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修身与治家——访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唐浩明

　

　

　　人物简介：唐浩明，1946年出生，湖南衡阳人。现任岳麓书社首席编审、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他在费时11年编纂1500万字、30卷的《曾国藩全集》的同时，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另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杨度》《张之洞》等。曾获第一届、第二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编者：曾国藩，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毕生勤于政事，清正廉洁。他秉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把“齐家”摆在突出位置，疏理治家方略，形成以“尚廉、尚谦、尚劳”为核心的良好家风，使之世代子孙从中受益。在他一生的实践中，在他留下的家书、日记、奏折以及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修身还是治家，他都堪称楷模。他的廉政理念成就了他的事业。他所秉持的理念，对于今天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报记者就曾国藩的修身与治家，采访了著名作家、学者唐浩明。

　　壹 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一直提倡廉政，廉洁是从政的主要内容，是对从政者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要求

　　记者：唐浩明老师，曾国藩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有人评价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您是曾国藩研究专家，从廉政建设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曾国藩留下的精神遗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唐浩明：经常有人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这是对曾国藩比较深刻的认识。曾国藩留下的精神遗产具体是什么？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在他身上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无论做人与做事，还是从政与治家，他都有一套规范。

　　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一直提倡廉政。廉洁是从政的主要内容，是对从政者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曾国藩曾经对他四个方面的属下，即州县官员、军队将官、委员、绅士，各自提出过四点要求，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要廉洁。可见廉洁在曾国藩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不论做什么，你在办公事的时候，一定要廉洁，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你必须这样，然后你才具备办公事的资格。

　　从曾国藩个人来说，他在这方面的行为更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学习。他有着强烈的廉洁意识。曾国藩在办团练之初，有一封公开信，表明他的态度，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句话六个字，一是不爱钱，二是不怕死，这也是后来湘军的立足之本。他昭告天下：所有来和我一起办湘军的人，都要不爱钱不怕死，随时要准备献身。他有个很有名的八本堂，给家族立了八个方面的规矩，“读古书以训古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做官的基本原则就是不要钱。作为政府的高级官员，他有着非常强烈的廉洁意识，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记者：曾国藩的廉洁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唐浩明：曾国藩的廉洁，简单地说，体现在：不贪，不贿，不私。

　　首先是不贪污。当年从曾国藩手上过的银子千千万，而且绝大部分的银子都是自筹来的，不是国家的公款。一些带兵的将领曾经借这个机会浑水摸鱼，发国难财。湘军当时也有许多个山头，可以自己征粮征饷，不是国家财政资金，一些人就借这个机会发财，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带兵的贪污军饷，这是乱世的常态。但曾国藩临死前留下的财产不足两万两银子，这仅仅只相当于他这一级官员一年的养廉银，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年终奖。这是相当清廉的，而同时代的李鸿章则富甲天下。

　　其次是不贿。有些官员不一定贪，但做到不受贿很难。贿赂可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和形式存在，可以用各种巧妙的方式甚至不留痕迹。曾国藩权力很大，不像一般的巡抚总督，何况他自己手里还掌握着一支几十万人的军队。作为这样一级的官员，有很多人想尽办法向他行贿。就在他担任两江总督后不久，有一个县令来晋见，给他带来了一件看似平常实则异常珍贵的见面礼——王羲之书法的唐代摹刻帖。它是宋代淳化阁帖的祖本，异常珍贵，价值连城。这个县令把它送给曾国藩。曾国藩是个书法大家，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写字，这个县令很巧妙，拿这个东西来贿赂曾国藩。曾国藩爱不释手，他在日记中说：“余行年五十有一，得见此奇，可为眼福了。”这是雅贿，不露痕迹，可以说是文人之间的交往。但曾国藩赏玩片刻后，把字帖原封不动地退还给县令，而且在当天的日记上写下八个字：“世间尤物，不敢妄取。”这个“敢”字，说明他不是不想，而是对权力的敬畏。自己身为两江总督，掌管东南半壁江山，即使是最好的东西我也不能用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得，一个“妄”字，体现了他尊重道义、遵守规则。

