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致力传国学——南一鹏谈父亲南怀瑾

南怀瑾先生 资料图片

　　他一生贯通儒、释、道，熟读诸多典籍，秉承“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他全心致力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出版《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原本大学微言》《易经杂说》等数百种著作，并被翻译成八种语言流通世界，在华人世界掀起国学热。他弘扬传统文化，备受尊崇；却也因学术性不强，饱受非议。

　　就在一代奇人南怀瑾辞世三周年之际，其子南一鹏携50万字长篇传记作品《父亲南怀瑾》现身北京涵芬楼，为满堂读者讲述父亲“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的传奇人生。

　　修习传统文化有家风

　　1918年农历二月初六(3月18日)，南怀瑾出生于浙江温州乐清翁垟镇地团村南宅组。因是家中独子，备受疼爱。幼时家境殷实，南怀瑾很小就被送到私塾学习。私塾是中国旧式的教育形式，学的是四书五经，主要方式就是记诵。先生摇头晃脑的吟诵，南怀瑾半是有趣半是懵懂地学着，奠定下其传统学问的基础。

　　就这样学了几年后，父亲送他去县小学插班，上了最后一个年级的课，接受了一点新式教育。所以，南怀瑾一直说，自己一辈子连个小学文凭都没拿到。

　　南怀瑾的父亲特别注重家风，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也要求南怀瑾学行一致、知行合一。家里桌上常年摆的《朱子治家格言》就是布置给南怀瑾的课业，不仅要背诵，还要照着做：“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父亲对南怀瑾的影响是终生的。在后来讲课时，南怀瑾常常引用《朱子治家格言》的最后两句话：“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正是在父亲的引导和影响下，南怀瑾从小志存高远。

　　年少时，南怀瑾曾思索读书为何，而与祖母的一段对话，意外地改变了他“读书为官”的初衷。一天，他坐在祖母床边读《三国志》，祖母突然放下手中针线活，说：“孩子啊，读书可以，千万不要做官哪！”正看书看得心潮澎湃的南怀瑾惊诧万分，问：“那我读书干什么呀？”祖母回答说：“一代做官九代牛。”祖母的这句话，后来常被南怀瑾在课堂上引用，告诫学生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教育要有更大的目标。也是这句话开启了南怀瑾“不问禄位问功德”的修行之路。

　　从《论语别裁》开始普及传统文化

　　南怀瑾一生涉猎颇广，儒、释、道经典著作皆有所长，但他最为著名，也是传播最广的著作之一，当数《论语别裁》。时至今日，普通人如何理解、学习、继承传统文化，仍莫衷一是。但早在1975年4月，南怀瑾就已经开始了普及传统文化的探索。

　　那时，社会上有风气认为，传统文化僵硬老旧，不能用以解决现实问题。但南怀瑾一直主张，传统是随时可以创新的，并非简单的复古。复古，就是把当代中国的命运交给三千年前的古人承担。当代知识分子自己不承担国家的责任，反而让孔夫子扛责任，就把孔夫子打死了。

　　南怀瑾讲《论语》，不复古。他说，朱熹注释的《论语》有些地方值得商榷。比如，孔夫子评价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好像是说宰予是一个又笨又坏的学生。但孔门七十二贤，宰予是言语科里的第一。所以，南怀瑾认为，这句话不是孔子在骂宰予。宰予身体不好，白天在那睡觉，孔子的意思是说，宰予这个孩子身体不好，他是叹息，心疼他。

　　南怀瑾一直试图还原孔夫子思想家的地位，让大家看到儒家思想是正向的。他说，那些强调纲常伦理一类的东西，是后代儒生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发展而逐渐附加上的。于是，孔子的思想在发展中被曲解和误读得渐渐多了，孔子也成了一个被随便涂抹的偶像。

　　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南怀瑾一直在讲《论语》。他充分考虑到从未深入接触过《论语》的普通人的感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加以经史和参，旁征博引，将原文撮编成一个个历史故事，寓意深远而妙趣横生。一时间引发台湾读《论语》热，很多人甚至将刊登其讲解的杂志剪贴成册。

　　半个多世纪以来，南怀瑾漂泊四方，一直为重整中国文化断层而奔走呼号。回到香港后，他愈发认为，文化重建要从儿童抓起，于是他开始着力推广儿童读经运动。读诵的内容，包括儒家、道家的基本经典，甚至包括一小部分佛家的内容。自1997年起，从台湾、香港开始，儿童读经运动逐步在全国推广。南怀瑾亲自列出书目，为读经运动选编一套《儿童中国文化导读》教材，包括《大学》《中庸》《论语》等典籍。这一活动不仅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推广，甚至还影响到东南亚、北美、欧洲的华人社会。

