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宗奇：没有“山药蛋派”老作家，我也许成不了作家

周宗奇

　　20世纪的70年代，马烽、西戎、胡正三位老先生来到临汾，问文联主席郑怀礼有没有发现“好苗子”。郑怀礼说，霍矿有个娃写的不错。

　　这个“娃”就是周宗奇。40年过去了，周宗奇已年过古稀，他永远忘不了三位老先生的帮助。是他们从煤矿把自己“挖”到山西省作家协会，1975年的春天，由此成为周宗奇生命的春天。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已是“晋军崛起”中骨干一员的周宗奇，把关注农民问题改为关注知识分子问题，把对人的生活现状的描绘改为对其灵魂的扫描，把已然失重的小说形式改为批判色彩的纪实手法——在创作的旅途中，他始终没有停止过探索。长篇小说《风尘烈女》、长篇历史纪实小说《清代文字狱纪实》、长篇传记小说《真伪人生》……在他洋洋数千万字的背后，是广泛、深入、扎实的采访。在最近完成的“中国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忧乐天下——范仲淹传》的写作中，他追寻传主一生踪迹，亲历9省、市29地实地采访。山西作家周宗奇，书博会前夕接受本报专访，吐露“好苗子”如何长成苍天大树。

　　读书报：在霍县矿务局辛置煤矿期间，您才26岁，写出了《明天》《新房》《金链环》《一把火》《三遇杨坚》等20多篇中短篇小说。那个时期是怎样的创作状况？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作的？

　　周宗奇：多美呀26岁！我的26岁哪去了？就像《人证》中的那顶草帽，飞走了再也找不到，成了一个凄美传说。说来可叹，这一批早期作品是业余时间趴在床沿上写出来的，屁股下是个小板凳，5平方米容身空间是一间俱乐部大仓库的西南一角。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大学毕业后被打发到这座煤矿工作7年之久。这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我在散文集《学洒脱斋夜话》中多有写及，这里不提以免心酸。那时节身心伤累，前途迷茫，怎么办？唯有写作，既为打发孤独忧伤，也是从小就有的爱好，一不小心就出产了这些中短篇小说。1973年，处女作《明天》在《山西日报》发表；《第一个师傅》(又名《金链环》)在《光明日报》发表；中篇小说《一把火》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并被翻译成英、法文介绍至海外，还改编成苏州评弹和小人书等文艺形式。一生的文脉就此开通了。

　　读书报：《一把火》影响之大，甚至改变了您的命运。山西人民出版社召开全省“短篇小说学习班”(时称“东阳笔会”)，您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应邀参加。笔会给您带来了什么？

　　周宗奇：改变命运之说，不无道理。“东阳笔会”不光于我，于整个山西文坛来说，也是功不可没，是一个不可忘却的里程碑。40多年前，当作家协会还没有恢复建制时，山西人民出版社有一个部门叫“文艺编辑室”，实际统领着全省的文学创作队伍。从负责人刘江先生、关守耀先生，到周文、林有光、罗继长、张仁健、常德顺等具体干事诸位先生，为培养新时期作家尽职尽责，殚精竭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文革”后期的1973年至1984年这10多年间，如果没有“文艺编辑室”和上列这批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震撼全国文坛的所谓“晋军崛起”就无从发生，新时期山西文学大省的地位就无从谈起。这话不是我一个人说，作家张石山在其大著《穿越》中如是评论：“追溯历史，文革结束后的山西文坛所以能够兀立于中国文学之林、晋军挺然崛起，文革期间的“东阳笔会”实在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坛盛会。……东阳笔会，想不到聚会了那么多的文学爱好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成为支撑山西文坛的骨干力量。单凭记忆，我可以数出如下若干人的名字来。年龄二三十岁的，计有周宗奇，李锐，张石山，周山湖，崔巍，贺小虎，郑惠泉，王红罗，邓建中，马立忠，王巨台等人，皆是年轻新锐，后来多数活跃在文坛。”

　　读书报：作为“晋军崛起”中的骨干一员，您愿意谈谈“晋军”吗？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强大有实力的创作队伍？

　　周宗奇：在中国当代文坛，“晋军”和“晋军崛起”的话题已觉不新鲜，各种论者热闹了30多年，哪容我拙喙再置。山西作家协会曾经拥有驻会专业作家十多名，我大致列出他们进入文坛时的“原始出处”，或者就能说明一点什么。以姓氏笔划为序：王东满、成一、张石山、李锐、麦天枢、郑义、周宗奇、柯云路、钟道新、赵瑜、韩石山、蔡润田、燕治国、潞潞。这批人的共同点是：1、进入文坛时都因各种“文革贱民”子弟身份处于社会最底层，身陷逆境，日子很不好过，急需改变现状。2、都具有异于常人的、程度不同的文学天赋。3、都受惠于改革开放大潮，即得“天时”之功也。周瑜抱怨老天说“既生瑜，何生亮”！我则要庆幸地说，老天真有眼，居然给山西弄来这么一批中青年作家！