　　第三就是不假公济私。当年曾国藩拥有那么大的权力，掌握着很多的公共资源，假公济私有许多便利条件，但是他没有。家乡乡亲多次找到他，要他为家乡办点事情，比如架桥修路。这并不需要他私人掏腰包，军费里面拨个几十万两银子即可。说起来还是造福一方，做的也是公益事业。但他说这种事情也不能做，这也是借助自己的权力，动用国家的资源谋取某个小团体的利益，这也是假公济私的行为。

　　贰 一个官员，一个拥有公共资源的人，如何保证为政的廉洁，关键一点就是要过简朴的生活

　　记者：曾国藩作为一个位高权重的朝廷官员，是什么精神力量让他能够抵抗各种诱惑，做到独善其身的？他是如何做好自我修炼、抓好自我监督的？

　　唐浩明：他有这种强烈的意识，能够把住各个关口，靠什么？就是靠自律。

　　他处在这样的高位，很少有人能够管他，但他自己对自己提出了严格甚至是苛刻的要求。中国儒家学说中提倡“君子要慎独”，什么是君子，就是在社会中拥有权力拥有地位，在社会上能够起表率作用的社会精英。慎独就是在没有监督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也不乱来。最高的慎独就是脑子里根本不存在着不好的想法，没有监督没有约束的时候也很谨慎自己的言行。对一个从政者来说，怎么才能保证廉洁，曾国藩在这方面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思索，也是他一辈子自己践行的准则。

　　最重要的就是简朴。廉洁靠什么来支撑，靠简朴。你不去追求那种奢华的生活，脑子里没有这样的欲望，很简朴的过日子，就不需要贪污受贿。曾国藩最大的特色就是一辈子保守简朴的本色。

　　当时别人对他的评价，就是一个“清寒”的书生，穷书生。曾国藩身边有个贴身的私人秘书，叫赵烈文，他留下一部日记叫做《能静居日记》，这部日记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记载了他给曾国藩当幕僚的日子，里面有很多涉及曾国藩私人生活的记载。尤其记载了他生活上过人的简朴。有篇日记里记载，曾国藩的卧室很简单，就是一张桌子几条凳子，都是白木的，装衣服、装书籍的就是几个篾箱子，都是从湖南乡下带过去的，床上蚊帐发黄发黑，被子就是农家的白底蓝花土布印花被，床上放的一件背心又小又旧，上面打了七八个补丁。赵感叹，这般行头，一般的读书人都不用了，他居然比普通读书人都显得清寒。他吃饭一荤两素一汤，没有酒，来了客人，酒也要上街零沽。其实并不是没有人来送礼，有官员也有老板，但曾国藩一概拒绝。赵烈文感叹，大清两百年，不可无此总督。意思是：大清两百年，唯有如此一个简朴的总督。要知道，曾国藩当时几乎管着半个中国。

　　他当时对官绅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廉洁。一个官员，一个拥有公共资源的人，如何保证为政的廉洁，关键一点就是要过简朴的生活。如果追求奢华，追求过分的享受，就必然腐化。

　　叁 一个社会的风气往往取决于“一二人”，这种人要么权力巨大，要么声望崇高，这种人通过自己的修炼然后去感化身边的人

　　记者：曾国藩的自我约束，经历了波折没有？他是怎样达到这种崇高境界的？

　　唐浩明：曾国藩其实经历了一个非常严格的修炼过程。

　　从他进入北京的第二年开始，到他走马上任礼部右侍郎，前后大概八九年时间，主要在翰林院，其间没有很繁重的政务，他就努力读书做学问，探讨宇宙人生。他琢磨人世间的事务，琢磨得很通透。他一心向圣贤学习，以圣贤作为榜样。他曾经写下一副对联， “不为圣贤即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在善恶之间没有中间地带，这是对自己提出的很高的也是很苛刻的要求。为什么这样？他就是希望取法乎上，一辈子以圣贤为榜样。他在30多岁就把自己排在这个位置，而且后来随着他地位的提高，更让他立志要做天下人的榜样，也就是今天说的圣贤。

