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远:用制度和道德解决历史终极问题

　　专访《百家讲坛》主讲人、历史学者方志远

　　用制度和道德解决历史终极问题

方志远教授

　　方志远，1950年2月12日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市。历史学硕士、文学博士。现为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江西历史学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历史学科评审组专家。曾任江西省政府参事、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台湾成功大学客座教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江西省人大常委，曾经四度登上《百家讲坛》，被央视官网评为2011年《百家讲坛》“最受欢迎主讲人”，主讲的《万历兴亡录》也被评为当年《百家讲坛》“最受欢迎节目”。

　　对于过去曾经担任的种种职务，以及“学术明星”的头衔，方志远皆一笑置之。在他看来，做一名负责任的有现实关怀的历史老师，才是自己的本分。

　　近日，方志远教授来深参加江西师范大学深港校友会成立大会，期间，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认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中国不断上演一幕幕乐极生悲的故事，而要解决终极的历史问题，需要弘扬传统文化并吸取全人类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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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递负责任的、充满正能量的历史观

　　记者：登上央视的《百家讲坛》是把双刃剑，这里产生了不少“明星学者”，但公众对他们的评价褒贬不一，您当初接受《百家讲坛》邀请的时候是否有内心的挣扎？

　　方志远：2009年，我正好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百家讲坛》栏目组编导在邵鸿的提名下找到我，邀请我登坛讲历史。一开始我确实谢绝了，因为觉得自己不适合做“大众节目”。后来，同样是因为邵鸿的一番话说服了我：我们学历史的不讲历史，那就只好请不学历史的人讲历史了。就这样，我接受了邀约。(邵鸿也是江西师大历史系的校友，现为九三学社常务副主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生导师。)

　　记者：您曾四次登上《百家讲坛》，每次讲述的主题和内容是如何敲定？

　　方志远：最开始我想讲王阳明，但栏目组还是希望我谈谈明朝的皇帝，于是第一次我讲了《大明嘉靖往事》，讲的是明朝嘉靖年间的社会面相，在2010年8月30日－9月13日播出15集。第一次在电视上讲课，我准备得相当认真，但面对镜头，仍然有些拘谨，但慢慢地，我感到越讲越好，越来越放松，观众对我的评价也越来越高。第二次，我讲的是《万历兴亡录》，在2011年10月8日－28日播出21集，同样是讲述明代万历年间的社会面相，特别是明朝由极盛走向衰亡的历程，涉及到了万历年间的政治现象、经济现象、文学现象，上层和下层的人物、文官、武将、传教士，以及各种异端思潮，深受观众喜爱。

　　2013年，央视科教频道副总监冯存祀先生和《百家讲坛》制片人、编导来到江西师范大学，希望我再做第三次节目，我们定下了一个大的题目，《国史通鉴》，从炎黄到清帝退位或者到鸦片战争，预计需要六部150集。2014年1月3日-8日和8月29日－9月15日，播出了“国史通鉴”的第一部“天下大势”即“先秦篇”，讲述中国如何从部落的形式发展到夏商周，如何从公天下到家天下，如何由诸侯纷争到全国统一。2015年7月11日-8月3日，播出了《国史通鉴》的第二部“秦汉三国篇”，也就是从秦朝到两汉及三国鼎立的历史。

　　记者：通过学术成果在学界获得认可，又通过“百家讲坛”深受观众和读者喜爱，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您的心得是什么？

　　方志远：谢谢您的表扬。我想有四点原因使我的“百家讲坛”节目可以越做越好。

　　第一是充实的内容，如果把讲课比作挖矿的话，那么我守着的是一“富矿”，历史是一座永不穷尽的富矿，5000年的中国历史进程，有多少惊天动地的英雄、荡气回肠的故事和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和教训，我只是通过提炼和编排好内容，然后用简洁、生动的语言传播给受众。

