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来：在高原，我会特别被一些美震撼

　　阿来坐在镜头前，正在抽一支烟。电视台的记者提醒他：“阿来老师，能否先掐掉烟呢，不好上镜。”

　　面对记者的要求，阿来犹豫了一下：“让我先抽完这根行不？刚下飞机，快憋死了。”

　　两天前，他还在青藏高原上独自行走，在卓达雪山深深的雪地里，对着一个小窟窿，拍一朵冻僵的蓝钟花。

　　文/记者 李婷婷

　　1、更要紧的不是旧的东西留住没有，而是新的东西生长起来没有

　　飞长沙之前，阿来在卓达雪山看星星，拍花朵，搜集一些地方史料。到机场的时候，还随身带着一本书，利用飞行时间读了200多页。看着邻座的人们都无事可做，目光呆滞，他略有惊异和悲伤，很想凑过去看看“他们头上有没有长草”。

　　“这个镜头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超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头了。”阿来打趣。他把声音压得很低，手指交错放在胸前，根据提问来调控他的谈话兴奋度。刚开始，他显得彬彬有礼，语速缓慢，每句话都精简而慵懒。当话题切入到露营、花朵，这个植物狂热分子突然眼睛发亮，语速加快，身子前倾，不断用手比划，他在海拔多少米的地方，又遇见了一朵多么神奇的花。

　　谈话渐入佳境，阿来变得像个大孩子，说到来劲儿的地方，会忍不住附上一句“他妈的”。“昆曲一定会消失，一天到晚看《游园惊梦》，他妈的跟人睡个觉都要在梦里才能实现，这跟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太不一致了！”他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一定是和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匹配的，只要改变生活方式，有些文化就一定会落寞，甚至消失。“我觉得，更要紧的不是旧的东西我们留住没有，而是在新兴的生产方式下，跟今天的生活相匹配的、健康的、新的东西有没有生长起来。”

　　2、我以为我们的村庄很大，但那些地质学家告诉我……

　　阿来的经历可谓“传奇”。他出生的藏族村寨，只有20户人家却归4个土司管辖，世世代代过着半牧半农耕的生活。小时候经常光脚领着一帮弟弟妹妹在山坡上放牛牧羊，初中毕业当过寨子里的水电建筑民工，做过拖拉机手，还当过乡村老师……但他对于外面世界的全部见解，都来自曾经到村庄勘探森林资源的地质队员。

　　“他们跟我们截然不同。他们很神奇，住着帐篷，通过一些仪器就能知道地底下有什么东西。还经常听他们讲去过新疆啊东北啊，感觉他们特别见多识广。”阿来第一次感觉到，原来世界这么大。他开始每天帮着他们干活。“当时我以为我们村庄很大，你知道特别是在那种藏区的村庄，你的天地都是很大的，但那些地质学家指着他们的航拍地图告诉我，你们村子就在这些‘褶子’里头，这里都瞧不见！”

　　1977年恢复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阿来的第一、第二、第三志愿，全部都是地质学。

　　3、人在年轻、精力充沛的时候多一些经历，没有什么不好

　　写小说之前，阿来还写过诗歌。“在古希腊时代甚至是西方古典哲学时代，我们所有的文学都叫‘诗学’。不仅仅是小说家，我相信所有真正的艺术家，都是诗人。”他的第一部小说《尘埃落定》，辗转了4年都没被出版社“看上”。1996年，他去了《科幻世界》杂志，1997年开始真正负责这本青少年读物。

　　“那时候《尘埃落定》还没有出版，我就想去试一下。我不相信文化一定要往低往俗里做才有市场，后来证明不那样做也会有市场。”2001年，《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得到消息的时候，阿来正在南京做全国书市布展，宣传他们推出的第二本杂志。“他们打电话来说你得奖了，我说我现在忙不过来，等会再说。”他相信，不管做什么，都要把分工弄清楚，让自己更专业。“我在做出版人的时候，就觉得要达到它的专业水准，不只是我自己要达到，我的团队也要达到。做出版的时候我始终牢记，我是一个商人，但我不是什么钱都赚，特别是做文化产品，要对这个社会有一定的建设性。人在年轻、精力充沛的时候多一些经历，没有什么不好。”

　　4、社会变革过程中，总有人会经历这样的阵痛

　　说到家乡，阿来认为它和出生时没有太多变化。做过乡村老师、在作品中关注乡村的他，对乡村教育的现状和乡村面临的问题并不悲观。“很多农村的小学校撤并，老师稳定一些，教学质量也高一些，我倒觉得集中教学可能更好。乡村现在面临的问题，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是必然会出现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总有人会经历这样的阵痛。美国、日本也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最后实现机械化耕作、公司化经营。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会出现诸如社会福利没有跟上等问题，但这个过程一定是这样。”

　　他觉得，日本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事情是可供我们学习的。“日本乡村的图书馆，就像我们的大巴车，一辆车里装几千册书，每周要在它所管辖的乡村转一圈或两圈，办理图书借阅。我是真的看到很多老人来还书、借书，没有借到的还要登记，图书大巴会根据登记情况定期更换书的品种。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长期的习惯，不像我们，连城里的图书馆都很少去。”

