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十年踪迹十年心

　　蒋蓝 曾祥惠 济铭 摄影

　　“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出自清朝纳兰性德的怀念之作《虞美人》。如果把此话“平行移动”于作 家蒋蓝，则富含了另外两层意义：2005年以来，蒋蓝在散文、思想随笔、历史叙事等领域用力甚深，相继出版了200万字作品，单是东方出版社以“蒋蓝作品 系列”名义就已经推出了4部；另外一层，则是他跋涉巴山蜀水二十几个县市、耗费近十年光阴完成的《踪迹史——四川提督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 闿运交错的历史》。我总是觉得，汉语语境里“书斋思想者”不少，但拥有独立思想的学人极少；我们的文坛上作家多如过江之鲫，但具有独立言路的作家，则是屈 指可数。更关键还在于，蒋蓝是记者出身，他有一套从田野、从民间查找历史蛛丝马迹的眼光和超常体力——这决定了他的与众不同。

　　我眼前的蒋蓝很安静，高大、结实、头发极短，目光如隼，他自嘲“像个铁匠”，无半点书生的羸弱之气。也难怪，自从2005年以来，蒋蓝开始 独自驾驶，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非虚构写作”历程。所谓的“非虚构写作”，是一种非常前沿的写作理念，作者需要扎实的文史哲基本功，然后来到事发现场，通 过时空对位，寻找当年留下的蛛丝马迹，这一系列行为看上去很像是福尔摩斯的工作，蒋蓝称之为“文学田野考察”。田野考察者，在他眼里，远比诗人、作家身份 更重。

　　大量的知识考古、狂热的历史想象、复杂的个人经验、丰富的诗歌意象以及批评家式的高谈阔论，这五种元素的任意组合，形成了一种狂飙式的语 势。这跟周作人先生倡导的“娓语”式随笔截然不同。它不是把人引向灯下的闲适，而是令人起坐，转向更为亢奋的日神状态。在蒋蓝的锦匣式叙事里，到处都是浓 烈的杀机和杀气。蒋蓝说，“我像一只飞蛾，在越来越危险地靠近火苗”，这与其说是一种自我警告，不如说是一种对火焰叙事的自我赞赏。

　　文学田野考察法

　　读书报：在《踪迹史》这本大书里，以石达开为起点，最终却由四川提督唐友耕的行踪来构成整本书的脉络。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折？

　　蒋蓝：研究石达开用了我两三年时间，隐约感觉到他的一个对手在我看到的资料中不断出现，然后就很认真地查这个人的资料，结果竟然找不到一篇 像样的文章，因为这个原因才正式介入唐友耕的研究。他参与过李蓝起义，和石达开、骆秉章、王闿运、丁宝桢等重要人物都有联系，如果要把1850年代西南地 区的历史通过一个人来盘活，除了他找不到第二个人。通过他的踪迹，不仅能把石达开进入四川、李蓝起义失败两股巨大的势力串联起来，也能看到四川当时的政 治、军事、民生、官场、物产情况，从踪迹入手还能带动了解地缘风物，这时候我的踪迹史概念逐渐清晰。

　　历史研究者往往关注的是时代的一流人物，比如李鸿章、曾国藩，这叫“熟题新做”。四川有两股历史研究潮流，阶级斗争时代的主角是张献忠，近十几年主要是保路运动。1850至1890年这个阶段虽不能说绝对空白，但研究力量非常薄弱。

　　读书报：作家角度介入历史，和历史学家的路径有哪些不同？

　　蒋蓝：首先，我没有想挑战史学，但历史不是学术高墙内的专利，它是公器。很多历史学家传统的治学方法是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归集同类，我的做法 是让纸上材料回到现实中的事件发生地，在其中增加了个人的意识。我绝不仅仅满足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在历史故事复原真相的过程中，必须提出自己对历史 的看法和判断，这也是跟一般历史写作不同之处。

　　这是文学介入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文学田野考察法。我力争做文学的福尔摩斯，在一团迷雾中按图索骥把案件破了。这里面可以得出包括个人 感情的结论、通过史料得到的思想结论，还有通常意义上的学术结论。在我的界定里，学术的知识梳理和思想火焰是没有关系的，学术界中人往往刻意将此混为一 谈。

