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精神故乡及其他——对话本土小说家郭明辉

　　安徽本土小说家郭明辉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青春年华正好赶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热”，记者原本约这位才华横溢的多产小说家谈谈关于读书的话题，采访期间，正好赶上由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庐剧《东门破》在合肥公演，应“晨书房”读者要求，这次的访谈便从朋友们感兴趣的《东门破》开始了。

　　记者：可以和我们谈谈这部合肥题材抗战小说最初的创作灵感吗？

　　郭明辉：长篇小说《东门破》是我计划创作的系列长篇小说“脂城卷”其中的一部。脂城是我虚构的一个地理，一座想象中的古城。这个地名最早出现在前些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中。有评论说，小说中的“脂城”就是现实中的合肥，关于这一点，我不想争论。读者也好，评论家也好，他们有权利从小说中读出他们心目中的“地理”。不过，我想说的是，脂城一定位于江淮之间，因为在脂城的空气中弥漫着江淮地区特有的文化气息，温润而透明。  事实上，在创作长篇小说《东门破》之前，心中先有小樱桃这个人物以及小樱桃的故事，这个故事跟江淮地区有关，所以便自然而然地“发生”在脂城了。那么，为什么是东门，而不是其他某个门呢？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乐府诗集》。其中一首《东门行》中写道：“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这几句诗所营造的艺术氛围，正是我意欲追求的艺术感觉，于是便让小樱桃“生活”在东门了。有了地点，有了人物，故事便自然展开了。在这部小说出版前，我把这几句诗写在前面，当作“题记”，以示纪念。

　　记者：根据您的小说改编的同名庐剧《东门破》目前正在公演。很多读者反映，小樱桃形象塑造得很吸引人，戏看完，觉得不过瘾，有想看原著的冲动。您觉得这次以庐剧形式展演的《东门破》达到您预期了吗？庐剧塑造的小樱桃这一人物形象，您作为这一人物的“创造者”怎么看？

　　郭明辉：小说改编，若非本人参与，那么作者对改编后的艺术形式本不该多嘴多舌。原因有二，一是不同的艺术形式有不同的品格要求，二是不同的视角对同一题材的看法不同。我以为，改编应该是对小说构建的艺术空间的另一种诠释。我个人的比喻是，写小说如同种植稻谷，而改编是用稻谷做饼子或者酿酒。尽可能保证稻谷颗粒饱满，无污染，无杂质。这是小说作者的本分。小说《东门破》有30万字的容量，人物众多，几条线索交错，因舞台呈现的特殊要求，在改编成庐剧时，只选取了其中的部分人物和线索。毕竟隔行如隔山，而本人恰恰外行，单就个人观赏的感受来说，大型庐剧《东门破》在主题呈现、题材把握、人物塑造，以及舞美音乐等方面都较为成功。据了解，剧目主创团队阵容强大，多是国内戏曲界的高手，加之主办和演出单位都很重视，所以才会产生如此的社会影响。

　　记者：从《男课》、《女经》到《老板娘》《洋票》再到这部《东门破》，小说的地域性越来越鲜明，而且这一部《东门破》直接“落户”合肥，是不经意还是刻意为之？就您的创作而言，是地域性服从创作灵感，还是创作灵感选择地域性？

　　郭明辉：从九十年代中期写小说开始，已有二十年了。在早期的作品中，也是有“地域性”的。中短篇小说如此，长篇小说也如此。不过不太明显罢了。比如，长篇小说《女经》和《老板娘》的“地域”应该是我的家乡阜阳地区。而长篇小说《洋票》中樟溪城的“地域”则是在皖南。这一点，稍加注意，便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  由于在合肥生活多年，以合肥为中心的江淮之间的地域文化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生活习惯、风土人情、民间传说、方言俚语等等，渐渐地熟记于心，因此我开始用“江淮文化”来思维。这可能是我的作品明显地出现江淮“地域性”的潜因。系列长篇小说“脂城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的构思。如果说作家必须有自己的精神故乡，那么脂城便是了。

　　记者：这次获茅奖的《繁花》就是一部以地域性取胜的小说，您对地域性创作怎么看？

　　郭明辉：因为小说作者的“地域性”，小说创作恐怕无法绝对摆脱“地域性”。仅以国内汉语写作的小说而言，就我个人的阅读范围来看，小说史上还没有不带“地域性”的小说，只是表现强弱罢了。这里所说的“地域性”，我想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判断的。一是小说使用的方言，二是文中所涉及的风物。远看，从唐宋传奇到清末民初的小说，都有方言的使用。四大名著中更是比比皆是。最为极致的例子是，清末小说家韩邦庆，写了一部小说《海上花列传》，使用吴语方言，为了让非吴语地区的读者能读得轻松明白，张爱玲把它“翻译”成了“国语版”，改叫《海上花》。对比阅读，你会发现，张爱玲在方言与国语之间，架起了一座精致的桥梁，是真功夫。尽管如此，其中依然还能发现张爱玲自己的“方言”存在，不过，不再有阅读障碍。

　　记者：我们注意到庐剧《东门破》使用了很多合肥方言，记者现场采访了一些观众，他们对“合肥方言”的融入很认可，您怎么看？在今后的创作中您会大量使用方言吗？ 郭明辉：我相信，大多数作家使用方言写作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当然，也有例外。从某个方面来看，方言成为某些作家作品的“魂魄”是有道理的。由于不能阅读原著，对于国外翻译小说不好做有关方言好歹的判断。在汉语写作语境下，方言还是很好的“食材”。必须承认，在具体的文本中，方言有着特殊的表现力。比如，李劼人的小说《死水微澜》就是很好的例子。不过，个人的体会是，方言的使用应该有“度”，必要的情况下，需要改造。长篇小说《东门破》使用了我所“消化”后的合肥方言，在以后创作中还将会使用。原则是适可而止。

　　记者：“80年代”的文学热和您走上文学之路有关系吗？郭明辉：我的中学时代处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众所周知，那时出现前所未有的“文学热”。各种文学书刊成为许多中学生的课余读物。日久天长，便生出创作的冲动，所以在中学时期也发表了几篇幼稚的小作品。如果这算得上影响的话，其结果是，如今我还在写作。

　　记者：如果让您给我们的读者推荐几本您认为的好书，您会推荐哪几本？

　　郭明辉：当阅读成为习惯后，阅读就会消减功利，直达快乐。但是阅读对写作的影响是不容怀疑的。从某个角度来说，阅读和写作一样，应该是私人的事，读什么书，怎么读，全赖自己的喜好，不能总盯着别人开书单。如今有网络，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书籍，想好关键词，“百度”一下即可。不过，有两本书不可不备，一是《新华字典》，一是《现代汉语词典》。原因很简单，字词不识，其他何谈？曾听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说过，至今他们保持着闲翻字典和词典的习惯，一字一词，或启迪灵感，或引发感想，总之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