　　他想，如果有这样一些东西，就不会觉得农村是即将凋敝的，反而会更加感觉到它的优美和宁静。

　　采访结束后，我将手机上最近拍的一些植物打开给他看，每一种他都能说出名字和科属。

　　他从房间里拿出自己的电脑，向我展示他拍的花朵：老君山的黄杯杜鹃、九子海的滇紫草、折多山的虎耳草、雅拉香波雪山的雪灵芝，还有卓达雪山上冰窟窿里那朵傲人的蓝钟花。

　　对话·阿来——

　　这个时代对我们提出的一个巨大挑战是：过滤和拒绝信息的能力

　　1、面对高原、雪山、草地，我觉得安全，没有任何危险

　　记者：你经常独自驱车前往青藏高原，扎帐篷，在天地间享受巨大的孤独。我想这不仅仅是为了某种小资情调。为什么选择独自一人？这也算是你践行自己想做“地质学家”理想的一种方式么？

　　阿来：现在的城市生活空间很小，和你在一起的很多人其实都是陌生人，和你有关系的人只是极少数。我们处在一种嘈杂、纷乱甚至是不安全的环境里，因为太多的陌生人会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会经常带上帐篷到高海拔的地方去呆着，面对的就是高原、雪山、草地，还有各种植物。这时候我才会觉得安全，不用担心什么，没有任何危险。

　　记者：没有遇到过自然危险么？比如野兽、恶劣的天气。走了这么多地方，你觉得最漂亮的是哪里？即兴野搜中可有让你印象最深刻或者最感动的经历？

　　阿来：我们对生态破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已经没有什么几率能让你遇上那种会伤害人的猛兽了吧！至于天气状况，有野外生存经验的人都会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不能在太陡的陡坡下扎帐篷，怕泥石流或者小动物从坡上滚石头下来。这些问题不大。

　　从露营来讲，我最喜欢的还是青藏高原。印象最深刻似乎没有。我每年都会有这样一段时间在野外度过，已经习惯了。有时候睡在帐篷里，外面大雨，感觉整个世界都落在周围，早上雨停，拉开帐篷探出头，满天都是星斗，睡袋前每一棵花草上都是露珠，空气都是沁甜的。我不太喜欢去那些人文古迹，就喜欢去野外，庙宇啊教堂啊什么的我也会去看看，但看多了都一样。只有大自然是丰富无穷的。去年去瑞士，今年去英国，别人都在城市里逛，我都要抽一定的时间独自到野外去。

　　2、植物识别是种有趣的智力游戏，我想把它和它的环境都表现出来

　　记者：大自然在你的作品中始终占领着重要的地位，你在旅行中也喜欢拍摄花朵和植物，为什么钟爱给小花们拍大特写？

　　阿来：为了呈现它呀！我不仅仅会给植物拍特写，还会拍它的大环境。特写是展示整个植株的形态，还有一些照片是要把它和环境的关系交代出来。因为很少有植物能够单独生长，他们总是靠在一起，互为环境。它和谁互为环境，它的生境如何，需要去表现出来。

　　植物识别是种有趣的智力游戏。植物分很多科、属，同一科的植物很相近，甚至只在一些非常细微的地方产生差别，有的只是花缺的方位不一样，有的是雄蕊的个数不一样，你必须一一细数，去观察、辨别。比如桃花、杏花、梅花、李花、梨花、樱花比较像，因为它们都是蔷薇科李属的，都是五瓣，但杏花有浅红色的花萼，从远看花朵带点红；梨花很白，雄蕊在刚开花时是红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可以区别的特征。

　　记者：很多专业人员其实对植物都不像你这么了解，比如长沙现在一些给植物挂牌的技术员，可能会挂错。大家对植物了解太少了！

　　阿来：现在有一种学科叫分子生物学，你送一滴血去，他可以通过研究知道这滴血是不是你的，但你真的站在他面前，他可能不认识你。这跟研究植物是一个道理。当然还有一点，中国人好像都不太热爱自己的职业，能混过去就行，对自己没有更高的要求，就像不是每个记者都是好记者，也不是每个园艺工都是好园艺工。

　　记者：他们做的其实更加类似于解剖学的东西，没有注入太多情感和有温度的交流。

　　阿来：：很多东西都是不能讲的，尤其是文学。我常打个比方，一个人站在你面前，你老去分析它，这个是手，这个是脚，而忽略了把它们合拢的、跟我们发生情感的生命，就是古人说的“气”或者“场”。

　　记者：这是否也是中国很多传统文化很难传承的一个原因？

　　阿来：对呀！就像中医，对采药的时间、地域、方式，包括对中草药的抽象的认识，对这些生命的理解，都是有很高要求的。正因为有太多要求，传承变得很难。

　　3、为了呼吁人们保护自然，他们“挟”罗斯福总统去森林里露营

　　记者：你和那么多花朵交流过，有自己最喜欢的吗？

　　阿来：没有。只要你仔细观察，会发现每一个花朵，都是它所处的自然环境中特别精巧的一种设计。但我会特别被一种美震撼，不是对于花的品种，而是在某个特别不可思议的地方它那么顽强地绽放。比如前两天我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上，在很深很深的雪里发现一个小窟窿，再仔细一看，居然还有一朵花没来得及凋谢，就那样冻僵在那里。哎哟当时我那个震撼啊！

