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妖：凡是欲望，都是枷锁

《少女哪吒》上映，原作者是一位外表沉默、内心汹涌的漂泊写字者

　绿妖在昆明轿子雪山 供图

　　去年12月，绿妖事隔十年，出版了她的第二本散文集《沉默也会歌唱》。经历了耗时五年、崩溃又重生的小说《北京小兽》，在外漂泊这么久，近三四年的绿妖，才终于像是要对自己青春期那场决绝的出走家乡，给出一个理直气壮的答案，尽管人们早就有共识：绿妖的文字，是真的好。聊天中，她身上那种感受力强又敏感异常的平静感，让人印象深刻——暗潮多汹涌，只有自己知道。

　　下周，绿妖的最新短篇小说集《少女哪吒》就要新鲜出炉了。我们的对话，也从根据这部短篇小说改编的新片《少女哪吒》聊起。

　　品

　　新片

　　这不是

　　向观众讨好的电影

　　都市时报：电影《少女哪吒》的排片并不理想，是否有过气愤和失望？怎么看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

　　绿妖：《少女哪吒》公映第一天我写了篇长微博，阐释自己为什么支持这部电影：因为我希望在银幕上看到更多元的作品，为此我珍惜每一位电影探索者。支持文化的多样性是写作者的职责之一。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书店只摆放郭敬明和莫言，销量低于一百万的作家都不会被摆出，那样的书店将会多么可怕。而电影界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都市时报：你对电影《少女哪吒》有何观感？对李霄峰导演的改编怎样评价？

　　绿妖：这部电影有它自己的追求，你能看出来，青绿色的河堤野草下充满暗涌，冷静和留白之外，导演在努力地想表达着什么。这不是向观众示爱、讨好的电影，而是呈现灵魂、呈现格格不入的人是如何在世界上生存。我很高兴是这样一部真挚的作品，即使它技巧尚不圆熟，也不愿拿油滑而更热门的电影来交换。

　　都市时报：我看到《少女哪吒》这个名字时，第一反应是和蔡明亮导演的处女作《青少年哪吒》好像，事实上看过之后会觉得两部影片确有神似。人物设计上是否有自己的经历在里面？

　　绿妖：有。我在2002年曾经写过一篇散文，“沉默的年轻人”，这个故事在我心里继续生长，自己长出根须枝蔓，在差不多十年后的2011年，我又写了一遍，把它写成了小说《少女哪吒》。

　　品

　　生活

　　内心仍是一个

　　“晃膀子”

　　都市时报：《沉默也会歌唱》里你回忆了十几年前泡BBS的时代，很多鲜活的人物让人印象深刻，现在还会怀念当年吗？

　　绿妖：当然。写作时，过去在我的记忆里又活了一遍。记得当时李霄峰建了一个“晃膀子”同盟，都是一些年轻的电影爱好者，上面的人都有相似的气质。在当时，谁活得积极向上会被我们暗暗鄙视。那是还未被现实碾压的一段短暂的时光。直到现在，我的内心仍是一个“晃膀子”，过得漫无目的，全凭兴趣选择方向。我们这种因为自己性格也好，因为其他原因也好，从时代高铁上掉队下来的人，反而因为掉队而获得了东张西望的机会，看到了急匆匆按部就班所看不见的风景。

　　都市时报：你从河南的小城来到北京，之后去别的城市住过几年，又再回到北京。很多作家选择定居恬淡的小城，你选择北京的原因是什么？

　　绿妖：那些选择恬淡小城的作家往往是携家带口去的。如果只有一个人，住在北京，至少还有一些朋友。北京对我的意义，就是想宅可以宅到死，想跟活人说话，随时都能找到朋友可以陪你聊十块钱人生或者五块钱文学。当然，在这个狂欢的世界，我亦愿意去书写我沉默的、灰扑扑的、有时可笑有时失落有时悲怆的小县城家乡。

　　都市时报：你在微博上写，“那时大家文青得可怕。邦妮第一次见顾小白，拿出个小本说你给我写句什么吧，小白端端正正写下：等待是一生中最初的苍老……”你心目中的文学女青年是怎样的？

　　绿妖：奥斯汀说过，世界在理性的人来看是一场喜剧，在感性者眼中是场悲剧。总有一半的人不懂另一半。所以，很多人觉得文青矫情，这都很正常。作为写作者，我从来不忌惮承认自己是文学青年。但也会时时跳出固有的立场和角度，嘲笑一下自己过多的情感。

