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学精神：理论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 ，“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本报特邀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仲呈祥和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教授金雅就此展开对话，旨在推进对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入研讨，推动中华美学精神的资源梳理和理论建构，推进中华美学精神在当代实践中的引领指导与传承弘扬。

　　金雅：仲先生您好， “中华美学精神”的提出，是对中华美学的民族思想、民族理论中的优秀资源的精辟概括，这个概括很明确，也很有高度，很有远见。您是艺术批评和理论界的前辈，我很想听您谈谈对这个概括的具体意义的理解。

　　仲呈祥：金教授您好，我们今天来共同学习习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指示，我很高兴。我以为，这个概括有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它首次明确了“中华美学精神”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内涵深刻高度概括的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很具指导意义针对性很强的实践命题。第二，它为当代中国艺术实践确立了重要的精神根基。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离不开与本民族的美学精神的深切关联，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魂之体，难以产生深沉优秀的精品力作。第三，它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为人类贡献的独特智慧。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的，包括中华美学精神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中华美学精神博大精深，积淀在文论、诗论、乐论、画论、书论、剧论、园论等诸种文献典籍中，含蕴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感受、直觉、思维、心理与创造力，其被搁置、被消解、被颠覆，结果是令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淡化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与民族特质，进而忽视了中西文化与美学的差异，尤其是隐藏在文化与美学深层次下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冲突，甚至忘却了如何捍卫处于弱势的中华文化的尊严与价值安全。可以说，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从小处来看，是艺术和美学自身的问题；从大处来看，也关联到中华文化的问题，关联到中华文明的整体问题。

　　金雅：是的，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就需要我们认真梳理中华美学的丰富资源，结合当下实践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自觉、系统的理论建设，是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课题。理论的自觉才能更好推动引领实践的发展。对于人文学科来说，理论的引领对于实践的发展具有价值和方法的双重意义。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文学科，都离不开自己民族的深厚文化土壤。民族的美学精神，与民族文化的深层品格密切关联。在人类文化的源头，重要的美学思想家都是大哲学家。如西方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我国的孔子和庄子。从人类心理的知情意三大基本元素来说，审美与情感的对话，及其对知和意的辐射和沟通，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和深层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情的人化正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核心、隐秘、深刻、关键的问题之一。而中国文化中，人的自我提升和拯救，不像西方文化主要借助于宗教来实现，而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在此岸世界中，主要借助艺术和审美活动来实现。所以，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非常向往艺术的生活、诗化的生存。在这种超世与入世的统一中，获得精神的慰藉、解脱、升华。无论人生多么苦难、生活多么艰辛，中华文化中始终有那种温暖而畅逸的现世情怀，既执着又空灵，去超越现实之丑，升华出诗性之美。中华美学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关联，不仅是艺术的，或哲学的，也是生命的，是广义的内在的深刻的文化精神的。

　　仲呈祥：是的，我一直主张，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我们讨论中华美学精神，首先就要弄清楚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什么，这些基因是怎样深入参与了审美活动的鲜活实践和审美精神的逻辑生成。在民族哲学思维、宗教思维尚欠发达的国度，对历史和文化进行反思，对精神和灵魂进行超拔，这样的任务，会更多地落到艺术和审美的肩上，这使得中华艺术和审美活动，与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与中华民族的生存进步，有着更为紧密而深刻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中华艺术与美学的现代历程，不像西方那样走上纯理论、纯形式的道路，而总是与活生生的生活、生命、生存交汇在一起，构筑起中华艺术与审美的独特的张力场，一种特有的民族风貌与民族情韵，一种大文化的底蕴和大人文的情怀。中华文化对中华美学精神的深层契入，涵盖了本体、价值、形象、形式、形态、思维、心理、方法等审美活动和审美理论的各个方面，集中体现为一系列富有民族神韵的审美意趣。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和谐包容的理念。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崇尚和谐的民族。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基本尺度。阴阳和合，是中华文化的基本准则。它们都强调了和谐。可以说，讲仁爱，重民本，崇正义，主诚信，尚和合，求大同，归结到一点，美是和谐。中华美学精神以和谐为其要。

