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不写自己不相信的话，不写自己没弄清楚的事

　　朱正

　　1931年生于长沙，出版人、作家，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编辑有“骆驼丛书”二十余种。已出版的著作有：《鲁迅传略》(现在的增订本书名是《鲁迅传》)、《鲁迅回忆录正误》《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增订本名为《反右派斗争全史》)等。

　　今年83岁的朱正先生，每天在长沙的家中消闲随意读些书，阅读中遇到了感兴趣的题目，也会写些文章，没什么计划，以读书写作为乐。

　　他高中肄业，但自学成才。从崇拜鲁迅到平视鲁迅，他写下《鲁迅传略》并多次修改，其中不乏对自身早期观点的推翻重述。“反右”期间，朱正被打成“右派分子”，促使他不断思考“这到底是为什么”，并写出专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蜚声知识界。

　　朱正同样闻名于出版界，和比他小三天的钟叔河一起，被并称为湖南出版界“两大风云人物”。1949年，他和钟叔河一同考进《新湖南报》和新华社湖南分社 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随后在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做编辑。1979年平反后，他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做编辑，直至任总编辑。1980年代，钟叔河主持出 版风靡一时的“走向世界”丛书，朱正则主持出版“骆驼丛书”，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一系列研究鲁迅的著作，更加引起当时的学界关注。

　　他 是读者，也是编辑；他是学人，也是出版家。无论是读书还是写作，他关心着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他说：“现在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现 状和未来，谁最有发言权？让我来说，应该是挚爱这片土地、坚守在这片土地上，为这里还存在的消极现象感到痛心，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使情况逐渐有所改善的 人。”

　　近日，广东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的“百家小集”文丛，朱正文集《那时多少豪杰》也位列其中，借此机会，羊城晚报记者对朱正先生进行了专访。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1 现在年轻人少读鲁迅，是因为时代进步了

　　羊城晚报：您从初中开始受老师影响开始读鲁迅，当时对鲁迅的理解是怎样的？

　　朱正：1945年秋冬，我上初中二年级，萧鸿澍老师教国文课，他很喜爱鲁迅的作品，在课堂上大讲《阿Q正传》、《死魂灵》，于是我也开始热心搜求鲁迅的书。在以后的几年，我基本把已经出版的鲁迅著作读过了。

　　鲁迅是不满于现状的，当然就得到了我这个不满于现状的愤青的喜爱。在很长时间里，鲁迅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我从他那得到最初的政治见解，不但喜欢他的书， 也用他的是非标准来看事看人。鲁迅反对段祺瑞、章士钊，我也反对他们；鲁迅反对提倡国粹，我也反对；主张中国应该引进西方的东西，我也赞成；他反对封建、 反对专制、主张民主，我也认同他的观点。

　　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我觉得鲁迅的文章实在写得好，当时我还是正在想学好写文章的中学生，就拿他的书作为学习写作的范本。 

　　羊城晚报：那后来您对鲁迅的认识发生了哪些变化？

　　朱正：许多年过去，我稍微多读了几本书，知道了一些原来不知道的事情，特别是渐渐学会动脑筋想一想问题。我就发现：鲁迅的许多文章诚然写得很好，不过他 也会有写得不好的时候。我在《重读鲁迅》这本书里(其中有两篇是邵燕祥兄写的)，就对他一些写得好和没有写好的文章作了分析。另外，鲁迅做过的一些事，例 如参加“中国人权保障同盟”，我看就不值得称道。这个组织，其实是为了营救被捕的外国间谍牛兰而建立的，把营救外国间谍说成保障人权，这没什么道理的。 

　　羊城晚报：1980年代，您重写《鲁迅传略》，这应当可以算作您重新发现和认识鲁迅、并且修正自己观点的一次写作吧？

　　朱正：我是在1981年完成了《鲁迅全集》第六卷的编注工作后，开始着手来重写《鲁迅传略》的。重写本于1982年9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比起旧 本，新本加写了传主的私生活。鲁迅同朱安的婚姻，同许广平的爱情，都写了。他应厦门大学之聘，就是为了离开朱安，也是为了同许广平的结合作经济上的准备。

