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起传统，是为让今天的人往前走——专访《德政之要》作者姜鹏

　　《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一书出版前，作者姜鹏曾三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感受过被关注的热度。但《德政之要》社会反响的热烈，仍让他意外。

　　《资治通鉴》是中国传统经典著作，毛泽东认为读此书可“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邓小平在历史类书籍中，喜欢的也是《资治通鉴》。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讲话中引用《资治通鉴》里的“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

　　《资治通鉴》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而当代人要更好地从这部文言文古籍中汲取智慧，一座跨越古今的“桥梁”则显得很有意义。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姜鹏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为公务员群体量身定做，写一部通俗版《资治通鉴》的解读书。

　　好的时代、坏的时代是什么样的，都借历史之口写出来

　　解放周末：您第一次读《资治通鉴》是什么时候，当时对这本书的理解是怎样的？

　　姜鹏：我第一次拥有《资治通鉴》是1997年，大学一年级的暑假。我家在浙江宁海，一个小县城，那年暑假我对父亲说，学历史需要买点书，父亲就推着自行车帮我出去买书。一共买了2套，一套《资治通鉴》，一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共花了千把块钱，在当时，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2001年，父亲去世。现在想想，父亲留给我的东西，就两个书架、两套书。所以，我手头这套《资治通鉴》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好几册已经读破，母亲用透明胶把它们粘了起来。

　　说实话，我第一次翻阅《资治通鉴》，和大多数读者一样，看不懂，只是使劲想让自己读下去。我当时还想配合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读，发现更难，书里对历史的评论高度抽象。后来我开玩笑说，患有失眠症的人，床头千万别放《史记》，故事太精彩，会睡不着，建议放本《资治通鉴》，一翻就打瞌睡。

　　读不懂是正常的。关键是不懂之后怎么办，放弃还是硬着头皮往前走？我们学历史的，本没有太多放弃的余地，必须咬咬牙读下去。从不懂到懂，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读，没捷径可言。

　　解放周末：不停地读着，从什么时候您读《资治通鉴》开始读出味道来了？

　　姜鹏：10年以后吧。10年里，我从头到尾读了差不多2遍。《资治通鉴》是一部长达294卷的皇皇巨著，完整读完一遍就颇费时间了。

　　2007年，复旦大学开经典选读课。当时我正好读《资治通鉴》小有心得，初生牛犊，就提出开一门《资治通鉴》课。教务处和出版社很高兴，建议我直接写教材，让我交提纲。然而看到我的提纲，他们说不行，罗列书中要点，不构成对《资治通鉴》的真正解读。

　　现在回头想，我是很服气的，他们说得对。之后两年里，我又把《资治通鉴》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不仅仅是读《资治通鉴》本身，还读了大量研究文章，比如学者对于史学文化的分析、司马光所处时代的背景分析等等。就这样，再进入《资治通鉴》，某一天我忽然开窍了。

　　解放周末：开窍以后，读出了什么之前没有读出的味道？

　　姜鹏：我逐渐理解《资治通鉴》不是单纯的历史著作，而是司马光的政治寄托。他怎样选择历史故事，怎样排列组合，其实都透露出他的政治理想。他认为好的时代、坏的时代是什么样的，都借历史之口写了出来。同一个故事，《资治通鉴》讲，与《新唐书》《旧唐书》《汉书》《后汉书》讲，是有很大区别的。

　　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其实是通过编写历史，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悟通其中关窍后，2009年我再开《资治通鉴》这门课。这一次，我重新拟了一份提纲，顺利通过了。

　　《资治通鉴》 里没有老百姓的油盐酱醋，领导干部读这本书，效益才能最大化

　　解放周末：您写的《德政之要》读来特别通俗，写作时，是不是刻意面向大众读者，取舍间摒弃了一些深度？

　　姜鹏：今年8月底，开了一个关于这本书的座谈会，来的人一拨是学者，一拨是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有意思的是，会上意见截然相反。学者认为写得不够深，仿佛一直在告诉公务员应该如何保护好自己；领导干部倒觉得这书好，有领导说，书展买了很多书，这是唯一一本看完的。

　　也有学者替我说话，说我用心良苦，否则非科班出身的人可能看不下去。还有学者认为，我把书写得这样通俗，把目标读者的阅读能力看低了。其实我也接触过很多中层干部，他们非常聪明，把握问题的能力和悟性特别强。但我觉得这种能力，和读《资治通鉴》文言文是两回事。