　　金雅：将中华美学精神之根探入到中华文化基因中去认识，具有非常重要而深刻的意义。但对中华文化的和谐观，需要全面认识。 《周易》讲和谐主要是建立在阴阳关系的基础之上，是讲事物对立面的互补与统一。 《国语》与《左传》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揭示了相异以相成、相反以相继的道理。孔子以此观人，认为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老子以此观宇宙，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可以说，我们的先人不仅早就确立了事物差异相成、对立互补、冲突升华而生成和谐的辩证动态的和谐观，还几乎以此囊括了对宇宙、自然、社会、人自身一切现象及其规律的解读。这种和谐理念融化在艺术和审美中，就形成了对刚柔、小大、形神、言意、情理、巧拙、动静、虚实、物我、出入、有无等一系列对立统一元素所产生的整体、丰富、动态的和谐美感的创化与赏会。

　　仲呈祥：你言极是。中华文化的和谐观确实是非常深刻的，也是相当辩证的。但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对和谐的追求，也常常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悬搁对立冲突的一面，偏好或放大相从相顺的一面，以致产生出一些消极的因素，如由和谐而无是无非，就是一种精神的俗化弱化，不敢直面尖锐的矛盾，不喜直面惨烈的毁灭，不会欣赏激越的抗争。表现在艺术中，一味追求大团圆的结局，人物缺乏深刻的内心冲突，情节缺乏内在的逻辑张力，环境缺乏多元的动态组合。一些作品思想肤浅、故事俗套、人物雷同。真正体现和谐之美的艺术作品，不仅要求形式元素的和谐，也要求内容元素间的张力，要求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呼应，要求作品气韵与作家人格之间的相契，从而达到一种深层的具有审美力度的和谐美。那种以消解事物内在丰富性和事物关系复杂性为前提的所谓和谐，往往是简单趋同或绝对同一，不能生成和谐之美。以牺牲主体创造性和个体意识为前提的所谓和谐，其结果也是使事物的内在差别性淹没在浅表同一性中，同样难以生成和谐之美。我经常参加各种影视作品的看片，有时感觉很麻木，因为真正具有深度精神美感的太少，这首先就是对中华美学的和谐意趣缺乏真正的辩证把握。

　　金雅：中华文化的和谐观，是讲深层次的矛盾变化和对立统一的，是追求多元因素及其矛盾冲突所构成的深层张力和超越升华的。我们在对事物阴与阳、柔与刚的体味赏会时，不能只执一端。和谐美中是不可缺少阳的要素的，没有阴阳的互动互补，就不能生成和谐之美。我们曾长期有一种误解，好像我们的和谐美就是讲优美，中国人就只懂得追求含蓄蕴藉，只懂得欣赏温柔敦厚。确实，我们的古典艺术和古典美学，和上面这个和谐、这个中和的观念很有关系，发展出了含蓄、冲淡、虚静、空灵等偏于优美的美感意趣。但是，我们在文化精神中，在艺术和审美中，又始终没有割断对阳刚之美的追求，对刚健清新的肯定。如“大”这个范畴，在中国古代出现很早，指的就是阳刚一类的美感。阳刚之美体现在儒家文化精神上，很重要的就是对崇高的人格理想、人格境界的追求，强调一种刚健有为的人格之美，一种修身养性乃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胸怀之美。事实上，我们既能够畅情于“明月松间照” ，也能够赏会于“刑天舞干戚” 。

　　仲呈祥：张岱年先生在总结中国文化精神时，就把刚健有为放在第一位，这是很有识见的。20世纪初，在空前的民族危机和深重的民族苦难中，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都曾针对中华古典文学艺术长期偏于优美含蓄的特点，大力倡导过崇高悲壮的美感。他们对“刺” “提”的呼唤，对“匕首” “投枪”的呼唤，都肯定了文学艺术强神立人的功效，突出了文学艺术的社会担当和崇高美感。确实，含蓄、虚静、冲淡等，都不失为中华艺术审美的重要意趣。但我们不可忘了，中华艺术中那些刚健崇高、慷慨悲壮的作品；不可忘了，中华美学自古以来就倡导的尽善尽美的理念和经世、立人、美刺的追求。今天，呼唤崇高对审美和艺术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国的文艺实践出现并蔓延着一种唯市场是从，只重养眼，不重养心，甚至花眼乱心，以媚俗庸俗的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去冲淡并取代精神美感的审美取向，这是对崇高精神的悬搁，也是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弱化，是一种审美上的要不得的群体软骨病，培养造就了一种浮躁而不沉稳、肤浅而不深刻、油滑而不幽默、媚俗而不雅致的审美鉴赏氛围。这在大众化的影视艺术和网络艺术中表现尤为明显。

