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硝烟 守卫和平——访剧作家胡可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94岁高龄的剧作家胡可接受了采访。谈到远去了的战争，他一脸凝重地说：“战争虽 然已成为历史，但它的前因与结局、它的演进过程，永远值得我们回望思考”。我们可以跟随他追踪历史的脚步，了解战斗生活的滚滚硝烟。

　　“抗日战争谈何容易呀！”

　　“抗日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胡可尘封的记忆被打开，他说，“我们今天的安宁与尊严来自于巨大的苦难与牺牲。”说话间，胡可翻找出来两个本子， 一个本子是用油光纸自订的，已残破不堪，唯有字迹尚可辨认。胡可说：“1943年3月，我曾到定县、唐县游击区体验生活，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封锁边区， 限制我方人员活动，曾胁迫群众在边区周围挖了很深的封锁沟，老百姓习惯地把敌人占领的平原地区称作‘沟里’，所以，我把它称为‘沟里’日记。”另一个本 子，纸已脆黄，墨色已浅褪，胡可称它为反“扫荡”日记。在这个本子的前面附有这样一行小字：“这是当年晋察冀北岳区秋季反‘扫荡’中个人的经历见闻，那些 内容已有隔世之感，因想到当年的敌国、今天的友好邻邦已有人不再认为那是一场侵略战争，主张从教科书中抹掉；而我国却又有人认为被侵略是件好事，提出了做 三百年殖民地的主张，于是觉得此物弃之可惜，不如抄录出来做个历史的见证。”胡可念出来句句铿锵，似乎用坚硬的口气在质问：侵略者为何不承认侵略的历史？ 而我们还要当亡国奴吗？

　　“抗日战争谈何容易呀！” 胡可说，为了促成联合抗战，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包括一些有觉悟的国民党人士，也赞成这样的主张。但是，蒋介石却主张“攘 外必先安内”。在全国要求抗战的呼声中，1936年发生了西安事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面抗战的爆发。胡可说到这里慷慨激昂，那正是我们民族 蒙受巨大屈辱的年代。胡可回忆说：“我们今天的国歌，那时的名称叫《义勇军进行曲》，原本是影片《壮志凌云》里的一支插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 候……’，这喊出了人民的心声，早就已经在学生中传唱了。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三省，我们被迫退回关内。当年我所参加的平郊游击队里有许多流亡关内的 东北籍学生，他们每当在一起哼唱起《五月的鲜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歌曲，常常边唱边流泪。当年人们共有的那种压抑心情，那种渴望 与侵略者决一死战的悲愤情绪喷发出来。”

　　1937年的夏天，胡可从济南到北平投考高中，经过天津的时候，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车到丰台，见站台上满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其中几个还持 枪进到车厢里来盘查，气氛十分紧张。到北平后才知道，原来盘踞在丰台的日本军队同驻守在宛平卢沟桥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当时还不知道这就是后 来人们常常说起的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卢沟桥事变。胡可讲起了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两个战场：国民党军队守上海、守南京、守桂林、守武汉，这叫正面战场。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到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打击敌人，这叫敌后战场。胡可说：“我们的八路军是新型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为 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子弟兵。我在‘沟里’日记里曾写到：支队所属的四队在西墀村遭到敌人袭击，牺牲十余人，负伤4人，被俘20余人。临近村庄的战士亲属 陆续来队询问，有老头，也有年轻妇女，他们想知道自己儿子或丈夫的确切消息。文书向他们解释说，现在情况还没有查清。家属们以为文书有意隐瞒，纷纷说： ‘你说吧，我们受得住！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打仗嘛，哪能不死人？敌人也是死呀！为抗日，死了也是光荣的！’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一丝怨忧，从他们的眼里 寻不到一滴泪光。我受到感动，进一步懂得了‘子弟兵’的含义。”

　　胡可说，我们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一定要牢记历史，不忘国耻，警示后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且不说其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 献，只说其战线之广阔、斗争方式之多样，以及人民战争之丰富壮丽，均为历史所未有。抗日战争是我们这个百年来屡遭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胜利的 战争，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百年来屈辱地位的结束。我们今天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是从抗日战争的胜利开始的。

　　在“前线”、入“虎穴”、近“碉堡”

　　近几个月来，胡可时常沉浸在对抗日战争期间那段战斗生活的回忆中，思索他所经历的一切、受到的教育，以及那场战争的意义。当年整个民族都经受着苦难，回忆苦难是痛苦的，但是整个民族在苦难中奋起，在斗争中走向新生，因此又有许多事情值得回忆，许多道理值得记取。