　　但我的新本里有些地方已和旧本的说法不尽相同了，例如传主在左联内部的实际地位。旧本只说了鲁迅是左联的领导者、灵魂，是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统帅。 而实际上，他在左联内部也会受到“摆布”。在新版中我写了这些，诸如他因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开罪周扬，遭到了首甲(即祝秀侠)等四人的联名反 驳；以及林默(即廖沫沙)和绍伯(一说是田汉，但田汉说是自己的表弟)都发表了攻击传主的文章。这种同是左联成员却公开发表文章的攻击，很可以说明传主的 实际处境。增加了这些内容，也才比较接近真实，比较像一本人物传记。

　　在这一版之后，我还作了几次修订和增补，最新的一版是2013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传》(2014年9月第2次印刷)，36万4千字，现在看来，好像不必再作什么修订，可以算是我的定本了。 

　　羊城晚报：在您的青年时代，喜欢鲁迅的年轻人多吗？现在似乎越来越少年轻人愿意读鲁迅了，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朱正：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读鲁迅，但回忆起来，在我的同学们里面，喜欢读鲁迅的并不太多，那时的主流导向也并不在于提倡读鲁迅嘛。至于说现在似乎越来越少年轻人愿意读鲁迅了，我觉得这是因为时代进步了，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高明。

　　2 写小说、散文，钱锺书不一定写得过杨绛

　　羊城晚报：您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担任编辑期间，出版了多种关于鲁迅的著作，具体都有哪些呢？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朱正：1979年，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当了一年编辑。因为我出版过一本《鲁迅传略》，后来又写过一些有关鲁迅研究的书稿，湖南省出版局局长胡真就因人设 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一个“鲁迅研究编辑室”，让我负责。这个编辑室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出版了十多种有关鲁迅研究的书籍，重要的有冯雪峰的论文集 《鲁迅的文学道路》、孙用的《鲁迅全集校读记》、李霁野的《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余凤高的《弗洛伊德、蜾蠃及其他》、多人的回忆文集《我心中的鲁迅》以及 《鲁迅研究百题》、《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等等这些书。

　　此外，为了容纳有关鲁迅的单篇文 章，我们编印了一种不定期的《鲁迅研究文丛》，先后出了四辑。第一辑刊出了从《光绪朝东华录》辑录下来的《周福清科场案资料汇编》，当然，我自己的两本书 稿，《鲁迅回忆录正误》和《鲁迅手稿管窥》也趁这机会出版了。当时，在外省的出版社中出版有关鲁迅研究的书籍，只有在李福田兄主持之下的天津人民出版社， 和我们湖南人民出版社比较多，一时还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羊城晚报：您还主持出版了“骆驼丛书”，很多作者都是文坛大家，比如孙伏园、杨绛、唐弢、舒芜、郑超麟、黎澍、黄裳等等，能谈谈当时的故事吗？

　　朱正：“骆驼丛书”我一共出了二十多本，现在很难配齐了，像郑超麟的诗集《玉尹残集》，网上卖到几千块钱呢。编这套丛书的起因是，有一次我到北京去看黎 澍，问他有什么稿子可以给我出版，他说他手头有一些短文章，就把《早岁》这本书稿给了我。我说，如果能够再找一些类似的书稿出一个丛书就好了。他赞成我的 这个想法，说：“你可以去找杨绛，近代史所最近请杨绛写了两篇材料，一篇写她的父亲，一篇写她的姑母，都写得很好，可以编入丛书。”过了几天，他给我打电 话，说我已经给你联系好杨绛了，你去拿稿子吧。我去杨先生府上取《回忆两篇》书稿的时候，杨先生说：“我还有一篇稿子《记钱锺书与<围 城>》，我不想和这两篇编到一起，不过那个只有一万六千字，能够单独出一本吗？”我立刻说：“行，可以出。”

　　当时那些作者不少是 泰斗级的。杨绛非常能写文章，是文章大家。我看，学问上是钱锺书大，但是写小说、写散文这些，钱锺书不一定写得过杨绛。杨绛的小说《洗澡》，多精彩啊！钱 锺书的《围城》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杨绛的《洗澡》写的是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我以为反映历史更加深刻。杨绛和钱锺书两位先生的人品也好，他们 真不容易。

　　3 从未进过档案馆，全用公开发表的资料

　　羊城晚报：1957年，您被划为“右派分子”，这是促使您后来写作《1957年的夏季》这本书的直接原因吗？

　　朱正：我从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那一天开始，就不断思考“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以及一些熟识的朋友，并没有任何反动的意图和行为，为什么被划为右派分子？我以为自己想清楚了，于是写了这部书稿。

