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走过心尖的文字与绘本

　　老树，本名刘树勇(新浪微博@老树画画)，1962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朐县，198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艺术系主任。上世纪80年代初自习绘画，并涉猎摄影、文学、书法、图书出版等领域。目前主要从事影像的媒介传播研究和实践。

　　印 象

　　人本应该活得像一棵树

　　在微博上画画的老树火了。

　　老树的画，下笔是民国形象，画的却是当下都市过客的内心，加上“杜撰”的几句“歪诗”，一图一文，连接起来就是老树的精神世界。羊年春晚，莫文蔚唱起《当你老了》，背景里花枝如瀑，人立风中，水墨洇染，正是老树的画。他为老舍、朱光潜等大师级人物的书画了插图再版，自己也出了一本新书，名叫《在江湖》。这本书是老树的绘画集，更是他对画画、对审美、对这个世界的内心告白。

　　见到老树，是7月底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举办的《在江湖》新书发布会上。看老树的画，读老树的书，觉得他是那种洒脱随性，又充满哲理的人；但见到老树这个人，又很容易产生一种反差感，他长得五大三粗，自嘲为“就像个杀猪的”，这种反差更体现在内在的部分——他的作品意境通透，但本人又常有愤世嫉俗之言，看很多事情都不顺眼。或许正是这种张力和矛盾，反而让他创作出很多好玩儿、有趣的东西。

　　老树大学时学中文，毕业后到中央财经大学任教，不久后结婚生子，生活压力来了，开始为生计奔忙，画书籍插图，做封面设计，做图书出版，搞室内装修……涉及的领域非常庞杂，但也有不小的成就。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以摄影为主要研究对象，1997年发表了《权力——关于观念摄影的对话》一文，首次提出“观念摄影”概念，引发全国性的摄影理论论争。那段时间，他与艺术评论家岛子策划组织观念摄影展览《新影像展》，又参与策划发起了中国第一个国际摄影节“一品国际摄影节”，在摄影界“闹腾”出很大动静。

　　老树上大学时自学画画，画了三年，突然有一天画不下去了，画笔就此搁于一旁，直到二十年后才重新拾起。2011年，在同事的撺掇下，他把自己的画发到微博上，没想到受到著名画家朱新建先生(2014年去世)的欣赏，更被大量网友围观和追捧，粉丝达到上百万。他的画就像清茶一盏，能提神解乏，能咂摸出隽永滋味，慰藉人心。网友评论：“画这画的人，心在天上游荡呢！”基于微博这种传播渠道，老树迅速走红。

　　火了之后，老树依然干着自己想干的事儿。正如他的画和诗，有世俗的热闹，又毫无喧嚣感，身在江湖，却有无限闲情逸兴。他的朋友冯唐说：“老树是这个时代少有的还能只为表达自己而创作的人。”他的另一个朋友出版人杨葵说：“老树的画有赤子之心，有拙气，有孩子气，但是看了老树的书以后你会发现，他所有的这些简单与朴素，是经过了至繁之后到达了至简。”

　　老树的画里大多是植物花草，也一定会有一个面目不清的人，这并不显得突兀，人在画中，就像草木一样。其实，人本来就应该像草木一样自然坦荡。其实，人本来就应该活得像一棵树。

　　不与他人争名夺利

　　记者：读了您这本《在江湖》，本以为是绘本，但发现文字量也差不多有十万字，您觉得这本书属于文学类还是艺术类？

　　老树：我觉得这并不重要，它就是一本书，我只是写了自己心中的一点儿小小的趣味，一点儿小意思、小空间，好玩儿。想看不想看、想怎么看，都取决于读者自己。我过去常说一句话：什么是书，就是把干净的纸给弄脏了。这话当然很极端，但是一个东西写完了，一本书出版了，不过如此。我做过13年出版，后来我对书不带有敬意了，无所谓了。就像我做一件陶瓷一样，做的时候很兴奋，做完了觉得不过如此，全送给别人了。然后不断找一个新的东西来做。