　　胡可说：“我有幸经历了这场战争，有幸在这场战斗中接受了党的教育和人民的哺育。我是在这场人民战争中，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长大成人的，党和人民 给了我工作的能力和辨别是非的能力，给了我正确的人生观和文艺观，使我坚信我们的文艺应该是人民的文艺，应该反映人民的生活，应该替人民说话。那时，我们 把文艺视为号角、战鼓、投枪、匕首，把文艺创作视为庄严神圣的工作，唱歌、演戏、写剧本、写歌词、作战场鼓动、写战地通讯……”听着胡可娓娓道来，他好像 又呼吸到了太行山滚滚的硝烟，闻到滹沱河畔醉人的稻香，并和那些淳朴的战士们、乡亲们形影相偎在村头的冰天雪地里……从他的《清明节》《戎冠秀》《喜相 逢》《战斗里成长》《英雄的阵地》等剧作中，可以感受到胡可的真性情。

　　胡可说：“我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刻，被迫中断学业的。我从济南来到北平，但北平沦陷了，我无心求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得 以随着当时已是地下党员的哥哥胡旭，出城当了游击队员。这支游击队到了河北西部山区，同聂荣臻同志率领的八路军会合。当时，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 冀军区刚刚建立。我在游击队改编为第五支队以前被送到军区所属的军政学校学习，校长就是我的引路人——孙毅将军。”

　　1938年3月上旬日寇对晋察冀边区腹地阜平大举进犯，学员们正准备会餐的时候接到转移命令。当夜，学员们抬着刚宰杀的猪羊，穿过被敌机轰炸后 的阜平县城，随军区机关翻过长城岭，转移到山西五台县境内。胡可说：“到我们毕业的时候，已经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被分配到军区政治部宣传队——抗敌剧 社，成了一名八路军宣传员。从此，几个月的军校生活告一段落。此前，在冰雪斑驳的河滩上，在生满荆棘的山路上，在寺院檐铃铁马的叮当声和朝朝暮暮的军号声 中，我懂得了革命军队的宗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在人民军队这个圣洁的大集体里，在党和人民的哺育下开始了自己的革命征程。1939年初，剧社进行整 编，成立了戏剧、音乐、舞蹈、书画队，我被指定为戏剧队副队长。” 

胡可与胡朋

　　抗敌剧社成立后的两年内，演出的戏剧大都是从大后方或延安传过来的宣传抗战的独幕剧，如《顺民末路》《游击队》《林中口哨》等，我开始学到了一 些戏剧知识并担任其中一些角色。每当集会，抗敌剧社就到军区司令部驻地的戏台上挂起幕布，点起汽灯进行演出，军区首长和机关的干部战士就同当地群众一起坐 在台下观看。因此，我能经常见到聂荣臻司令员，有时在演出前聂司令员还登台讲话。

　　除了在驻地演出以外，剧社还到各军分区部队驻地进行巡回演出，每天行军几十公里，到过阜平、曲阳、唐县、完县、易县、涞源、五台、繁峙等地。在八年抗战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这种漂泊动荡的生活一直持续下来，贯穿了我整个青年时代。

　　随着对敌后斗争生活感受的加深，胡可有了自己创作剧本的强烈要求，从1940年夏天开始，他尝试着创作歌词和剧本。胡可回忆说：“我们的《抗敌剧社社歌》里的两句话‘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集中表达了我们对艺术创作的态度。”

　　1940年，胡可写了一个题为《五十九个殉难者》的独幕剧，那是根据河北望都县柳陀村群众为了给被日寇杀害的59位乡亲报仇，青年们集体参军组成“柳陀排”的故事而编写的。胡可说，这是他的“处女作”。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是在1943年读到的，它刊登在《晋察冀日报》上，而在大约一年前，《讲话》精神已经在敌后的文 艺队伍中贯彻。1942年“八一”期间，聂荣臻司令员对军区的文艺工作者作了重要讲话，他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地体验生活，以丰富自己的经验和题材”， “在烽火弥漫的战场上，去丰富自己的生活资料”，“伟大的作品将来一定要产生，而且一定产生在前线，产生在碉堡附近”。并用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古 训勉励要求文艺工作者，他所讲的同毛泽东同志讲的“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是同一个意思。为了落实聂司令员的指示，1942年抗敌剧社进行了几次对敌“政治攻 势”，以小型演出队的形式，在武装掩护下到敌占区进行秘密演出活动，通过演出向敌占区人民并通过敌伪人员亲属介绍抗战形势，宣传我党我军政策。

　　读胡可的《沟里》日记常常被他描写的情景所吸引，那种优美的风景，却伴随着惨烈的战争。记述的人物不论是战士还是群众，各个鲜明、淳朴、清新、 可爱的生动形象，扑面而来，你好像在跟他们对话。山沟，山梁、地道都活了起来。飘着柳絮的院子，却对着炮楼。土龛燃着麻油灯灯光如豆，给黑暗世界带来光明 温暖。山药面饼，昏花老眼里漾着的泪水，伏在断墙上眺望平原的景色。在这些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是以怎样的大无畏精神与老百姓共赴国难，去调查、了 解、体味敌占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沟壑、地道筑起的钢铁长城神出鬼没，在艰难困苦中却有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心中始终有着 闪亮明灯的老百姓、战士们，在我们人民剧作家的笔锋下鲜活起来，由此来解读老人戏剧的“源头”， 《秋风谣》《游击区米荒》《贫农和土地》(这三部戏都毁于战火)和最具代表性的《喜相逢》。