　　读书报：您的创作曾得到山西文学界马烽、西戎、胡正等“山药蛋派”老一代作家的赏识。您可否谈谈对他们的印象？

　　周宗奇：岂止是赏识，那叫恩重如山。是马烽、西戎、胡正三位老先生亲去临汾，把我从该地区所属煤矿挖到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多所倚重，12年中从小说编辑一路提拔到《山西文学》主编、作协常务副主席，不到40岁就成了体制中的副厅级干部，据说他们是要我来接班的。不光对我有恩，我们这一批作家均受惠非浅，对此，至今大家“供认不讳”。可是我们，尤其是我，辜负了他们的一片好心。以我为例，我难于苟同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文学观念。比如：马烽先生说，宗奇你别忘了，是共产党花钱办刊物、养作家，这是事实吧？我则说，马老师，没有共产党的国家不是也有作家吗？据说活得也不差。至于围绕“讲话”内容所产生的种种文学分歧就更多了，关系就在这种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无休止的消磨中淡化了，直至那场风波骤起，我和我的中青年同道们几乎“全军覆没”，他们也彻底对我和我们绝了望，心疼我们被整肃的同时，也多少有点幸灾乐祸：你们不听话，这是自作自受呀！

　　中国文化中的师道部分，始终存在一种难以破解的悖论，或者说是一种怪圈，就是：你要你师，还是你要真理？往往难倒后学。我就为此深深痛苦过，我爱父亲般的山西老作家，可我又不想背叛自己的良知和追求。没有“山药蛋派”这些老作家，我也许成不了作家；但没有对他们的反思和背离，我绝对得不到今天的创作自由与灵魂自由。我的选择正确与否，天知道，我知道。

　　读书报：1975年春天，您被调到刚刚成立的《汾水》(文革前叫《火花》，1982年改名《山西文学》至今)编辑部当小说编辑。从作者到编辑，是怎样的心情？边当编辑边写作，您在那段时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老干事吴诚》由《小说选刊》转载；《新麦》获《汾水》短篇小说一等奖；《黄金心》由《小说月报》转载；《古月劫》由《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清凉的沙水河》被《作品与争鸣》选载，获1984年“赵树理文学奖”，并由日本学者小林荣翻译到日本；长篇小说《风尘烈女》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您的创作几乎都是喷发式的，似乎没有“低潮”，什么原因？

　　周宗奇：什么“喷发式”呀，你是鼓励我。我清醒着呐！一个作家成就大小高低，首先不在作品数量，质量第一；其次，与同在一个编辑部的李锐、张石山比，他们在创作路上已然遥遥领先，我已然是身处“低潮”了。这就不能不说到编辑之累。我成了刊物领导者之一，按我的天性，我不能对不起提拔我的老前辈，更不能对不起广大基层作者，那种业余创作的艰难困苦我感同身受，所以我要把编务做到最好。但是，编刊与写作矛盾之大且极难调和，有经历者谁无体知？痛苦选择之后，我毅然辞去了主编职务，专心文学创作。一时颇多震动，有一前辈老者亲自登门劝告说：小周，可不敢孟浪，我30年才熬了个副主编呀。我生性中有一种决绝之气，辞就辞了，了无后悔。当然，也有一种对创作前景的自信在。

　　读书报：您的纪实写作以《清代文字狱》开场，据说至今已出有5种版本，而且是计划中的《中国文字狱》三部曲的第一部，整部书为10卷本，约350万言，要把中国从古到今3000年文祸史，用文学语言书写出来。这是一个填补中国文史空白的庞大工程。请问：是这样的情况吗？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周宗奇：用现代文学语言写中国文字狱，写得通俗易懂，专门奉献给普通老百姓，从前似乎没人干过。我有幸填此文史空白，或为天赐也。

　　不错，我计划中的《中国文字狱》分3部约350万字：《清以前历代文字狱》2卷约70万字；《清代文字狱》3卷约80万字；《现当代文字狱》5卷约200万字。三部曲中，《清代文字狱》早已出版，先后由友谊出版公司、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另有两种盗版书，所以说5种版本也不错。《清以前历代文字狱》正在出版运作中。《现当代文字狱》是重头戏。可让人沮丧的是，事情却很难做下去，最主要的难题是相关档案不解密，你无法见到第一手资料，尤其狱中资料秘藏不露，讳莫如深。无米之炊你怎么做？眼看书生老去，机会不来，你能把无情的现实怎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