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为让更多人领略到故宫之美

　　祝勇，上世纪60年代末生于沈阳，作家、学者、艺术学博士，现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驻校艺术家。出版随笔集《纸天堂》《辛亥年》《故宫的风花雪月》等，主创历史文献纪录片《1405，郑和下西洋》《利玛窦》《我爱你，中国》《辛亥》等。

　　印 象

　　文字里的

　　秘密花园

　　作为故宫博物院90周年院庆的重要活动，被誉为下半年国内最重量级的展出——“石渠宝笈特展”于9月8日至11月8日在故宫举行。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的祝勇谈到：“这次特展以《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为主轴，详细介绍作品的流传经过、递藏经历，包括《伯远帖》《展子虔遊春图》《冯承素摹兰亭帖卷》《写生蛱蝶图》《漁村小雪图》《听琴图》《明宣宗行乐图》这些家喻户晓的书画经典，这一次都要拿出来晒一晒，还有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位皇帝的书画作品，也是首次同场展出，假如错过，就真算是过错了。”

　　第一次见到祝勇先生，是不久前在天津举办的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颁奖活动中。祝勇和国内诸多文学名家一起走进图书大厦，为读者签名售书。很多读者早早排队，捧着祝勇的散文集，专程等候心目中这位“散文男神”。

　　的确，在读者眼中，祝勇是十足的“男神”，无论颜值还是声线，他的气质形象与他笔下瑰丽的文字相得益彰，很是般配。难怪，在他与作家们走进南开园，进行“文化创意时代的文学”讲座时，竟会引起学生粉丝的惊呼。

　　祝勇精力十足，著述颇丰，从重大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策划撰稿到艺术散文的写作，从历史小说的创作到浩如烟海的史料整理，他似乎就是一台不知疲倦的“写作永动机”。尤为难得的是，他的每一篇文字或如恢宏瀑布，或如涓流小溪，总能让人在他的文章中感受到一种别样情怀。

　　有人说，祝勇的散文自成一派，因为文字优美，因为史料翔实，因为叙述巧妙，总之喜欢他散文的读者能够说出许多“因为”。其实，他的作品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对文字的打磨和对史料的考证始终并肩而行。即便一部虚构的小说，也能让读者沉湎于作者对于史料的驾轻就熟的同时，在他所营造的文字“秘密花园”里，尽情跳入跳出。

　　在今年的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评选中，祝勇的作品《永和九年的那场醉》荣获百花文学散文奖，这部长篇散文最初发表在《十月》杂志上，作品用文字辗转时空，追寻着王羲之《兰亭序》跳越千年，重新审视这“一片字纸”，重新思考《兰亭序》“像一个人一样，经历着成长、蜕变、新陈代谢的过程”。他在文中感怀故宫的兰亭器物，寻找兰亭拓本摹本，让读者跟随他的笔触，走进中国千年艺术长河，这正是祝勇散文的极美之处。

　　如今，这一系列文章已经收集在他的散文新作《故宫的风花雪月》中，探寻故宫冷僻之地的新作《故宫的隐秘角落》也即将出版。写作故宫、写作历史成为他的一种生活，对于读者而言，畅游于他用文字绘出的“秘密花园”，也是一种阅读的享受。

　　收藏的真正价值在于文化血脉的传承

　　记者：您从出版社编辑到故宫学专家，从散文大家到纪录片制作人，很多读者和观众十分喜欢您的作品，也想了解您的学术经历。

　　祝勇：我不是专家，这并非谦词，故宫学问如海，我不过是刚刚入门而已。于我来说，故宫是我一生的学校，我能在这里一生学习，是我的幸运。我1990年大学毕业，到一家出版社工作，此间开始写作，作品主要是关于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命运。2002年离开出版社，被北京作协聘为合同制作家，写了《旧宫殿》等一些以故宫为题材的作品。2006年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驻校艺术家。2007年回国，次年师从刘梦溪先生攻读艺术学博士学位，又回到传统文化。2011年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只有短短几年。当然从关注故宫和以故宫为写作题材算起，时间更长些。到故宫以后，我最深的感受是：来得太晚了，此前的生命，浪费得太多了。