　　作为一个作家，我重视的是在空洞、抽象的历史记载里面，让文学把所有能够复现的细节全部复现。这些细节不是历史小说的写法，我绝不允许作品 中存在虚构的人和事，也就是说文本中呈现的细节要来自于史料。我也用史料，但所用的部分是以前的历史学家不重视的，他们或许觉得这些细节都是旁枝末节，与 宏大叙事无关。我反对史学和文学的宏大叙事。所以我利用他们认为的稗官野史，比如10多个晚清县令的笔记(他们根本没考虑过这些东西需要发表)，在被起义 军包围的朝不保夕的日子，这些日记的真实性在比正史的可信度要高。

　　真实的历史其丰富和多元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在战斗中，你能想象一个守城的士兵和一个攻城的“叛军”拜把子么？你能想象被困城中的居民煮了 几百斤巴豆倒入江河，让下游喝水的敌军统统拉肚子失去战斗力么？你能想象一个“惊世骇俗的美女”能让数万起义军内讧么？这就是历史，比虚构更不可思议，永 远有被解读的可能。

　　读书报：写作过程里遭遇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蒋蓝：这个题材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难度。我不是历史科班出身，就想跟自己较量一下。历史和文学之间最焦灼的一个问题是，文学家很容易被历 史事实牵着鼻子走，最后不自觉地写成了历史的初级版本，成了解释历史。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不下十次告诫自己，作家拿给别人的不应是一个历史结论，而是文 学文本的结论。在一些场景再现中，包括对话都是不能臆造的。有人说我这个做法是自寻死路。我确实也因此给自己造成了很多陷阱，把写作限制得很难腾挪、施展 不开。但我认为这正是考人的地方。

　　读书报：还会不会运用踪迹史的方法写新的题材？

　　蒋蓝：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写一本类似的书。之前有人建议我用踪迹史的写法关注四川的“抓壮丁”，我没有接招。为写《踪迹史》，车马费可能就花了七八万元，还姑且不说买资料，但我没有考虑代价。我担心的是承接下来会耗费太多时间。

　　读书报：后来你找到了唐友耕的后人，他们对你的这本书是怎样评价的？

　　蒋蓝：我偶然在成都找到唐家后人，他们很紧张，猜测我写这本书是不是别有目的。他们接受以后，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家族聚会有5次以上。唐友耕 的后人觉得我把他写得太血腥。从比例上讲，他们觉得我写恶的部分多了，善写得少，有点不高兴，理由是唐友耕是基于“国家正义”而杀人。如果这个理由能够成 立的的话，人类四千年来的暴力与血腥，都将消匿。我告诉他们，并没有刻意要矮化你们的祖先，我所写的没有一条是无史料来历的。但是我又理解他们，作为后 人，他们也承认祖上杀孽太重，但毕竟有“血缘伦理”在支配他们的判断……研究历史无法加入个人好恶。但作为作家一定是有好恶的，我对石达开寄予很深的一种 情感，这是去意识形态化的人格感召之力；而从内心来说我不大喜欢唐友耕这个人。这本书里面，没有写过石达开“投降”二字。他有太多机会活下来，但是他从来 没有投降过。

　　不跟历史接轨，文学无需再写

　　读书报：很早之前你就提出了一个观点，称一个作家至少应该掌握三种以上文体。在《踪迹史》中，就是多种文体交织出现……

　　蒋蓝：这本书的写法是“跨文体”，它的整个精神向度是非虚构写作。《踪迹史》里面大概有7种文体，通过不同文体充分展示我要写的内容。譬如 散文、诗歌、箴言录、新闻实录等等。我有个持续30年的爱好是写日记，记录的都是大流水账，比如当天有什么事见过什么人买过什么书以及读书的想法都会记下 来，从这当中我选了500段出来嵌入，类似西方的箴言录。书里还用到我的十几首诗歌，有的就是在现场写的。当走到一个场景突然找不到确切的表述时，诗比废 话恰当。石达开的儿子在成都被杀，考据出来埋葬地点就在我们报社。报社楼下有棵古银杏树，两三百年历史了，它是当时唯一的见证。我后来无形中给这棵树赋予 了精神气象，专门写了那棵树。