　　解放周末：《德政之要》这本书的出发点，决定了它是大众化的，而非学术性的。

　　姜鹏：一开始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来约稿的。编辑找我说，想用这样一本书，去影响公务员，让这个群体重视传统文化。可以说，初衷就是设计给公务员看的。所以我写书时，有时会揣摩他们的心理，想着怎样让他们听进去。毕竟《资治通鉴》不是生活百科，里面没有老百姓的油盐酱醋。领导干部读这本书，效益才能最大化。

　　但这个目标不是死的。普通读者，尤其是非科班出身的读者，都能由此进入《资治通鉴》。写作时，我有意无意地告诉大家，司马光为什么选这个故事，他为什么是这样讲而不是那样讲，为读者理解《资治通鉴》提供入门阶梯。当然，更深入的问题确实没有涉及。所以，针对文史科班出身的读者，将来我可能会另外再写一本。

　　解放周末：如您所言，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自有一套挑选标准，您创作《德政之要》是否也有自己的挑选标准？

　　姜鹏：考虑这是一本通俗读物，过于深奥的故事我没选。有些故事我自己没想明白，也没选。另外有些故事我想明白了，但出于写作道德，我曾在自己的其他书里写过，就没放进去。简单说，我自己有把握的，我才选。

　　全书分“修身”“齐家”“治道”三大篇。特别是治道篇，选择哪些故事，我想得最多。第一章写“天下为公”，因为我认为当下谈中国古代政治智慧，如何划清权力的公和私，是头等大事。从古至今，我们很多时候都搞不清楚公和私。民间一直觉得皇帝是一个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这个理解对吗？从儒家政治哲学角度看，不对。皇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套管理天下的制度，人只是符号。然而在等级社会里，想讲清楚这一点，迫使皇帝服从这套理念设计很难。

　　我认为，腐败的源头，是有些人在认识上就存在含糊，分不清公和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意思，就是公权力不能化为私权力。公和私是中国传统政治重要的话题，古人没解决好，现在仍然很重要。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一个。

　　最后一章“文化的力量”，是针对软实力而言。比如，很多中国人去美国旅游，觉得美国没什么。地铁设施很差，除了芝加哥、纽约，大部分美国城市没有高楼大厦，外观还不如中国二三线城市。但是，我们这样看问题行吗？文化软实力，恰恰在于看不到的层面，美国商业模式的创新、先进科技的发明，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借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回应当代的话题，我最后一章用来谈文化，内心就是希望领导干部能重视文化软实力。

　　《资治通鉴》 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宝库，可惜没有被好好研究和运用起来

　　解放周末：您曾说，司马光关于“法治与德治”的思想比较独特，您如何解析这种独特性？

　　姜鹏：《资治通鉴》的法治思想非常值得探讨，比较复杂，我就挑几点简单说说吧。

　　宋代十分重视仁政，重视孟子，强调性善。但偏偏司马光不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不是孟子，他还写文质疑孟子。司马光对荀子和杨雄的重视超过孟子。《资治通鉴》前几卷是由司马光亲手选定的，直接体现司马光本人的思想。而前几卷中，哪一类故事最多？一眼就能看出，法治故事最多。司马光选用了很多《战国策》的故事，与《史记》不太一样。法治的主题在前几卷里反复出现，说明司马光很强调外在规范。

　　那么问题来了。荀子著名的论点，是人性本恶，杨雄的观点也类似，两人都不承认善良是人的天性。在人性本恶的前提下，良好的社会秩序怎么来呢？荀子主张，以礼治国，礼为纲纪。他的学生韩非与李斯，把礼过度为法。但是法家后来被人们误认为是“酷吏”传统。司马光所在的宋朝，非常尊重人的价值。所以，尽管司马光认同社会秩序要有外在规范，但他同时也要撇清与法家“酷吏”的关系。为此，司马光强调法治，也强调仁政。《资治通鉴》一上来先讲礼。第一句话没主语，但仔细推敲，内容是三家分晋，隐含的主语对象就是周天子。《资治通鉴》是从批判礼制秩序最顶端的人开始的。司马光的用意是，礼为纲，它的存在不允许有人例外。

　　但是纲纪法治一旦僵化，容易变成“酷吏”。同一个商鞅，《史记》对他的评价很负面，认为这是残酷的法家传统，与儒家的仁政理念相抵触。而《资治通鉴》中认为，商鞅错在以法律为工具，而不是以人为本。因为司马光的法治，仍然强调人本主义传统，法治最终解决的是人的存在价值问题。而商鞅的法治，是牺牲人的价值来实现法律的工具价值，执法系统看不到人的存在，这是司马光认为商鞅不足的地方。可见，司马光的法治与德治，是非常辩证的。

　　解放周末：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资治，亦可扬德政。《德政之要》正是用当代的语言、精神来呈现出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