　　羊城晚报：被划为“右派”期间，您是一边改造一边读书吗？那时和钟叔河是在一块吗？

　　朱正：我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罚，到株洲修铁路，做土方，是很重的体力劳动，每天的劳动都是十小时以上，哪还能“一边工作一边 读书”啊？可以说是和学术活动无缘了。但是事后看起来，我在这里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在劳动教养期间，我不断思考“为什么”，我想自己，也看 别人，对这一历史事件越想越清楚，越想越深刻，尽管一时不能将研究成果发表，当我四十年之后发表出来，立刻受到读书界的重视。

　　那时我并 没有和钟叔河在一起，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打三反”运动里，我和钟叔河都作为反革命罪犯，一同到茶陵洣江茶场服刑，那一段时间我们相互交流才比较多，还 有机会一起讨论报纸上的消息。有一天我看了《人民日报》，悄悄跟钟叔河说，“林彪不行了”，因为当天的国庆报道中，没有林副主席。过了几天，就确有消息证 实林彪已于9月13日坠机而亡。

　　羊城晚报：您研究鲁迅，您的好朋友钟叔河研究周作人，你们会一起讨论周氏弟兄吗？在您看来，周氏弟兄最大的不同在哪儿？而他们最大的价值又分别是什么呢？

　　朱正：我同钟叔河兄是六十多年的老朋友，两人的经历和见解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只是在学术工作方面却是各做各的，我不记得有在一起讨论过周氏弟兄的事情。

　　至于说到周氏兄弟，两个人都是当时最重量级的作家和思想家，难兄难弟，各有千秋。周作人重要的我认为不是他的文采，他对中国历史看得很深，但他的不幸在于娶了一个日本老婆，接着又成了不能原谅的民族罪人。

　　羊城晚报：1993年，您开始写作《1957年的夏季》，主要史料来自哪里？

　　朱正：开始写作《1957年的夏季》的时候，我取材的范围仅仅限于当年的报纸、期刊这些出版物，以及权威人士如毛泽东、陆定一、李维汉、胡乔木等人的著作，这些都是无论任何人只要愿意都不难找到的材料。

　　对于这本书，你可以喜欢它，也可以不喜欢它，可是你没有办法反驳它。其中我没有任何虚构的东西，用的都是公开发表的材料，没有用任何一条档案资料，我至今还不知道档案馆的大门是朝东还是朝西呢。

　　4 治学就是治学，不必分科班或票友

　　羊城晚报：有学者评论您的治学非常扎实，史料丰富，论证严谨，这和您的治学态度一定是分不开的。在您看来，做学问应当具备哪些素养呢？好的学者又应当做到哪些呢？

　　朱正：假如真有朋友这样评论我的工作，我当然应该感谢他对我的友好态度。不过，只要看到我不断修改已经发表的文章，就说明我自己知道，原来的工作并没有做到位。这些夸奖是令我惭愧的。

　　如果说我有什么经验可说，那么不过是：不写自己不相信的话，不写自己没有弄清楚的事情。为了能够弄清楚一件事，我总是用最大的努力去搜求相关材料。对于购买史料、档案一类书籍，我是非常舍得花钱的。同时，我也欢迎读者的批评，并且衷心感谢指出我缺点错误的读者。

　　羊城晚报：您并不是学院派学者，但学术成果并不亚于学院派，在您看来，业余治学与学院高校里的学者治学有何异同？是否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还是说本质上并无不同？

　　朱正：我高中没毕业就走上了社会，虽有志于学问，却没有受过严格的系统的训练，常常痛感到自己基本功不足，要取得一点成绩就得付出更多的努力。我几乎都 是依靠自学，比如《廿二史札记》和《文史通义》两本清人的史学著作，里面就有很多的考证方法，我就学过来，养成了很好的阅读习惯。读书不像把水瓶里的水倒 在杯子里没什么变化，已知的知识和新知识对比，思考就是一种读书的判断。

　　治学就是治学，不必区分业余不业余，至于你所说的两种学者的异 同，我在《思想的风景》一书的自序中说过：“一个以著作同读者相见的人，不论他是无师自通，是自学成才，还是名师指点，也不论他是科班出身，还是票友，都 只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要求，只问他此刻所达到的实际成绩。”

何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