　　他曾经在很多篇文章以及平时与人的书信中说过，一个社会的风气往往取决于“一二人”，这种人要么权力巨大，要么声望崇高，这种人通过自己的修炼然后去感化身边的人，通过身边的人再去教育更多的人。他曾经说过要培养一批“好官种子”，他后来做了湘军统帅，他把自己归类于这“一二人”中。所以他能做到“举世皆浊我独清”，即使所有的官员都贪污受贿我也绝不这样，把自己置于没有选择的余地，把自己的一举一动看做关乎天下的大事，有敢于向天下人展示自我的勇气，这很不容易。

　　记者：曾国藩这种强烈的“廉洁自律”意识，能否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

　　唐浩明：官员要廉洁，这是中国主流的文化意识。早在西汉初期，贾谊就提出“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观念，得到广泛的认同。不为家庭、不为自身谋利益，廉洁地为国家为公众办事，这是中国的主流意识。你如果掌握了公共权力，却为自己办事，国家怎么放心把权力交给你？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家天下”，君和国是一体的，即使如此，廉洁也是评价官员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准，是君王对臣子的必然要求。

　　记者：但是中国古代真正能够做到廉洁的官员不多，留下来的清官形象也就是像包公、海瑞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您觉得核心的问题在哪儿？

　　唐浩明：核心的问题，一是首先没有立志做圣贤的目标，二是在巨大的诱惑面前没有把持住自己，三是权力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监督。没有远大的目标，即使有近期的目标也会受到干扰，真正能够做到慎独的人很少，要靠外界的监督来约束，使得他不敢。自律的结果就是行为上的自觉。

　

　　中国古代有两个不同的传家理念，一个是传给有形的财富，一个是传给无形的精神。什么能够传之久远，有形的一定传不久远，它有生有灭，有盛有衰，这是必然的，唯有精神财富可以长久地传承。

　　民间也常说，“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是人类的大智慧。

　　记者：家风仍是当代人不可或缺的精神血脉，有什么样的家风往往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财富观。现在许多领导干部问题就出在治家上。曾国藩作为一个父兄，一生写家书数以千计，对子弟谆谆教诲，子孙后代能人辈出，他的治家理念主要是什么？他管好家人的经验有哪些值得我们尤其是领导干部借鉴？

　　唐浩明：古语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品行高尚、能力出众的君子，辛辛苦苦成就的事业，留给后代的恩惠福禄，至多五代就消耗殆尽了。但曾国藩的后代哪怕到了六七代，也还不错，没出过一个废人、一个纨绔子弟。

　　曾氏家族对治家非常重视，他祖父就很重视家庭教育，才有了曾国藩这一代的成才。但是形成很好的家风还是在曾国藩这一代。他祖父开始也是一个浪荡子，30多岁改邪归正，对他的三个儿子管得很严。到了曾国藩，他就更加注重家庭教育，他到北京之后，把儒家的“修齐治平”作为自己的目标。儒家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是“修身齐家”，因此他对家的治理非常注重。总体来看，曾国藩对家的治理看重的是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孝友。孝就是孝顺长辈，友就是友爱兄弟。他说，自己仔细研究了中国的家族，发现做官的人家就是一代两代，做生意的人家大约三代四代，耕读人家如果勤俭可以延续五代六代，孝友人家就会十代八代。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对长辈很孝顺，对平辈很友爱，这个家庭就能保持兴旺昌盛。

　　二是勤俭。他认为，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个家庭，一个人，立身之本就在勤俭。历史上的奸雄也没有一个懒惰的，世界上的庸人都败在一个懒字上，才人败在一个骄字上。奢靡是败家根源，再大的家产一奢靡就败了。