　　金雅：中华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生命底蕴。中华文化把人和宇宙视为大生命的整体。它讲和谐是在生命的基础上讲的，所以是动的和谐，活的和谐，是冲突变化流动升华的和谐。所以，中华美学精神就形成了另一个很重要的内核，即对生命的爱赏之情，一种“生生”之美趣。中华文化把“天地之大德”喻为“生” 。生生之美揭示了生命生成变化动态和谐的规律，呈现了炽热的生命情怀和温暖的现世情致。可以说，对生的珍视，儒道释概莫能外。儒家肯定生命的社会价值，道家追求生命的完整自由，释家强调生命的超逸自在，都体现了爱生、敬生、惜生、护生的生命襟怀。但中华文化对生命的诠释，同样很有自己的特点。它重视生命的形神调和身心统一，强调生命的小大之辩诗性超越，它不简单讲生物之身物理之形，而讲流动的气、生动的韵赋予生命的生意，由此形成了中华美学一系列亦实亦虚的审美范畴，不重形似、语丽、形奇，而重传神、意趣、境界。

　　仲呈祥：是的，与西方哲学强调主客二分不同，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与西方古典美学精神重写实不同，中华美学精神是重写意的。它是通过生命的律动来观照审美的活动，即实即虚，孕育出包括情、趣、境、气、韵、味、品等在内的具有民族学理特质的美学范畴，十分注重意象的营构，坚守以诗情画意去观照自然，体悟人生。这一点，与中华美学高度重视情感在审美和艺术中的意义，有着重要的关联。如果说西方美学更重视对美的客观认知，中华美学则更重视对美的主观体认，追求一种植根在现世人生之中的诗情、诗意、诗性，及其高洁而神圣的精神维度。中华美学精神主张美感是神圣的而非低俗的，是追求高远而非卑下的。

　　金雅：是的，中华美学具有浓郁的写意品格和诗意情怀。中华美学不仅仅是为了知识的研讨与构建，也是为了关怀人涵育人。中华美学的审美世界，既不会超拔到神，也不会沉落到欲，它最后是要回到人，回到人的鲜活生命、人的具体生活、人的现实生存中的，回到人的生命、生活、生存的本真意义和本然价值上。中华美学在美与人之间，找到的不是神的中介，也不是欲的中介，而是艺术的中介。通过艺术，去实现审美的生存和诗意的生活。所以，不论在艺术还是生活中，中华美学都追求一种审美的诗意和生存的诗性。这种诗性的张力，可以引领艺术和生活不至流于形式坠入欲望。

　　仲呈祥：西方哲人讲灵魂的安顿在天堂，中国哲人则主张在现世人生的人间情怀中生成和体味精神的美感，弘扬一种入世与出世的交融统一，追求通过艺术化审美化的生命境界来保持与现实之间的诗意尺度。所以，在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和审美智慧中，一直为艺术和审美预留了重要的位置。徐复观先生认为人类精神文化的最早形态可能是原始宗教和原始艺术。西方人关注追求外部世界的真理，将信仰的维度导向了宗教。中国人关注追求内在世界的意义，在艺术中去寻找安身立命的所在。中华艺术，写意而灵动，诗情而诗性。诗性美是中华艺术之美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民族生命超拔的重要维度。