　　记者：故宫在您的写作中是一个重要主题，请谈谈故宫在您心中是怎样一个位置？您如何看待故宫？

　　祝勇：我曾经在我的作品——比如《旧宫殿》《故宫记》里，把紫禁城定性为极权主义建筑，它的建筑设计体现的是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但我们看故宫，不能只有一个角度。比如在古代中国，没有艺术博物馆，所以艺术的搜集、保存、流传，士大夫是一个渠道，像宋代赵明诚(著名词人李清照的丈夫)、欧阳修、李公麟，明代冯梦桢、董其昌，清代阮元、端方等。当时不叫收藏家，那些以前朝青铜器、碑石为收藏对象的，被称为金石学家。金是指金文，即青铜器上的铭文；石是指石鼓文和碑刻。他们不像今天的收藏家，为藏而藏，或者作为一种投资手段，他们大多是为研究、创作而藏，所以中国古代的收藏家(金石学家)都是大学问家，兼通文字学、历史、书法、文学、图书学等学问，不像今天的收藏家，只关注文物值多少钱。顺便说一句，电视里有许多鉴宝类节目，藏宝者持宝上来，鉴定专家的回答往往只有两条：一，真假；二，值多少钱。这对于当代收藏是一种误导。收藏的真正价值在于文化血脉的传承，不能以金钱衡量。

　　另一个渠道是皇家，而且是最重要的渠道，皇权至高无上，皇帝的收藏可以运用政府资源。在《故宫的风花雪月——破译古典书画的生命密码》这本书里，我讲到唐太宗李世民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真迹朝思暮想，最终不择手段也要得到它，死后还把它带到坟墓。这是古代皇帝玩儿收藏的一个典型案例。宋代宋徽宗、清代乾隆都是大收藏家，他们收藏的书画名品，分别记录在《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和《石渠宝笈》里。

　　尽管历代皇室收藏艺术品只为他们自己欣赏，并不知道很多年后，这些文物会汇聚成一座公众的博物院，但他们在客观上起到了文化传承的作用。清朝晚期割地赔款为人诟病，但其实清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很大的。其中包括《四库全书》的编订、我们民族精美书画器物的收藏传承，以及它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二大版图(仅次于元朝)，全盛时期的清朝疆域广达1300万平方公里。因此，对于皇权，简单的批判和简单的歌颂都是片面的，我们应该用更多元的目光去打量它。

　　记者：作为艺术史的研究者，您曾经说过您眼中故宫的艺术品是活的。

　　祝勇：在我看来，文物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有情感、有呼吸、有记忆。面对一件文物，我从来不把它当作一件死物，而是与它对话。它是经历了无数坎坷沉浮、无数命运转折之后出现在我面前的，它会把它的传奇一一讲述给我们。

　　故宫学是门综合性学科

　　记者：您的作品有时很难用文体来归类，比如《故宫的风花雪月》给读者的感觉既是一本专业读物，也是一部文学作品，是“艺术散文”，请您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

　　祝勇：首先是故宫收藏的大量书画艺术品给了我写作的冲动。最先写的是《永和九年的那场醉》，在2011年年底“兰亭特展”后就动笔了，但写得不顺利，放下了。过了大半年，依然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又捡起来接着写。可能是酝酿得久了，这一下写顺了。心里有了点儿把握，我就给宁肯打电话，他是我的好朋友，是很优秀的作家，《十月》杂志副主编，我问他能不能在《十月》上开散文专栏。那是2012年秋天，刚好要准备第二年的稿件。宁肯与主持刊物的陈东捷商量，东捷也认为，《十月》这几年小说比较强，散文抓得不够，同意我开专栏。这样我就没有退路了，必须写下去，而且必须写好。当时并没有存货，是写一期发一期。我冒险不要紧，还要拉着《十月》陪绑，现在回想起来，十分感谢东捷、宁肯的胆量。当然，这一份胆量里，有信任在。但无论怎样，在《十月》这样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上开专栏还是有压力的。还好，这一年(2013年)挺过来了，反响不错，还获了好几个奖项。年底结集出书，就水到渠成了。第二年，也就是2014年接着干，就有了《故宫的隐秘角落》这个专栏，又坚持一年，最近交给中信出版社，也要出版了。

　　记者：在《故宫的风花雪月》中，您重新解读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被世人熟悉的经典，您如何将自己解读的视角做到与众不同？

