们这辈子没法改变了，但是他们的下一代能改变吗？少数也许能改变，但大多数还得重复父辈的生活。很不巧，他们出生在一个“拼爹”的时代，他们的爹只懂得伸长脖子瞭望，却帮不了他们升学、找工作。他们若要改变，除非出现奇迹。我像他们的家长一样，琢磨如何才能出现奇迹，想来想去，那就是把孩子变成有钱人的孩子，自己做一个影子父亲。这个灵感是被逼出来的，是所有的想法都行不通了之后才产生的想法。

　　长江商报：汪长尺最终选择做一名“影子父亲”这样的行为在现实中看来似乎有些离奇荒诞，您是怎样认为的？

　　东西：其实现实比小说更荒诞。大约7月中旬我看到一则新闻，说1988年，有两对同卵双胞胎在哥伦比亚波哥大的一家医院同时出生，因为医院的一个失误，把他们四个搞混了，两个家庭以为是异卵双胞胎，就这样各领了一个自己的和一个别人的孩子回家抚养长大。在城里长大的两个孩子一个成了工程师，一个成了会计师，而在乡下长大的两个孩子都成了屠夫，在打理一家肉铺。今年7月这四人见面了，被错抱到乡下的那个有钱家庭的孩子成了屠夫，而乡下被错抱到城里的那一个则成了会计师，这不就是“篡改的命”吗？确实，现实中每天都有荒诞的故事发生，有时甚至超越虚构。

　　长江商报：《篡改的命》中汪长尺和林家柏是两个矛盾的集大成者，故事的行进也充满了戏剧性。这样的戏剧化处理是您的刻意而为吗？

　　东西：是的，大部分草根遇到的困难，我都集中在了汪长尺的身上，我需要这个典型人物，来完成我内心的表达。这里用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也借鉴了戏剧或者是影视剧的创作方法，使用了“对抗原理”。能不能写好主人公，取决于对抗力量对他的影响，在这里汪长尺的对抗力量是林家柏。林家柏是汪长尺的仇人，现在汪长尺要把孩子送给仇人做儿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戏剧性和冲击力呢？

　　长江商报：给小说贴上某种主义的标签肯定是种愚蠢的行为，但是您作为昔日先锋小说家的一员，《篡改的命》里很多荒诞的情节、魔幻的场景、网络语言造成的黑色幽默，我可以理解为这是您心目中的今天的先锋吗？

　　东西：《篡改的命》貌似用传统写法，但是夹杂了先锋的、荒诞的、魔幻的、黑色幽默的元素，这些元素并非我有意夹带，而是写到此处时它自然地跳出来，为我所用。不管什么流派，只要对我这个小说有利表达的我就拿来用。这些年，小说的语言在发生改变，特别是网络语言在改变我们的表达，像“脑残、心塞、憋成内伤、拼爹、逆袭”等等网络语言，非常生动准确，如果不为我所用，就像刘备得不到诸葛亮，实在可惜。除了网络语言，我还让过去的人物说今天的话，让草根说高富帅的话，让白富美说屌丝的话，这种陌生化处理，能达到幽默的效果。我们必须承认小说的语言变了，写作者有义务敏感地去捕捉。

　　作家名片

　　东西 原名田代琳，男，1966年3月出生，中国新生代代表作家，供职于广西民族大学。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著有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后悔录》《耳光响亮》；中短篇小说集《没有语言的生活》、《我们的父亲》、《请勿谈论庄天海》、《我为什么没有小蜜》、《救命》、《痛苦比赛》、《东西作品集》(六卷)等，部分作品被翻译为法文、德文、韩文、日文、希腊文和泰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