　　老人的《反“扫荡”日记》里的记述更是烽烟迭起，惨烈悲壮：“胭脂河像一条玉带横亘于远方……敌人在烧我们的村庄。剧社离开不久潘庄就成了敌人 的据点，许多老乡的门窗家具被劈作柴烧，戏剧队那间大房子成了敌人的马厩，没有转移出去的老乡被敌人捉住10余人，有7人被害，其中有音乐队那家的房东大 伯。村西头那个孕妇，被日本兵用刺刀开膛破肚……麻棚村的老百姓有被捉住的，就逼问粮食、物资在哪里，有一个村干部大骂敌人，被鬼子用手指抠去双眼用木棍 打死……胡月音突围出来，在黑岭子山上听到婴儿的哭声。循声找去，看见躺在地里赵尚武(东北抗日联军将领赵尚志胞弟)的尸体，脑后中弹。衣被裹着的小九克 被扔在一旁……小水峪沟村外的山坡上，雪地里，牺牲同志的尸体有数十具，分属不同的单位。认出来的剧社的同志，有一个编剧本的(吴畏)，是被鬼子用刺刀挑 死的，胸部中两刺刀，挎包被翻过，剧本底稿飞满山坡；还有一个是战斗到最后用手枪自杀的(安玉海来剧社前做过警卫，只有他有一只手枪)……一个小同志牺 牲，一个小同志重伤，牺牲的是陈雨然，重伤的是孙玉雷，子弹从眼窝下射入，从后脑射出。此外，还听到令人发指的消息，率领政治部反“扫荡”的吾部长的爱人 也在这次突围中牺牲，他们的幼儿竟被敌人掳去放在锅里煮了……”此后，胡可在“炉火熊熊中完成活报剧《复仇》”。

　　血与火的战争生活强烈地震撼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它的喷发有着活水源头，铸造着作者的炽热情怀、责任感、使命感，投入到深入、生动、具体的创作。

　　在讲述这段情况时，老人说我赞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虽 然时代不同了，但是我们的创作、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正在进行的新的伟大斗争服务的，总书记的话对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工作者“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 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是多么值得思考啊。

　　我不是与人民“面对面”，而是成为人民的一员，人民永远是我们的母亲

　　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胡可说，他长期生活在他作品的主人公中间，经常下乡、入伍“体验生活”，他不是与人民“面对面”而是成为人民的一员，把人 民当做母亲，把战士当做兄弟，与他们生死与共，血脉相通。“我们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而人民一直在哺育着我们，人民永远是我们的母亲。”那种与人民的胶着 情感始终流淌在他生命的血液里。

　　八年的抗日战争，他和他所在的抗敌剧社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沃土，沐浴着人民战争的思想的阳光。

　　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年代，日寇疯狂实行“烧光、杀光、抢光”和步步紧逼的蚕食政策。根据地在缩小，缺吃少穿，生活极度困难，敌占区和 游击区的民众，更是挣扎在死亡线上，正是这个时候，胡可说他换上便衣，腰里别上一颗手榴弹，到敌我争斗最频繁的游击区去体验生活。在日寇碉堡林立的空隙 间，在敌伪军的眼皮底下和游击队员一起，今天在东村，明天在西村，都在晚上转移。这条地道出来，又转进另一条。就这样和乡亲们度过了最艰苦的年代。跟我接 触的有一位“支应人”，所谓“支应人”就是我们政府信任的去对付日本鬼子的人。“支应人”对我说，昨天炮楼上的鬼子非说他“通八路”，“良心坏了坏了”， 要他“死了死了的”，说着就拿刺刀比画他。这时他忽然解开衣扣，大声说，“死了死了的没关系，通八路的没有”。敌人见状走开了。这位支应人流下了眼泪。他 对我说：“兄弟，我这是为什么？我当这‘汉奸’(有些群众误会他真替日本人办事)，为的是什么……”他是背着黑锅在抗日，随时都有被暴露和被杀的可能。这 些有血有肉、有胆有识的庄稼汉，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所尊重的人，热爱的人，学习的人。我的思想感情渐渐地和他们融合在一起，和他们无话不说，心 心相通，谁家的房子被烧了，谁家的亲人被害了，我和他们一起流泪。