　　读书报：浏览你过往的诸多出版物，随处可见历史的影子。

　　蒋蓝：历史本身是我写作之余的阅读兴趣，从常规的历史学著作到具体的地方志，特别是四川的地方志看得非常多，原来是无逻辑的浏览。民国时期 开始的历史学家任乃强、蒙文通、徐中舒、邓少琴这一批历史巨擘的书我基本都有，看了之后也慢慢有了自己的心得和研究。我认为还是要通过历史解决一些能够解 决的问题，所以没有去写三星堆或者上古史。有人劝我写东西能不能不要太过现实，写远一点的，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作品要有现实针对性，必须留下这个时代的痕 迹。

　　我已经很清晰地感觉到写作如果不跟历史接轨，文学就不需要再写，也就是说写的意义很小。现在有才华的人很多，所以必须要谈具体问题，从具体问题得出自己的一些结论。我不是一个为未来写作的人。

　　读书报：抛开题材的吸引力，很好奇是什么原因让你进行文学田野考察。

　　蒋蓝：就是想做一个接地气的作家，我已经很厌倦纯书斋的写作。从二十多岁开始写，到现在也有二十多年，那种写作对我来说没有难度。司马迁给 的一个启示是文史不分家，现在可以说叫文史哲不分家，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叙述法就是这样的。类似观点在梁启超先生《饮冰室书话》里得到了很高体现，就是要带 着感情去写。现在的专业壁垒把文史之间弄得非常细化，当把历史搞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冷冰冰的文字材料的时候，我认为已经背离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精神。 一旦文学与大地上的具体点位发生关联，不但接上了历史也接通了现实。

　　博尔赫斯的“函授学生”

　　读书报：你的题材切入、写作选点往往呈现出特殊甚至刁钻的一面，可否将这理解是为了散文创新？

　　蒋蓝：这是其中一半的原因。到我现在这个年龄，累积的阅读量比较大。同时在实际生活中，我接触到的中国一流作家包括我平常做高端访谈接触的 学者非常多。人的命运给了我很多忧患意识，写动物植物器物，最后写的关键实际是人，因为一切历史都是根据人的命运得出的结论。人就是历史的动词，人的忧患 自然与历史有关。实事求是地说，《极端动物笔记》《极端植物笔记》并非属于自己的全新创造，而是受了博尔赫斯的影响。博尔赫斯《想象中的动物》没有授予大 陆简体字的版权，钟鸣和我后来看到这本书的繁体版，发现文章竟然可以这样写，他后来也写了《畜界人界》。其实我们都是博尔赫斯的“函授学生”。

　　读书报：提到动物，为什么会把豹子视作自己的精神镜象？

　　蒋蓝：有两位作家写关于我的文章时，都用了豹子这个形象设喻，这是他们从我文章中感知到的。我写《极端动物笔记》时没注意，直到完成后才发 现居然写了7篇豹。豹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弱势动物，东方重视的龙凤，都是权力的形而上符码，形而下则是老虎，而豹子从来不被中国主流文化所关注。接下来我 要出版《豹诗典》，采用了词条式的写法，但体裁还是词典式散文。这本书从3年前开写，有20万字了，有你绝对没有见过的插图，比如来自哥伦比亚图书馆、大 英博物馆等等。相比《极端动物笔记》，它已经摆脱了之前的感性认知，这里面有精神分析、心理学和诗学多种角度的解读。

　　读书报：从这个层面看，你的写作已经超出了传统文体的定义划分。

　　蒋蓝：现在写的踪迹史，在传统文学中是很难被归类的。但我总觉得在这样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文学、文体学一定要得到创新和变革，不是说 诗歌、评论、戏剧就能把文学进行划分。现在的文学逐渐由一个主流学科不断在产生边缘交叉学科，这是文体学的变革。文学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包括文体 和写法都要适应时代的要素，所以散文乃至文学的变革是必然的。

　　读书报：台湾的散文成果和大陆的还不太一样。

　　蒋蓝：主要是美学标准不同，他们沉浸在对传统的敬畏与呵护中，传达传统文化之美(尽量不写恶的部分)，但是在揭露这个部分搞得太差，也很难 理解大陆作家为什么会这么愤怒，他们却很平和。可以说，大陆很多作家的思想、文本现在都超过了他们。他们是梁实秋和林语堂的弟子，而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精神 导师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