　　记者：您的很多画都配了自己写的诗，能否谈谈您在创作时是先有诗后有画，还是相反？

　　老树：我一般都是先画画。碰到一个事儿，觉得好玩儿，画一张画。然后用相机随便一翻拍发微博上就完了。顺便说一下，翻拍东西挺重要的，为什么有的人翻拍总是一边黑一边亮，就是光不均匀，你把要拍的东西放两个灯管中间，拍出来肯定倍儿均匀。写字比画画还稍微麻烦一点儿，要琢磨琢磨，要尽量往通俗里说，让大家都明白。我是学中文的，容易犯毛病，一写就装，各种修辞、用典，写完之后还得改，改得通俗了。大学时学唐宋诗词，正好赶上叶嘉莹先生去给我们当老师，她回国教的第一个班就是我们。所以我也可以说是受过很专业的训练。但是看似轻松，其实很难，先画图，后配诗，诗比图难，写诗像便秘一样，哈哈。

　　记者：最初写这本书动机是什么？

　　老树：大约是2008年左右，我有一个学生毕业后留校，他喜欢我的画，他很聪明，弄一小垫子，一平尺的纸裁好了码在那儿，我每次去给他安排活儿，他就把这个端出来，我一边画一边跟他说，时间长了他攒了一百多张画。我画画时他问我一些问题，我一边说他一边用手机录音，后来把这些话整理出来发给我。当时我也没看。到2010年，有一次我去杭州出差，晚上没事，打开电脑看了一眼那个文章，觉得还挺有意思，很多问题我自己也没有认真想过，当时就是乱说。然后我就在这六七千字的基础上继续自问自答，他又给我提了很多问题，还有很多朋友在微博上留言问我一些问题，我把它们集合起来一一回答，整理了有八九万字。写的时候是给自己看的，或者说是基于“我为什么这么画”这个问题考虑的。在这个写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什么是不吐不快的，什么是感动自己的，什么是应该留下来的。

　　记者：您的这本书叫《在江湖》，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您如何理解江湖？

　　老树：很多武侠书里面讲到江湖，经常是在一个破庙里，一个扫地的可能就是一个江湖高人，隐居在那里，仇人找到他双方又一通乱打。现在你去哪里隐？隐不了。像我在大学里工作，到处是摄像头，往哪儿隐？教室里也是摄像头，上课不许抽烟，摄像头录下来了。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有他的无奈，从我的角度来讲，如何跟自己相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是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我对那种特别意气风发打了鸡血一样的活法很难理解。别人都争名夺利的，我没有必要争，没什么可争的。其实我也争，我很喜欢一句话，“争天下之所不争”，我就沉迷于自己的世界，不挺好的吗？平时社会上总是为了一点儿利益你争我夺，有什么可抢的？翻墙出去，江湖上什么都有。此身此生此世，且度且思且行，什么得失输和赢？世界很大，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小。

　　画是我想说的话

　　记者：您虽然一直在大学教书，但同时也做过很多事，涉及很多领域，现在您对画家这个身份怎么看？

　　老树：我本来也不是画画的，怎么成了画画的呢？可能说明我干的事比较杂，我写过书法的专著，写过小说，写过一本建筑史的书，做过6年电影批评，烧过几年陶瓷，我比较迷这些东西，反正逮到什么干什么，无所谓。我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不会继续画画，很难讲。我几乎没有认真地设计过我的生活，有时候往前走，看到前面有亮光，走着走着发现是死胡同，再看前面有岔路，就往岔路上拐吧，又走不通了，经常是这样。总有人对我说，要当个专家，你对摄影要是一直研究下去的话，你会怎么怎么样。可是我就觉得，专家只知道一个领域啊，人要有多样性，想干嘛就干嘛，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我基本上是这样的。我就是一个老男人，怎么都行，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有时候都不大在意我自己怎么看我自己。但是其实不管做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认真生活，对你做的事情要有敬意。人干的每一件事情都不会浪费，当然这需要一个打通的能力，很多人打不通，也是个问题。