　　金雅：任何一个民族，在他的发展中，都经历了认识自然与外部世界、强壮自我和精神世界的过程。他需要在有限的自我生命个体之外，寻找到那个无限永恒的意义维度，从而建构起个体生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适度张力，不使生命漂浮，不使生命沉沦。文化中的神性维度值得肯定，文化中的诗性维度也有独特的价值。诗性文化与神性文化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具象观照和反思体验超拔于现实，又始终饱含人间的温情。对于神性文化相对缺席的中华文化来说，诗性文化成为世俗生命的重要慰藉和人间理想的重要寄托，也成为中华美学精神最为重要的价值向度。它从艺术通至生命和生存，凸显了物我、有无、出入的张力交融，凝聚为一种独特而高逸的生命情怀和审美境界，这也是中华优秀艺术代代传承和表达之至趣。

　　仲呈祥：北京大学的朱良志先生有一个观点，他说，中国不是有没有美学的问题，而是有什么样的美学的问题。他又说，把握中国美学要从内在逻辑着手，不要把中国美学当作论证西方美学的资料。这个话很有针对性，也很有道理。20世纪以来，学术界盛行一种言必称西的思潮，致使对中华美学资源的开掘、整理、创新都很不够。这种盲目西化的思潮所带来的把中华美学精神原本的文化基因加以解构后贩卖的“转基因” ，已经严重影响了对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确实应该有襟怀，要“美人之美” ，但也不可忘了“各美其美” ，并最终去实现“美美与共” ，达成“天下大同” 。这四步走，在中国美学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既是一个古今传承的问题，也是一个中西交汇的问题，既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费孝通先生这“十六字经” ，对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并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极为重要。

　　金雅： 20世纪初我们从西方美学吸纳了学科意识、概念术语、逻辑方法、话语形态等，推动了我们的美学由古典的潜逻辑形态转化为逻辑的显理论形态。这是中华美学进程中的重大发展，使得我们对审美经验、审美感受、审美愉悦、审美评判等的描述、分析、传达等有了一种普适性的支撑。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中华美学有自己的独特的东西，它是从我们自身的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从我们自己的审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离开这种根，离开这种深切的血肉联系，离开这种独特的话语体系和风神品性，简单地搬用套用别人的东西，是很难真正解决我们审美的实际问题的。今天，我们不仅亟需接续民族美学的优秀精神，也亟需强化自觉的理论意识，切实推进理论对审美和艺术实践的深度切入。

　　仲呈祥：用美学精神来引领艺术实践，是促进艺术健康发展，提升艺术实践品格的重要保障。美学不能只是消极适应欣赏的趣味。我们讲要服务群众，但不是消极地简单地去迎合，不是去放弃精神上的引领，不是去放弃理论上的指导。我们不能为了改变过去简单把艺术从属于政治、以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的极端，又走向笼统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的另一极端；不能为了改变过去一度忽视审美化、艺术化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极端，又走向把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当作创作的最高美学追求的另一极端；不能为了过去一度忽视受众视听感官的愉悦快感的极端，又走向误把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快感当作精神上的美感的另一极端。如对影视剧的评判，我认为作品的质量远比收视率要重要。现在有些理论家评论家自己的理论水平也很平庸，只是一味迎合市场的需求大众的口味，其结果就是一种恶性循环，使得那些庸俗低俗的趣味，因为有某些所谓理论家们的叫好而登堂入室。而这些被强化了的低俗审美心理和情绪，又进而反过来裹挟文化上不自觉的创作者生产出文化品位和审美情绪更为低下的精神产品。这样，造成了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即艺术创作与审美鉴赏之间的二律背反即恶性循环。这是极为可怕、促人警醒的！

　　金雅： 20世纪后半叶起，全球化的进程，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门打开各种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无可避免地带来了对国人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西方文化的商业原则、大众口味、科技指征等随着现代商业运作模式和资本机制迅速扩散，国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情趣正在大幅度地被改造。与此相应，艺术和审美领域中，种种物欲主义、游世主义、个体主义、形式至上的思潮，种种欲望追逐、感官享乐、放纵粗俗、消解意义的现象，并不鲜见。可以说，正是在当下纷繁缭乱的生活景象中，在汹涌而来的西方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复杂交融中，美和艺术的出场，美和艺术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理想高度，审美理论保持足够的警醒和反思的品格，是极为重要而富有意义的。