　　品

　　写作

　　像农民一样

　　缓慢耕作

　　都市时报：《沉默也会歌唱》里的文章时间跨度很大，你的创作也并非高产，这是刻意为之吗？你眼中的“写作”是怎样一种状态？

　　绿妖：写作是生活这棵大树上结出来的花与果。生活是很慢的，写作也是很慢的。就像有机农作物产量是很低的，使用化肥农药可以大幅增收粮食，但代价是地力的透支、土壤板结、食材味道的稀释。我愿意像小农经济中的农民，不用化肥农药不批量生产，缓慢地耕种着自己小小的菜园。

　　都市时报：你既写小说也写非虚构，更享受哪种创作？

　　绿妖：写小说的过程，更能感受到创作的幸福——那是一种接近上帝的感受，当你写出一个真实可信的人物，当这个人不再受你控制有了自己要去的方向，那种幸福无可言喻：创造是给被创造者以自由；非虚构写作，是看向他人，理解他人的过程。你看到的通常是一段经过脱水的干燥的故事，需要用想象和观察把这段树干重新浸回生活的活水。这个过程也很迷人。

　　都市时报：你的笔名来自王小波的小说，他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绿妖：我永远对我十几岁时能读到王小波心怀感激。另外，华德福教育创始人斯泰纳说，人在少年时因为尊敬和相信而接受过的教育，在他三十多岁之后，其他领域的成熟会带来这一部分记忆的苏醒，那时的感受，就是生活的力量。我的少年，并未遇到可尊敬相信的权威，老师要么对学生不管不顾，要么粗暴专制。三十多岁时，回顾这些平庸与匮乏，我经常想，人在多大程度上能超越自己的童年？但是少年时的另一些东西逐渐浮起，除了县城的河流、河堤上的果园，还有我初中读过的金庸与古龙。后者是我当时能读到的最出色的文学作品。这些书中的某些东西成为我生命的底色，比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和“虽千万人吾往矣”。

　　品

　　过去 

　　神往

　　另一个昆明

　　都市时报：这十几年，你做过工人、时尚编辑、电台主持人，还在乡村支教，这些经历对你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绿妖：宗教思想家薇依主动去工厂做过工人，在繁重的体力工作中，思考是痛苦的，生活是绝望而黯淡的，精神是屈辱的。她的结论是不懂得屈辱无法理解自由。我做过三年工人，之后，自由成为我的一大人生命题。我想知道，在何种情况下，人才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显然财务自由并非真正自由。离开故乡是第一步尝试。之后很多行为也可以视作这个尝试的接续。

　　都市时报：你辞职专心写作之后，最近几年的生活在外人看来是跌宕起伏的，但好像你看起来很若无其事。这是你面对生活的态度吗？

　　绿妖：我的朋友陈思呈说，希望自己生活得更若无其事一些：“作为一个母亲，我自然不愿意我的孩子受苦，但相比于此，假如我把一种‘输不起’的情绪传染给了孩子，让他觉得生活是紧张的，我觉得这才是更大的伤害。”的确，希望活得更顺利、更幸福，跟更富有一样，都是一种欲望。凡是欲望，都是枷锁。你说我活得若无其事，我很高兴。

　　都市时报：你每天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大约有多少？它们影响你的阅读和写作了吗？

　　绿妖：如果计算起来，应该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吧，不敢计算。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无法看书，所有时间都用来刷微博或豆瓣。并不是网上的信息有多吸引我，而是出于一种想跟人群保持联系的本能。所以换到图书馆，把自己置身在人们之间，现在已经好多了。

　　都市时报：你在大理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云南有怎样的印象？

　　绿妖：记得第一次到大理是秋冬季，好多花卉。那是我第一次有被大自然击溃的感觉：如此的生机勃勃，蔑视规则，不按理出牌。而我知道的昆明，是一个衣食住行的昆明，是又好吃，又好玩的昆明。但还有另一个昆明，那是书上的昆明，是西南联大的昆明，是鹿桥《未央歌》中的昆明，是赖声川《暗恋桃花源》中的昆明，是汪曾祺和同学在翠湖边茶馆吃完按碟算钱的瓜子花生，随手把碟子扔几个到湖里的昆明。这个昆明，总带着一抹倜傥，不怎么正经，却让人神往。

　　名片

　　绿妖“70后”，河南襄城人，2001年开始“北漂”。作家，媒体人，现居北京。著有短篇小说集《阑珊纪》《少女哪吒》，长篇小说《北京小兽》，随笔集《我们的主题曲》《沉默也会歌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