　　再比如一些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百草不生，但有些植物竟然连叶子都来不及长，就那么温暖的几天，赶紧绽放。说到植物开花，其实就是花朵把生殖器展露出来，展示它的性嘛。当我们把一些色情文学写到那么不堪的时候，再看植物，会发现原来性是那么美好、对生命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所以那些高原上的花朵，在那样的高度，给它的时间可能就是那么几天、十几天，它必须赶紧绽放，非常迅速地把它的生命传达出来，繁殖下去，甚至连叶子都来不及长，或者叶子很小，花朵很大很大。

　　记者：古典文学里关于植物的描写很多，现代人对植物的描写很苍白，即使有，也是符号化的。你有一本书叫《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系列专题报道《湖湘植物志》。除了成群结队出去旅游、破坏生态，现代人对自然地理的真正学习和梳理太少了。

　　阿来：我们经常写错植物，知道的那一点点都是在中国文学中高度符号化和象征性的植物。古人描写自然对象的时候都是有具体名字的，今人笔下的自然都是虚的，都是些不知名的小鸟和花朵。尤其是我们现在一些比较小资的写作，更多只是觉得一些植物的名字洋气好听，比如勿忘我、薰衣草，你只要稍微较真一下，就发现，他写到的某种植物跟他描写的地域和季节都不对，他只是抄了一些花草名字放到他的文字里。

　　100多年前，美国工业化开始，对河流的污染、森林的砍伐也非常严重，当时突然出现了一批自然主义文学家，比如梭罗、利奥波德等。他们还把当时美国在任的总统罗斯福请去森林里露营，早上听鸟叫、看日出，晚上躺在森林里看月亮怎么升起。他们觉得，如果不能保护整个美国的话，至少可以先保护美国的一部分。这也是最早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概念。他们通过说服很多人，包括把总统弄去露营，促进美国在100多年前就建成了国家公园。而中国关于“自然保护区”的概念很晚才有。

　　梭罗更多地是做一种实验，《瓦尔登湖》就是把这种简单生活的实验记录下来。他还写过其他的东西，比如《种子的欲望》、《野果》，他仔细观察某一个地区种子怎么传播、发芽、结果。这些自然主义文学家做了好多亲近自然的事情，写过很多关于自然的书，如《夏日走过乡间》、《沙乡年鉴》等。利奥波德在半沙漠化的地方买一小块农场，观察在这样的地方生态怎么恢复。就是这些自然文学家，呼吁人们保护大自然，成为我们今天的环保主义的祖宗。

　　4、西藏在大多数人心里是个形容词，对于我来说只是名词

　　记者：在一个网络、声像遍布的虚拟时代，用实勘大地的方式具体地面对生活的局部，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帮助？

　　阿来：我们现在把技术力量对人的支配看得太重。网络无非是加强了即时通讯能力，但我一直有一个警惕：绝大部分的即时通讯是没有必要的。你没有必要知道你微博里那些人早餐在吃什么？这些信息没有任何用处。这个时代对我们提出的一个巨大挑战是：过滤和拒绝信息的能力。我们大部分时间在网上获得的信息跟我们的个人生命没有关系，跟我们良好的情感状态没有关系。我虽然不反对艳遇，但你说如果每次我走到机场都想要用什么微信摇个什么艳遇出来，那也太麻烦了。我们把太多时间花在处理那些没有用的信息上。我不拒绝网络，但我跟网络是保持距离的，比如平时除了一些特别需要查阅资料的时候，每天台式机上网也不超过半个小时，手机也取消了网络，包括微博客户端那些都取消了。因为我发现它们会捆绑你，把你的生活切得七零八碎。我们不要被它控制。

　　这不仅对我的创作有帮助，更对我的生命有帮助。因为写作也是丰富我生命的一种方式。

　　记者：现在很多汉语作家，包括西藏本土作家，在描写西藏的时候都有所修饰，他们笔下的西藏生活并不是藏民真正的原生态生活，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阿来：在所有人的认知当中，已经把西藏高度符号化了，对于他们来说，西藏是个形容词。它担负的是我们生活的反面：如果我们是城市，它就是乡野；如果我们是文明，它就是野蛮；如果我们的城市生活意味着束缚，它就是放纵。但对于我来说，西藏是一个名词。我就在那个名词里生活，看到它的方方面面，有美好的一面，也有很不美好的一面，跟任何地方一样。在中国今天的写作、尤其是带点小资情调的写作中，它正成为一个符号化的存在，而且这种符号化不是没去过西藏的人这样写，就连去过西藏的人也这样写。很大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今天的旅行方式造成的，我们只是看看风景，并没有真实地深入当地人的生活，我们带着某种想法去了，只看到符合我们想法的东西。所以，不是人们想的那样，这儿缺什么，那里就有什么；相反，这儿有的，那里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