　　记者：您的画中总有一个穿着长衫的人，设定这样一个画中人想要表达什么？

　　老树：我对长衫特别有好感。我在上世纪90年代做出版，做过一本叫《旧中国大博览》的书，1500页，内容是1900年到1949年的6000多张老照片。这个活儿我们干了一年半，翻看了大量民国时的照片，查阅了大量文献，看当时的《良友》《北洋画报》，沉浸在里面，也让我对那个时代有了一些认识。那时候西方文化刚刚进到中国，东西交融，既保持了中国传统温良恭俭让的一面，又有很清新的一面。那个时代男性主要的便装就是长衫，女人穿旗袍。这个穿着长衫的人物就是我脑子里民国的书和照片的形象，是个自然的过程。那时候我跟我的学生说，我的理想就是男生都穿长衫，女生穿旗袍，大学里也没有这些大楼，到山上去，每人挖个坑蹲在里面每天论道，论着论着大家就散了，毕业了，云游去了，不知何所至。我理想的大学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画了好多画，好些人蹲在洞里，描述的就是我的这个理想。

　　记者：您在上大学时就开始画画，但后来停了20年，是什么原因让您又重操画笔？

　　老树：我是2007年又开始画画的，那时父亲患胃癌要做手术，手术前一天我失眠，睡不着，就找一支破毛笔瞎画，画了一个人，靠在树干上，好像是心情很低落的样子。手术做得挺成功，过两天我又看那张纸，觉得这个有点儿意思。从那以后就慢慢画起来，一直画到现在。

　　记者：常常有人拿您的画和丰子恺的画对比，说您模仿了丰子恺，这种比较会让您觉得不舒服吗？

　　老树：为这个事儿，我还专程到浙江省博物馆仔细观看了丰子恺先生的120多张原作，丰子恺先生的画是用铅笔起稿、毛笔浓墨勾线，深受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影响，与传统中国绘画用笔几无关系。我的画用笔和意境完全是中国传统画风，与丰子恺先生其实差别甚大。如果说相似，我觉得只是在趣味上相投，画的内容都是民国那种恬淡安详、清新健朗的风格。

　　用创造力抵御平庸感

　　记者：微博是一个互动平台，有人支持您，也有人质疑您，您会在意网友的质疑吗？

　　老树：我更关心的是自己在想什么，我能不能把自己找到的东西用有效的方式表达出来，至于别人怎么反应，我很少注意。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我画的就是一个平头百姓的一点儿小焦虑，一点儿小高兴，就是一个自我表达。我有时候觉得，人也需要有这么点儿阿Q精神，鲁迅先生脾气大，把阿Q骂一顿，我一直觉得鲁迅骂阿Q是在骂自己，他是在指责、在鄙视自己心里的某种东西，但是又很难摆脱，不得不这样。我们呢，我们每个人都在江湖中游来游去，找一个缝隙，努力让自己活下去。

　　记者：我看到最多的对您的评价是您的画有禅意，您如何理解这种禅意？

　　老树：其实可能是因为我性格里有很强的虚无感。我很小就觉得，人将来都是要死的。后来看叔本华、尼采，人家说生活就是没意思，我突然觉得悲观其实也很正常。悲观并不是说你要自杀，或者什么事都不干，而是进入老子讲的“无为”状态，就是说，做事的时候很认真，至于做这个事的得与失，并不看重，对现实的欲望少了。关键还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我经常处在自我否定中，后来我看了很多知识分子的书，像罗兰·巴特，他的很多理论前后都是矛盾的，说明他是真正沿着自己内心的指引在思考。

　　我画过一幅画，画的内容是穿越到的古代山水间，天上飘来一个飞碟。画完贴到微博上，有人就把网上流传的一张作品发给我，我一看大惊，太棒了，一个老寿星在山水画里骑着自行车。人家早想到了啊！这对我也是很大的一个震动，古代山水画里突然出现了一辆自行车，我们从时间逻辑、从事实逻辑上来看，这样画是不对的。但是，绘画应该比现实自由得多，人的内心也应该比现实宽泛得多。而且，山水画里面出现飞碟，出现潜艇，出现自行车，是完全合乎绘画本身的逻辑的，它不合乎的是现实逻辑。