　　三是读书。他家里不仅男人读书，女人也读书。曾国藩有5个女儿，都知书达理。他也给女儿规规矩矩取名字，把女儿当儿子一样看待，没有重男轻女。

　　四是睦邻。就是搞好邻里关系。

　　曾国藩对教育子女看得非常重。他教育子女的方法有几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对子女期待什么，指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曾经有一段很有名的话给他儿子：世界上的人都希望子孙做大官，我不希望，但愿做“读书明理之君子”。这句话的核心，首先是读书，读书的目的是明理，然后做君子。并不是要做很大的官，赚很多的钱。他说，凡办大事，半由人意，半由天意。有一半是天命主宰着，自己把握不了。唯有一点是自己能够把握的，自己努力就可以做到的，就是做君子。他把道德修养看得高于社会地位。曾家后人把这条视为根本，牢牢记住，就是做读书明理的君子。所以家族没出什么坏人。后人大多在教育界文化界。比如第四代中，曾宝荪是中国第一个在欧洲获得学位的女性，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在湖南创办了第一家女子学校，“艺芳”女子学校，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女性知识分子。其堂弟曾约农也是在伦敦大学获得学位的，回到长沙创办了克强大学，后来到了台湾，创办东海大学。曾氏家族的后代中有诗人曾广钧、化学家曾昭抡、考古学家曾昭燏等。对子女要求的第二点，即身心的健康高于学业与功名。子女首先要求身体健康，心灵健康，学业和功名还在其后。第三点就是富贵人家子弟要有寒士之风。富贵人家子弟之所以容易出事，一是仗着家里有钱，一是仗着家里有权。曾国藩有意打掉他的家人在财富和权势上的依恃。有一个例子，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藩兄弟打下南京，七月他的儿子曾纪鸿在长沙参加举人的考试。那时曾氏家族正如日中天，曾氏兄弟战功赫赫，兄弟俩同日封侯封伯，这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皇亲国戚没有第二例。但曾国藩写信给儿子，给他立规矩：在考试之前不能递条子，拜门子，考完以后立即回乡下去，不要留在长沙，长沙的风气太不好，奢华风气盛行。曾纪鸿依照父亲的话去做。这年，曾家二少爷真的没有考上，但他也没任何牢骚。

　　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他不留钱财给子孙。他说，如果是儿孙有用，没有祖上的钱他也有饭吃，儿孙没用，再多钱财他也会坐吃山空。今天许多官员就倒在这个问题上。一些领导干部通过把自己的权力转化成财富，传给子女。比如儿女经商、搞房地产，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于社会是不公平的，于他们自己也不是真正的爱护。

　　中国古代有两个不同的传家理念，一个是传给有形的财富，一个是传给无形的精神。什么能够传之久远，有形的一定传不久远，它有生有灭，有盛有衰，这是必然的，唯有精神财富可以长久的传承。民间也常说，“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是人类的大智慧。今天我们回看唐朝，李白杜甫的诗传了下来，唐朝的基业传下来了吗？唐朝的财富传下来了吗？没有。现在的家庭教育也存在许多误区，价值观出了问题。父母对孩子最大的爱，应该是让孩子成为德行高尚的君子。

　　记者：曾国藩作为一个“修身齐家”的典范人物，他对后世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唐浩明：这一百多年来，曾国藩对后世最大的意义在于，他就是道德的楷模，人格的榜样，这是中国文化所追求的一个目标。中国优秀的文化，落脚点就是人的文化，就是崇高的精神境界。曾国藩对中国社会巨大的影响，可以从几个重要人物身上来看。

　　毛泽东。他说，改变中国，不只是要改变有形的东西，重要的是改变无形的东西，社会的风气，人的道德良心。靠什么，就靠大本大源的学问。大本大源是什么，是宇宙的起源，人类社会的起源，人的本源。“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是有大本大源学问的，他在立人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

　　梁启超。梁启超编撰了《曾文正公嘉言钞》，他在前言里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为什么他能达到这个地步？他认为曾国藩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自拔于流俗”，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精神境界超出于普通人之上，这就是他的修身之本，通过修身，通过自律，通过与圣贤神交，管住自己，把自己从流俗中超拔出来。所以梁启超以曾国藩为师，包括每天记日记，学习曾国藩的修身，然后以“移风易俗天下一二人”的身份，主动担当起改造社会的责任。他56岁的生命竟然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文章，平均每天写了2000字。

　　对社会的担当，并不是谁要你这样做，而是自己给自己加上责任和使命。所以，这一百多年来，不管是底层的贫民还是高层的精英，曾国藩都是一个人格上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