　　2000年，南怀瑾又在太湖边亲手创办了太湖大学堂，秉承宋明书院之教育，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传道授业解惑，践行“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

　　毁誉参半引非议

　　也正是在南怀瑾将传统文化解读给大众之际，非议渐生。有人称其是“伪国学大师”，也有说《论语别裁》根本就不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

　　对此，台湾学者薛仁明的话，也许能说明一二。“他(南怀瑾)将文史哲艺道打成一片，不受学术规范所缚，也不受学术流派所限，更不管枝节末微的是非与对错；他行文论事，总信手拈来，左右逢源；言说之方式，更是不拘一格。因此，他的书可风动四方，也可让没啥学问的人读之欣喜。于是，明白者，知其汪洋闳肆、难以方物；不知者，便难免有‘随便说说’‘野狐禅’之讥了。”

　　“从学术视角看，有些人认为南怀瑾还称不上是一位国学大师，但是从坚持和传播传统文化方面看，今天又有哪一位学者能超过南怀瑾先生的社会影响呢？”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楼宇烈对南怀瑾的贡献感佩不已。

　　他还说起了南怀瑾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之间少为人知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楼宇烈曾经两次去香港拜访南怀瑾。南怀瑾非常关心北京大学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的作用，多次建议北大能够成立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表示自己可以出资支持。楼宇烈将南怀瑾的建议转达北大，在学校等多方支持下，1992年1月，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它就是如今的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前身。此后，南怀瑾如言，为研究中心提供经费予以支持。

　　作家余世存虽对南怀瑾著作的学术性有质疑，却也称赞其在传统文化普及方面的功绩：“他打通了庙堂和江湖，让普通大众对传统文化有了亲切感，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入门的可能性……我们大陆知识分子没有完成文化现代化、知识现代化的任务，大众对世俗化的知识、学问是有需求的，所以南先生的著作填补了这个空白。”

　　南一鹏则一语道出父亲的心思：“不同于学院派中规中矩的思路，这就是他讲学的风格，大抵能引起人们关注传统的心思，父亲的目的就达到了。”

　　对话南一鹏：“不要神化我父亲”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您是跟随父亲时间最长的孩子，但出国后跟父亲相聚的日子比较少，这对写作是否产生困难？

　　南一鹏：自1980年以后，我就不在父亲身边，之后35年间的发展，虽然时有耳闻，并且也常探望，但毕竟不是亲身体会的。而这段时间，父亲的社会公益事业却是做得最多的，所以叙写这些经历时，必须多方仰赖他人的记录。好在我对父亲的理念和行止是了然于胸的，所以对事务的判断还是匠心可运。

　　还有，内容取舍上也是需要思量的，父亲交往的知名友朋何止千人，不知名而有才的学子也是多如过江之鲫，所以需择其要而为之。可是我知道无论如何陈述，也不能让所有人满意，最后秉着将继续修正增补的概念，完成这本书。

　　既然要写这本书，一切障碍就因决心而消融。记得我父亲写的“照人依旧披肝胆，入世翻愁损羽毛”，那么写这本书，我也就“自将化羽昇天去，俯瞰云翻雨覆处”，不计羽毛毁誉。

　　记者：您如何看待如今网上流行的各种打着南怀瑾先生名号的名言警句？

　　南一鹏：我父亲对社会现象非常理解，所以告诫诸子，不以标新立异来耸人听闻，不以“怪力乱神”来谋取私利，要回到诚意正心的修身本位。

　　自从父亲过世以后，网络上就有许多假借他的名义，成立微信号，假说推广国学。这些做法，正是欠缺中华文化礼义的表现，不但擅用他的名义，而且将他的学说碎片化，既无礼，也无义，让人不禁感叹中华文化复兴的不易。碎片化的短语或许可以起一时的作用，但是见树而失其林，更是可惜。现代人每天接触大量资讯，而无启发；接受大量的碎片化资料，而无整合。所以偏见谣言，很容易误导群众。这是标准的速食文化表征，也是文明肤浅的现象，希望有心为中华文化复兴做努力的朋友们，能脚踏实地地学习。

　　记者：您曾说，担心有人把父亲进一步捧上神坛，为何有此忧虑？

　　南一鹏：我不希望大众学子神化我父亲，因为神话了之后，就会变成“迷信”，而不是“正信”。“迷信”是指要建立一个偶像，然后外求，而“正信”则是“内求”。

　　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信”，但内外一变，其实就是天壤之别。所以，我要告诉各位，我父亲不是非常人，他和我们每一位都一样，他做得到的，我们也做得到，就看个人的智慧何时启迪而已。孟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神化南怀瑾，就是自己偷懒了。我父亲之所以努力教化，就是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中华文化的继承人，相信每一个人自性的光华，终有一天会显现出来造福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