　　记者：您说过“逃避现实是唯一的内心现实”，能再深入解释一下吗？

　　老树：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涉及一些我想回避的问题，写完了我还想，放不放进去呢？后来我想，我不是给自己写的吗？人可以骗天下，不能骗自己。人对自己应该有最基本的诚恳，否则活着干吗呢？其实回避里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回避平庸，回避无聊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什么东西来安顿住自己？我个人的感觉是我喜欢鼓捣事，说好听了叫创造力，世界上本来没有这件事，给它鼓捣出来。写作、画画、捏泥巴、十字绣，都可以有创造力。“活着要有价值、有意义”，我们这辈人被这句话压了四五十年，那么意义在哪儿呢？好像有个目标，往前走，八里庄，十里庄……走了一辈子，越来越无聊了。所以我们要慢慢通过一种方式来抵御这种无聊感、平庸感。

　　老树口述 

　　天津艺术博物馆是我的启蒙之地

　　小时候我在农村长大，外面的事什么都不知道，油画国画版画什么的就更不清楚了。说起画家来，就知道有个齐白石，因为我家的暖水瓶上印着齐白石的一幅画，画的是红叶秋蝉，还是我父亲告诉我的，说他是个大画家，了不起。另外还知道一个徐渭，因为在我父亲存下来的一叠《中国青年》杂志的封底上印着一张徐渭的画，一个骑驴的古代男人，印象深刻的是那驴的腿和蹄子一笔画下来，像是写草书，所谓的逸笔草草。我就知道这么两个画家，还只看到过他们各自的一张画。

　　我们村里常有“忆苦思甜”展览和“大批判”展览。记得是一位本村姓孙的画匠主理此事，这人长得高大，样子憨厚质朴，手却巧得很。画要摊在大队部会议室的大案子上画，用瓶装的那种很粗糙的水粉颜料画出来，然后贴到一大面墙上供人参观。我经常去看他画画。记得有一次去看，他正在画一个大地主，肚子挺着，穿一黄马褂儿，一手拿算盘，另一只手上戴一只大金戒指。旁边是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账房先生在收租子。能看出来，他一个人猫在这间大屋子里画得很享受，因为不用到地里去干农活儿，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一件很让人羡慕的事。

　　我在农村生活了十几年，心中回忆起来，经历的很多镜头都和《诗经》里一模一样。日常的生活就是打柴、打猪草、摘果子、捉兔子，坐在山里休息，看大山流水。所以现在我画的花草，好多都是那时的记忆。我有时候画一个山，远处有一个山头，都是小时候的经验，下雨了，一帮小孩儿躲到山洞里，山洞在半山腰上，云彩飘过来，一开始飘着是云彩，到你跟前时哗地下起大雨，电闪雷鸣，闪电都在云彩上面。一草一花一树，教人沉吟至今，现在这些美好的场景并不是不存在了，但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去感受它，或者说是熟视无睹。

　　我的国画启蒙是在天津艺术博物馆完成的。1979年秋天，刚进南开大学校门，正好天津艺术博物馆里有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的作品展，我跑去看，不知哪根神经被挑动了，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画画。回到宿舍，用铅笔把同学那个印着两条金鱼的搪瓷脸盆描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画画。

　　当时天津艺术博物馆有很多很好的展览，那里收藏的古代画作精品，宋元的很多，明清的就不计其数了。北宋范宽的《雪景寒林图》，那么大一张挂在那个地方，感觉很震撼。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乱临”，花鸟比较多，也临过好多山水。我甚至想转学去天津美术学院，但是未能如愿。

　　画到1986年，觉得画不下去了。因为别人看了就夸你，你这个画得太像齐白石了！太像谁谁谁了，这不是骂你嘛。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画了，停了下来。一直到2007年我才又开始画，中间隔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