　　仲呈祥：是的，艺术创作必须要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理论传统和一以贯之的美学精神。我们要处理好“养心”与“养眼” 、 “化人”与“化钱” 、 “自觉”与“盲目” 、 “引领”与“迎合”等几组重要关系。人类有两种消费，一种是物质消费，一种是精神消费。前者需要通过刺激消费来发展生产力，后者则需要通过引领消费来提升精神品格。片面夸大“观众是上帝” ，就会淡化甚至消解文艺工作者传播文明引领文明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20世纪初，梁启超呼吁要通过文学去“新民” ，鲁迅弃医从文要去“改造国民性” ，都体现了可贵的文化自觉、文化反思、文化批判的意识，和自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金雅：艺术的反思不是生硬说教，它要借助于生动的形象，要借助审美的情感来传达。其中，美的情感更具有深刻内在的意义。艺术的本质是情感，但艺术情感是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情感的，它是将日常生活的情感提升为美的情感。对于情感的审美涵育和审美提升，中华美学比西方美学更具优势。西方美学讲纯粹观照，就难以避免走向唯美形式的追求，走向非理性直觉的崇尚。中华美学是追求真善美统一的，中华艺术中的情感是蕴真涵善的，它不以粹情为美，不欣赏唯美和泄欲。中华美学追求情感的普遍性，不能只关注一己的欲望满足，应该基于理性又超越理性，立足个别又指向一般，由此成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人类情感的代言人。它也崇尚情感的超功利性，通过与实用的、理性的目的保持诗意的距离，来涵育自由的心境，去感受与体验对象之美，由此形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高旷情怀。

　　仲呈祥：实际上，在艺术审美活动中，我们既需要关注艺术创作这一端，也需要关注艺术接受这一端，它们既是互为关联影响的两个环节，但又不能混为一谈。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影视艺术理论中出现了“三性统一”的论调，即“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这实际上是支撑“娱乐本体论”的一种说法。这种论调在逻辑上就出现了错位，因为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创作美学范畴的问题，观赏性则是接受美学范畴的问题。逻辑学和范畴学的基本法则告诉我们：不能把不同逻辑起点上抽象出的概念放到同一范畴里推理，那样得出的判断是不科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逻辑起点是作品自身的品格，而观赏性的逻辑起点是观众的接受效应，前者是客观存在的恒量，后者却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变量。什么范畴的矛盾应主要在什么范畴里解决。因此，观赏性只能主要在接受美学范畴里一靠着力提高观众素养、二靠净化鉴赏环境来解决。不能把观赏性一味推给创作美学范畴里的创作者来解决，要求创作者面对素养不高的观众和不干净的鉴赏环境去占领市场，就只能一味迎合而放弃引领，其必然后果便是艺术创作与审美鉴赏的二律背反。理论思维一旦失之毫厘，创作实践难免谬以千里。用观赏性来引领左右创作实践，极易生产出那些生理刺激的、色情打斗的作品，生产出那些声光电的眩人耳目、形式大于内容的作品，而忽略轻慢了艺术作品的精神内涵和思想情趣。

　　金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激发出巨大的活力，也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而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 。由此，理论批评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那些西方概念术语满天飞，自说自话、自娱自乐、隔靴搔痒、卖弄炫耀的理论批评，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批评应有的作用。中华美学精神的命题，要求理论批评回到中华美学自身的精神根基上去，回到中华美学自身的精神风骨上去，真正回应艺术实践的挑战，引领推动艺术实践创新发展的时代使命。

　　仲呈祥：不自觉不自信的理论，无所作为的理论，必然被实践抛弃。我国审美和艺术领域，存在理论与实践各行各事、互相瞧不上的状貌，这既需要艺术家提升理论意识，也需要实践界自照镜子。当然，我们的美学资源，不是说都是精华，也不是说都能切合今天实践的具体需要，所以，我们要把那些有生命力的，能够真正体现中华美学神髓的优秀精神传统，梳理与发掘出来，予以传承和弘扬。要在自觉的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其实践内涵；要在与世界各国美学互吸互鉴的基础上，发展和提升中华美学；要从中华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战略高度，寻中华美学之根，推动中华美学精神对艺术实践、生活实践、育人实践等的引领作用，发挥民族美学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