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文学只能与“经典”结伴而行

　　文学不应当沦落为拜金的奴才，文学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其经典。

　　记者：全世界文学都在致力于书写国家文化、民族内核于个体身上的映射，也因为个体的不同而呈现着或高扬或变异等不同张力，你曾在小说 《天行者》里书写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民办教师。从作家视角来看，是什么原因吸引作家去关注这些特殊群体折射出的精神？

　　刘醒龙：人与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种种的不一样，才显出天下之大，显出世界之丰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再大，也无法挣脱相同的命运。在抒情文字里，一位外界知之甚少的普通乡村教师的日常人生，常常比一个声名显赫的学界泰斗更令人感怀。大人物在这个世界的动静人人看得见，而对那些轻易不被别人察觉的小人物，怎么看怎么去进行价值叙事，是文学最有魅力的专利。

　　记者：文学弘扬真善美，也揭露假恶丑。我们同时也看到，当下有些现实题材作品仅仅是罗列一些价值观混乱的现象或风气，缺乏写作者的自省。在社会转型、价值观互相碰撞的今天，如何把握好故事对象以文学的特质来呈现？

　　刘醒龙：汉语作为我们的母语，本应当是人类各种语言中最优雅最美妙的，前三十年受着枯涩的政治话语挤压，后三十年又受到各类“流行词汇”的污染。一部分原因也是对经典性之于文学重要意义的忽视所造成的。文学不应当沦落为拜金的奴才，文学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其经典。如今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战争中没有女性》那样，打通与小说、诗歌等叙事艺术之间的壁垒，将新闻与纪实写出经典性来，哪怕标榜的还是新闻或纪实，那也无关紧要，因为这样的作品是仰仗经典性流传开来。

　　记者：传统文艺理论从“诗言志、歌咏怀”到“文以载道”，文学有着非常正统的地位，到了现代，网络让大众获取知识和思想的渠道越来越多，有人说文学价值扩散到了不同形式里，有人说它的价值在收缩，你如何看待这种文学存在的危机感？

　　刘醒龙：在日常生活中，有急风暴雨，就会有云淡风轻。自然规律往往也是纷繁世事的规律。文学曾经有过高歌猛进的时代，也就一定会有浅唱低吟的风月。高歌猛进不全是好事，浅唱低吟不一定就是坏事。这就像股灾来临时，一些人不惜血本地抛掉手中股票，结果亏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另一些人，苦苦坚守，并积极发现可能的机会，反而赚回许多真金白银。文学的价值与股票还有一种大不同，无论外界如何将危机强加于文学，文学对于世界，对于个人的价值是不会贬值的。相反，贬值的是忽视文学价值的世界与个人。远离文学不是文学的损失，受损失的只是那些远离文学的人。

　　记者：你的作品涉及题材虽各有不同，但充裕其中的是强烈的“乡土中国”情怀，不仅描写乡村表面，还关注它的命运及其价值观转变。近作《蟠虺》似乎有了更深远的思考，借知名文物曾侯乙尊盘讲述知识分子面对欲望的矛盾，也反思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

　　刘醒龙：对知识分子来说，总要多一些“圣贤”意识才对。那些惯于见风使舵、见潮弄帆的人也可能做成一些事，却终归成不了社会脊梁。能撑起十年百年历史的只能是那些与时势欲望格格不入的硬骨头。处在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人，最不缺的是“识时务的俊杰”。然而，真正不可缺少的反而是那种“圣贤”风范的人，握紧手中鞭子，不失时机地抽打那些在万马奔腾大潮中只顾狂奔的畜生。

　　记者：地方文化虽蕴含的是地方知识和智慧，最终却可以传递出一个全世界都能理解的“现代性”故事，与某些急于和传统断裂的新潮写作不同，这种扎根文化深处的写作生命力顽强，其内里可以说仍然是它的“经典特质”。

　　刘醒龙：在文学中最不缺少的就是“创新”，“创新”是文学中与母语一样的最基本的元素，短短的几行诗，几百字的小小说，如果没有独创性、没有超乎既往作品的新意，所写出来的文字与文章肯定是无效的。所以，相比社会生活中每每放在首位的“创新”，文学只能与“经典”结伴而行，将“经典”作为唯一追求的目标。文学面向的所谓市场，读者只能是第二位的，作者才是第一位的。没有超然世俗之上的品格，作品印得越多，越像是随风飘散的废纸。文学的模样哪怕被批评为太正经、太阳春白雪、太拒人千里之外了，也不要改变。因为文学存在的理由告诉我们，一部小说或者一首诗，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也远比逗得十万人无聊地狂笑来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