　　第二是专业的积淀，我从1981年研究生毕业前后就开始给本科生、研究生上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明清史的课，有比较丰富的讲课经验，科研方向主要是明代政治、商人和移民、文学和社会思潮，最近十多年研究明代的进程，对明史及中国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一以贯之的解读。这些积累使我在讲课过程中比较可以天马行空、挥洒自如。

　　第三是丰富的阅历，我曾经被下放到农村，又到工厂，家住典型的“市民区”，后在高校教书30多年，后来担任多个职务及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和政协委员，和各类人群有比较多的接触，的士司机和我聊天，认定我的职业是“保卫处”。这些阅历使我讲述历史时更有人性、更关照社会通理。

　　第四是认真的态度，除了备课和讲课认真，更重要的是，传递了一种负责任的、充满正能量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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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化社会推动了明朝的进步，也导致了 明朝的“乐极生悲”

　　记者：明代是比较接近现代和多元化的社会，可为何走向衰落？

　　方志远：第一，社会的多元化及同时产生的舆论的多元化，冲击国家一体化，导致社会的涣散。政府无法应对这种局面，无法发挥主导作用。文学家、艺术家、异端思想家的思想引导社会思潮，但是，舆论可以引导民众，却从不对后果负责。

　　第二，明朝的前100年，从官本位的时代逐渐过渡到官本位和财富本位并存的阶段，后来又注入了文化元素，形成了官本位、财富本位和文化本位并存的格局，这个时候明朝就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社会，这也是明朝繁荣的标志。

　　社会的多元化本来是好事，但问题是明代三个价值间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有权者不仅掌握权力，还能攫取财富和文化话语，富人则买官买位且附庸风雅，而文化人一边积极钻营职位，一边通过讲学、授徒乃至经商来占有财富，官、商、学形成勾结，把社会搞乱，也极大地加剧了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奢侈。

　　第三，虽然社会思潮多元化，但明朝的官方理念十分保守，对外禁海、对内禁矿，流失了很多财源。尽管万历年间，社会上的银子很多，但跟朝廷没有很大关系，大部分都是走私所得，朝廷收不到多少税收，与其说明朝是被农民军李自成、张献忠，被女真的努尔哈赤、多尔衮打垮，不如说是“穷”死，可以说是民富而国穷，当然这个“民”只能限于是“富民”。

　　第四，社会越是发达，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就越来越大，在朝廷，话语权掌握在先进地区的手中，当制定政策时，也必然向先进地区倾斜，当先进地区不断拿起批判的武器分割社会利益的时候，落后地区只有拿起武器进行批判。

　　第五，经济越发达，军队越腐败，越没有战斗力，这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怪圈。

　　记者：明代走向衰落，我们应吸取什么样的历史教训？

　　方志远：中国古人解决了部分的历史问题，但解决不了历史的终极问题。如何解决？我认为既要从传统里学习，要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国之四维——礼义廉耻，依靠全体“石民”――士农工商(《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但历史是有局限性的，因此我们更应该放开眼光，学习全世界各国的先进理念、全人类的先进智慧，来解决我们的当代问题。王阳明说，儒佛老庄皆为吾用，是为大道，否则就是小道。我们也应该是欧亚美澳，皆为我用，是为大道。

　　但也很矛盾。一说到中国的问题，我们往往是责怪传统的君主制度、向往当代的民主制度。但是，坦率地说，当代的“民主制”“共和制”也没有经过太长的时间考验。美国从建国到现在，还没有明代的时间长，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现在，才一百五十年，约当明朝的一半时间，但已经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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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融合的历史

　　记者：有一个说法是“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您怎么看？

　　方志远：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很有挑战性的命题。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我不会绝对地说对或错，立场决定观点，要看看这种说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由哪些人开始提起。事实上，“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的最早思想，产生在宋、明灭亡的过程中，宋朝灭亡之后以及清朝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以及清朝建立之后。