　　战争环境动荡不定，军区机关经常迁徙，剧社演出更是四海为家，我记不清曾经投宿过多少村庄，接受过多少房东大娘大伯的热情照料。这些大伯大娘把 自己的孩子送到军队里来，因而把投宿的战士当作他们的孩子看待，是他们为军队做军衣军鞋，出差出工，自己吃糠咽菜而把碾好的小米交了军粮，是广大贫穷的老 百姓在支撑着整个敌后抗战，而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抵挡着一半的敌军和绝大部分伪军。敌后根据地没有巩固的后方，没 有工业，没有国际援助；当时的中国政府也不给敌后的八路军发饷，军队的作战保障和吃穿住全仰仗着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我们就生活在这些偏僻农村中贫穷而 勤劳淳朴的老百姓中间。尤其在疲惫的夜行军中，听到的一两声犬吠，望见的一两点灯火，严寒风雪中飘来的几缕炊烟，都会使我们立刻想到宿营地，想到老乡们温 暖的茅舍。我更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谈到剧作《戎冠秀》，胡可说道：1943年上半年，我学习了陈云同志《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文章，文章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克服特 殊和自大的毛病，那是专谈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的。1944年春节过后，中共晋察冀分局召开边区群英会，地点设在阜平县史家寨临时搭起的大席棚 里。作为剧社的创作人员，我列席了这次群英会，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被军区授予“子弟兵的母亲”称号的拥军模范戎冠秀大娘。

　　会后，领导给了我一个任务，把戎冠秀拥军事迹编为戏剧。于是，我和将在剧中扮演戎冠秀的胡朋同志，一起陪伴着戎冠秀大娘回到她的家乡——河北平山县一个名叫下盘松的小山村，对她继续进行采访。胡朋则和戎冠秀住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和戎冠秀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我了解了她辛酸的过去，开始懂得为什么她对我们这支军队有这样深厚的感情。

　　1937年秋，戎冠秀和丈夫李有被地主夺了佃，一家人哭哭啼啼无路可走，北上抗日的八路军来到她的家乡。减租减息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把戎 冠秀带进了崭新的生活。善良、正直、敢说敢道的戎冠秀热心为群众办事，深受群众信赖。她加入了共产党，担任村妇救会会长，因为一直连任下来，乡亲们和来往 的同志亲切地称呼她“老会长”，她把来来往往在她家落脚的八路军看成是自己的亲人，还救过很多八路军伤员。

　　胡朋作为抗大八大队学员，毕业后于1939年初来到敌后，被分配到军区抗敌剧社，并担任戏剧队副队长，与我同台演戏5年之久，作为多年的战友在共同访问戎冠秀期间，我们开始成为恋人，并于一年后的1945年春节前结婚。

　　《戎冠秀》一剧由杜烽导演，于1944年夏演出。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又曾在张家口作为介绍解放区的剧目公演。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戎冠秀出席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会议时，我们曾一起去看望她。戎冠秀问起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说战争结束后深山沟里已经难得见到咱解放军，因此特别想念部队的同志。而且，她在抗战胜利那年把小儿子李兰金送去部队，还立了功。

　　在我们向她告辞的时候，她眼里闪着泪光，用她那两只大手攥住我的手叮嘱说：“好生为人民服务！”就像母亲在嘱咐自己的儿女。

　　1954年，戎冠秀当选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会议期间，戎冠秀临时住了医院，我去医院看她。当时她已经58岁，白发明显地增多了，她讲她的小儿 子李兰金后来担任炮兵连长，1951年牺牲在朝鲜战场。我顿时感到在她身上“子弟兵的母亲”这个称号的重量。当她送我走出医院的长廊，又一次抓住我的手嘱 咐我“好生为人民服务”。

　　胡可在《走过硝烟》这本书里有一段深情的话语：“……时常想念的仍是冀西贫瘠山村的老乡们，和冀中平原上的贫农团的兄弟们，仍是那绥远前线、大 同城郊和太原东山上的战友们。我觉得我是属于他们的，要终生为他们工作，为他们服务。”胡可始终牢记着“好生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始终保持着人民战士的忠 贞，始终保持着平常百姓的朴拙。作为一名从事军队文艺工作70多年的老兵，正如他在《老兵心语》中所讲的，时刻牢记人生使命，把人生的价值与对党、国家和 人民所做的贡献紧密相连，自觉地去践行，从不敢忘记，也永远不丢弃，一生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对党忠诚。

　　1944年春，在房(山)涞(水)涿(县)政治攻势中和武工队员在敌碉堡前合影。后排左四为胡可，胡可前左为罗浪，前右为古立高，后排右二为张非，右三为林韦，右四为赵英，右六为杜峰。前排右一为何廷，右二为何迟，右三为田华，右四为石岩。

1945年春《李国瑞》剧照，刘文卿(左)饰李国瑞，胡可(右)饰指导员王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