　　姜鹏：司马光的政治智慧，包括他对权力结构的理解，都很独到。比如，人们常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演义小说也这么说。放到现在，我们能理解，一个部门经理如果行使总经理的权力，那叫“僭越”，不妥。下级不能行使上级权力。但是司马光同时强调，上级权力同样不能向下级渗透。

　　《资治通鉴》里有个故事说，魏文侯和田子方一起喝酒听音乐，文侯是个优秀的音乐欣赏家，他一听，就指出音律有问题。田子方笑了，说：“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意思是，作为国君，你更重要的是明察乐官，而不是纠正音乐。在官僚系统里，每个人角色各有分配，各有责任。乐器调音出现问题，是乐官的责任，国君应该是明察官员是否合格，而不是代替他们去做具体的纠正工作。我一直认为，《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宝库，可惜没有被好好研究和运用起来。

　　现在提中国传统，一定要有对话者，和西方的对话很重要

　　解放周末：同样是从传统中汲取养分，比起西方的《联邦党人文集》等著作，您觉得《资治通鉴》的东方智慧体现在哪里？

　　姜鹏：与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较，正是我目前研究所努力的方向。重视司马光，不是回到司马光。孟子评价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意思是要随环境变化与时俱进。我们在任何一个时代讲传统，都不是要回到过去。现在提中国传统，它一定要有对话者，不能自说自话，和西方的对话很重要。

　　读书时，我一度对西方历史不太感兴趣。但为了认识《资治通鉴》的政治哲学对当下的意义，2008年我开始初步涉猎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同事们推荐了一些相关书籍。和第一次读《资治通鉴》一样，这些书我读两页就睡着了，又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阅读过程。但我必须坚持下去。

　　解放周末：看了西方的学术著作后，再回头看《资治通鉴》，有不一样的感受吗？

　　姜鹏：有。再看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时，问题意识不一样了，会受现代问题的引导。有些看法可能一些古代史学者不赞同，比如，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很多研究者认为，王安石懂经济，司马光不懂经济。基本依据是，有一次司马光批评王安石，想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不就是想提高老百姓的税收吗？王安石答，我不增加老百姓赋税，同样可以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司马光说，我不信，天地之间财物数量有限，不在官就在民，不在民就在官。

　　有人认为王安石懂得拉动GDP，刺激经济增长。王安石变法在形式上确实没有增加老百姓负担，但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资治通鉴》里有大量证据表明，司马光也是懂经济的，他知道货币总量和商品总量有平衡关系，货币超发无助于解决经济问题。中国古代历次货币政策的争论，司马光选择支持的历史人物，都更符合现代经济学。王安石重视发展，而司马光重视分配公平。他们的政治思想，都是今天可以借鉴、审视的宝贵资源。

　　解放周末：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这些传统的文化资源才能焕发出其真正的意义。

　　姜鹏：我觉得读《资治通鉴》至少有三个维度。一是古和今，二是中西对话，所以至少有古、今、外三个维度。

　　我在学生时代，总听老师说，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所以容易诞生创新的精神。中国人似乎传统包袱太重，打不破条条框框，所以创新能力不强。先不讲这个观点对不对。原本我们觉得，美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年轻人的流动特别剧烈。他们不讲究买房，频繁搬家。然而最近30年以来，美国年轻人因为工作的流动性急剧下降，大概降低了20%-30%，这说明，美国社会也开始有了稳固的传统。美国的文化壁垒也在逐渐生成。我在美国访学，好多次听到美国人讲，这样做是美国的传统云云。

　　你看，世界上没有一个群体可以躲避传统，躲避被传统影响的命运。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第一，我们不能回避全球化，也回避不了。全球化过程中，人的解放是不可抗拒的。随着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人的独立性更强。第二，我们不可能放弃自己、放弃传统。两者之间需要一个平衡点。

　　解放周末：其实“传统”也是一个颇为模糊的概念。

　　姜鹏：历史学家朱维铮老师在世时，一直对我们讲，别动不动就引用“中国传统”，必须说清楚，你指的是唐朝传统、宋朝传统还是清朝传统，它们之间区别很大。西方传统同样如此，美国传统还是欧洲传统，区别也很大。

　　我一直不太喜欢用传统“复兴”这个词，我喜欢讲传统“兴复”。唤起今人与传统的联系感，并不是简单复印古代的东西，而是让今天的人往前走。何况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是开放的，善于吸收各种养分。今天的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认识传统与现代，如何认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学术界的实证研究还远远不足。我们是谁？正在走一条怎样的路？这需要一代代人共同努力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