　　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崖山海战是宋朝与蒙元的最后一次正面交锋，是南宋的汉族政权对蒙古军队的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这场战争最终以宋军全军覆没而告终，宋朝就此灭亡。清朝入主中原的过程中，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是极其悲壮。随之而来的元朝统治、清朝统治，对汉民族以及认同汉文化的其他境内民族以巨大的打击。也正是因为这样，顾炎武称宋元易代、明清易代不仅仅是“亡国”，而是“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在当时的朝鲜和日本，也有“崖山之后、明亡之后”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汉文化或者说是华夏文化的传承者，自己的文化超过蒙古、超过女真，他们不愿意看到以由落后的蒙古、女真成为华夏文化的拥有者。所以明代朝鲜使者的行程记录叫“朝天录”，清代朝鲜使者的行程记录叫“燕行录”，这也是表现对清在文化上的蔑视。

　　但是，中华民族发展到现在，重提这个理念，存在极大的问题。

　　第一，汉族从来不是纯而又纯的民族，从炎黄的融合到夏商周的融合，到春秋战国时期游牧民族、农业民族的融合，一直到秦汉大一统的建立，再通过魏晋南北朝实现更大的融合，汉族不断地强大，也不断注入少数民族的因素，包括匈奴、鲜卑等，后来的蒙古、女真也一样，这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融合、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第二，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野蛮和不文明，需要鞭挞和批评。但是民族融合从来就是战争、文化、商业多重因素的结果，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中国的历史就是多民族形成的历史，所以到了今天，如果还有学者或者老外重提“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那么我认为不是不懂事，就是别有用心。

　　记者：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到“中华受制于异族，有三期焉：一曰五胡元魏，再曰辽金元，三则满清。”经此三次大难，传统文化最终千锤百炼而传承依旧，他认为，汉族文化不是被少数民族文化“化”，而是被重新利用并得到新的发展，您怎么看？

　　方志远：任何一个学者，他在不同的场合下所发表的言论和写出的观点不一样。梁启超先生就声称，每每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钱穆先生在这段观点中提到，清朝很狡猾，但其实清朝在精通汉文化的同时，本身也是汉化的过程，康熙和乾隆皇帝的汉化都很深。但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清朝把汉族革命创新的优良传统扼杀掉，把因循守旧的东西保留下来，历代统治者都是如此。

　　钱穆先生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学者，对落后和野蛮十分痛心疾首，文明和进步的赞赏，中国到清朝发生了倒退，因此他对清朝进行猛烈的抨击，我也认为，清朝入主中原，从文明进程来说，至少倒退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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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历史让我活得更通透

　　记者：您说，国人用我们的传统和文化解决了一部分历史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的终极问题，请问终极的历史问题是什么？

　　方志远：终极的历史问题是每个人私心迸发的问题。在道德层面，中国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推广“仁”——仁者爱仁，推广“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等，但是，在一些具体的操作环节上，我们没有十分强大有力的制度来支持这些道德理念，这时候，需要吸收古今中外所有优秀的传统和智慧，对所有的权力进行监督。王阳明的“破心中贼”“破山中贼”是很有深意的，心中贼是我们的私心私欲，山中贼是表现出来的种种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事情。

　　我一直认为，人治与法治从来就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法治社会离不开人事，人治社会也要有法律。人治、法治有其一，社会乱不到哪里去。只有既无人治又无法治或者号称法治其实人治也没有的状态下，社会才真正的动荡。

　　我一直认为，明朝的灭亡，不能指责清朝，是由于明朝的精英和统治阶层过于考虑自己的利益，漠视民众的疾苦所造成。每个人都在指责其他人和社会，但同时不断扩大自己的利益，损害别人的利益，这个问题到现在也存在。解决这个民族的劣根性和前进道路的重重障碍，一方面，发扬传统的礼义廉耻，发掘仁和礼，另一方面要建立强有力的制度。

　　记者：研究历史让您获得一种怎样的人生智慧？

　　方志远：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实践获得智慧。从我来说，学习和研究历史，让我学会了用通达的眼光看待人生，可以活得更通透，不会过于计较小的事情以及个人一时的得失，历史学得越多越深，我越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