　　祝勇：故宫博物院不乏书画研究和鉴定的名家，像徐邦达、刘九庵等，但在严谨的学术体系之外，我觉得还需要一种更个人化的、内心化的表达，让故宫深藏不露的美被更多的人领略和体会。我不是学艺术史的，对技法、鉴定一窍不通，我是学艺术学的，侧重于阐释，又写散文多年，所以写故宫书画，我更愿意在艺术的感性美之上，叠加理性的光泽，在书中我不纠缠于技法，而更多地对那些人、那些时代进行追问，不局限于艺术，而是向思想深处切入，许多内容，我想是会引发人们思考的。有人说：“如果可以把一幅名画比喻为露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的话，那么海面就是画家本人以及画家所生活的社会，而冰山隐藏在海面之下的庞大身躯……才是令我兴趣盎然并在这本书里着力描摹与分析的东西。”对此我深有同感。我把这当作一次与古人进行心灵对话的机会，所以写出来的文字定然是贴心的，也表现出某种思想的力度。

　　记者：很多读者十分期待您下一部作品《故宫的隐秘角落》，据说您在书中为读者介绍了很多故宫从未开放的“神秘地带”。

　　祝勇：刚才说到在《十月》杂志开《故宫的风花雪月》专栏之后，兴犹未尽，2014年又开《故宫的隐秘角落》专栏。在我眼中，任何物质性存在的背后，都是人的存在。所以我们写历史，写文物，不能由物到物，而应由物及人，“以人为本”。所有的存在中，人是最大的存在，假如不涉及人，我们的写作最多会成为对物质的说明介绍，成为“说明文”。我做纪录片也是这样，尤其是涉及历史文化遗产时，不愿意把它们当成纯物质的存在，拍一大堆明信片式的镜头，而更关心人与建筑的关系——这些建筑里住过什么样的人，他们有怎样的情感，怎样的命运。

　　在故宫工作，我觉得有义务讲述宫殿里生活过的人，讲述宫殿在多大程度上摆布和控制了他们的命运。实际上，游客对此是感兴趣的，常有游客问我：甄嬛住哪儿？小燕子住哪儿？故宫里真有慈宁宫吗？许多旅行社导游都在忽悠和误导游客，因此需要更专业、更生动的讲述。

　　我想，这也应该是宫殿研究的一部分。在故宫，许多研究应该是跨学科的，不能简单地分成建筑史、宫廷史、服饰史。专门研究是重要的，但打破学问的壁垒，用更大的眼光观照它们更重要。所以，我们的前院长郑欣淼先生创建了“故宫学”，指出“故宫学”要“把这些基础研究整合起来，统一在一个内在的逻辑之中”，因此，“故宫学很显然是综合性学科”。

　　写作就像在沙漠中寻找泉水

　　记者：您集作家、学者、纪录片工作者、艺术学博士于一身，您如何给自己定位？写作、学术研究和纪录片创作这三者有怎样的内在关系？

　　祝勇：我喜欢这种身份的转换，转换带来间离感，让我不会在一成不变的写作中丧失激情。但这种间离感要适当，不能相距万里，风马牛不相及。我的写作、学术研究和纪录片创作，都以历史为对象，只是使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而已。

　　记者：您如何看待写作过程中史实与虚构的关系？如何将史实资料融合到文学创作中？

　　祝勇：现在不是说要“讲好中国故事”吗？我也感到，对于自身的历史，中国人没有外国人讲得好，这是需要反思的。历史本身不乏戏剧性和感染力，历史是真正的戏剧大师，历史的戏剧性已经摆在那里，不需要我们再去虚构了，只要把历史中深藏的戏剧性挖掘出来就够了。只不过我们的历史叙述，习惯于把历史条理化、模块化，太宏观，太空洞，太古板，失去了历史的生命感，失去了历史本身的肌理和温度，一二三四，开中药铺，缺乏细节，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

　　所以，我在看史料的时候特别注意细节，在《明实录》《清实录》、皇帝御批、大量笔记中，寻找历史细节就像大海捞针，因为大量细节都是与我的叙述无关的，不能用，读史料需要极大耐心，一旦找到，欣喜若狂。一个细节，有时胜过千言万语，能够穿透人心，我会把这样的细节，用在自己的作品里。当然，首先要有一个大的历史观，否则，所有的细节都是鸡零狗碎。

　　学术是基础，写作是在学术基础上的个人化表达，但表达的艺术化，不能伤害可信性。也可以有一己之见，比如我在《故宫的风花雪月》中写到《韩熙载夜宴图》，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一层一层的窥视关系进行了分析(见《韩熙载，最后的晚餐》一文)，这种分析是我个人的，但不能是主观性的演绎，也不能是毫无根据的瞎猜。至于纪录片，则是在历史叙述中发挥影像魅力，让历史变得更直观，弥补文字的不足。

　　记者：您的《旧宫殿》等作品的跨文体写作最令读者惊喜，这种创作上的“创意”从何而来？

　　祝勇：写作要有创造性，但创造性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在写作过程中产生的。写作就像在沙漠中找泉水，跋涉万里，不一定找得到，但不找肯定没有。写是前提，一个人的创造力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激活，而不是相反，守株待兔，坐等创造力到来，那样的话，它一百年也不会到来。

　　祝勇说  紫禁城之美，美在不同建筑之间的呼应关系

　　早在1971年我就参观过故宫。那一年我3岁，家住沈阳，父母带我来北京，在天安门前照了相，又参观了故宫，也在故宫照了相。后来进故宫工作，查看院史，才知道那一年是故宫博物院的重要一年。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要闯入故宫破“四旧”，周恩来当晚召开会议，故宫从此关闭。红卫兵冲不进去，就把神武门上“故宫博物院”牌匾换上了一个新的牌匾，上写“血泪宫”三个大字。1971年，造反的浪潮早已平息，7月5日，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自故宫博物院1925年成立，至今90周年，只有这5年关闭过，即使在日本占领北平期间，仍然在开放。但我们要感谢这闭馆的5年，因为周恩来的一纸命令，让故宫躲过一劫。今天我们在神武门上见到的“故宫博物院”牌匾，就是郭沫若在1971年写成，放大刻上去的。

　　因此，我在那个夏天游历故宫，就有了历史性的意义——我应当是故宫重新开放后的第一批游客之一，只是除了几张黑白照片，脑海里什么印迹也没有。

　　20世纪80年代，我来北京上大学，去过故宫，那时故宫的游客不像今天这么多。当时我很惊叹，每座门都是一个取景框。走上太和门时，透过太和门，可以看见太和殿的一部分。我一步步往上走，太和门裁出来的那个部分也随之移动，像电影一样。紫禁城之美，并不在于某一座单体建筑，而是美在不同建筑之间的呼应关系。

　　北京故宫是一个完整的历史空间。故宫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宫殿建筑群，它的面积，分别是法国卢浮宫的4倍，凡尔赛宫的10倍，英国白金汉宫的10倍，俄国圣彼得堡冬宫的9倍。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有名的宫殿，像秦代阿房宫，汉代未央宫，唐代大明宫，宋代汴梁皇宫等，都很恢宏壮丽，可惜都没有留下来，只有遗址在。假如以前朝代的“故宫”还在，北京故宫想必就无法专美于国人了。比如唐代大明宫，规模比北京故宫还要大，占地面积是北京故宫的4.5倍，被称为千宫之宫、东方圣殿。可惜大明宫只留在文字里。假如还在，这座唐式风格建筑群，色彩沉着、大气粗朴，一定比雕饰繁复、大红大绿的清代皇宫更加威武和壮丽。

　　北京故宫没有在历史中灰飞烟灭，这是历史的恩典。但北京故宫也经历了许多劫数，比如朱棣建成紫禁城不久，三大殿就被大火烧毁，让朱棣认为自己是受到了天谴。明末李自成杀入北京，杀进金銮殿，败亡时，也一把火烧了紫禁城，所幸没有完全烧毁，清代入主紫禁城后，许多建筑都要重建，太和殿花了几十年的工夫，一直到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才重新建好，规模也只是原来的几分之一。

　　所以我说，它还是一个历史空间。它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像芯片一样，贮存着无数的历史信息。我最近写《故宫的隐秘角落》，表面上是写建筑，实际上是写建筑里容纳的历史。故宫几乎每一座宫殿，都可以打通明清的历史。

　　本报记者 郑长宁 实习生 徐雪霏 摄影 王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