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谢寿光：专业出版之变

谢寿光

　　■未来的专业出版机构必然是专业内容资源的整合商，这个平台里研究者和编辑会形成一个“旋转门”。

　　■作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中国在世界上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核心问题是文化大而不强。这和我们的出版密切相关。出版不可能和其他行业比产业规模，更重要的是比影响力，比话语权。

　　十年之前，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曾在学术出版研讨会上提出“学术出版迎来春天”。他自信而笃定的神态恍若昨日。

　　十年之后，谢寿光带领着他的队伍在出版业稳步前行，把印象中枯燥艰涩的学术出版做得风生水起。

　　然而，全媒体时代毕竟到来。再繁花似锦的春天，也需考虑寒霜入侵时的应对。在颇具远见的谢寿光处，对这些问题早已运筹帷幄。因此，在前些天举行的社科文献出版社30年系列庆祝活动中，他既坦然面对当下书业“丰满自在”，更提出“未来寒意阵阵”的忧思。

　　“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全媒体出版，特别是自出版，将彻底颠覆书业现在的生存条件。书业如何未雨绸缪、浴火重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30年风雨兼程之后，谢寿光又提出新的观点：未来的专业出版机构必然是专业内容资源的整合商，这个平台里研究者和编辑会形成一个“旋转门”。

　　何谓“旋转门”？专业出版尤其是学术出版进入“旋转门”后将何去何从？在社科文献出版社成立30年系列庆祝活动上，谢寿光的最新观点，或给出版界带来新的启示。

　　“皮书”的秘密

　　读书报：相对来说，学术出版市场偏窄。但十年前您就提出“学术出版迎来春天”的观点，做此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谢寿光：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科学特别是学术研究，无论是内容创作还是成果出版都进入繁荣时期。我从宏观背景和生产能力的分析中得出这一结论，当时也有些出版人并不赞成。出版繁荣不代表销售和供给进入良性循环。出版界不乏粗制滥造的出版物，学术也有泡沫。但无论哪个学科的成果，哪怕是冷僻的，只要是有价值，都能得到出版。

　　读书报：学术出版存在哪些问题，能具体谈谈吗？

　　谢寿光：从读者销售或发行角度看，问题很多。主要原因是销售体制存在问题，有效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方式不能与读者对接，一方面库存高企，一方面有些读者需求得不到满足，卖难和买难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在这种宏观背景下，基于对学术生产体制和出版的判断，社科文献出版社确定为高端定位，并多年来始终坚持自己的定位，打造社科经典，打造人文高端学术推广的平台。每年整个产品结构中90%以上是学术书。

　　读书报：能否介绍一下社科文献出版社在打造品牌方面的做法？尤其是皮书，已经成为业界品牌。

　　谢寿光：图书不仅仅有阅读功能，更重要的是有实用功能，根据这个理念，我们在1997年接手原来只有学术圈使用的年度研究报告(简称为“蓝皮书”)，进行市场化运作，推出皮书概念，这一新的出版形态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我们在销售推广上也做了很多尝试，比如在公交车上做广告，大量派发印有皮书广告的面巾纸、矿泉水、年历和扑克牌等宣传品。目前皮书系列每年的出版品种数占社科文献社出版总品种数的20%，销售码洋的30%。

　　读书报：从皮书系列的成功出版上，能否概括一下经验？

　　谢寿光：领导者首先要明确出版社的定位。定位实际上就是确定理念，有了理念还要做规划，包括产品规划、市场规划和品牌规划，要有内部运营的制度保证，坚持培养人才。学术出版中人才是首要的，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素养，才能判断图书的价值，才能判断著作是原创还是注水，并从立项时就参与策划并追踪内容。

　　比如《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书，之前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位博士根据国际上对于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城市进行研究的成果，出版后没有太大影响。但是进入皮书系列后，我们和作者共同策划，每年确定不同主题，最后出版《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成为地方政府城市管理的风向标，发行量也在逐步增长。有些学术出版物，是可以走向大众的。

　　同时，我们从2000年开始，每年都召开全国性的皮书研讨会，讨论学术规范等问题。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社会学出版物是中国第一品牌。多年来学界基本有一共识，如果能在社科文献出一本书，表明社会学界的认同和认可。

　　社科文献的核心竞争力

　　读书报：学术书走向大众在80年代比较普遍，现在只能是很多出版社的理想了。社科文献出版社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谢寿光：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有核心竞争力，具有资源优势，年度选题的筹备量超过3000种。具体的做法首先是优化选题，不够学术水准的退稿，不够学术份量的不出。其次是编辑队伍的培养。编辑必须通过国家的编辑职称的资格考试，经学术委员会审议后才有独立发稿权。我们要求编辑一年至少参加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不能跨专业编稿。专业编辑保证了对书稿质量的把关。

　　出版的功夫在出版之外，编辑要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界下功夫。要及时发现研究课题，密切关注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课题，追踪他们的成果。

　　第三是发行销售，做整体策划和包装。学术书是需要经营的，要形成良性循环的学术推广平台，才能将学术成果推向更广大的读者。

　　最终，做得更专深，才能打造自己的出版优势。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综合评估在前五名。一批学者朋友愿意把书交给我们，是因为在社科文献能得到优质的服务。

　　读书报：从事出版多年，您认为学术出版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谢寿光：首先是整体出版业的素质较低，人才的队伍结构不适应学术出版；二是市场环境不好；第三是最要命的，从业内到业外，一个最大的误区是，纸质图书被视为千篇一律的出版物，没有对不同的纸质书进行分类。由此带来的直接问题是，比如书的定价是按印张计算，忽略了对内容的价值重视。

　　学术书所包含的价值和内容不能用纸张衡量。这需政府以及媒体长期引导，在政策导向上实行分类管理。比如学术图书发行量小，可以从书号上对学术书有所倾斜；另外对出版单位实行分类指导，对有些专业图书要实行资质认证。编校质量提高相对容易，但是内容质量提高不易。

　　读书报：社科文献出版社每年都会举办很多学术活动，无论哪一项活动都有明确的定位和主题，总让人感觉到有新意。

　　谢寿光：主要出于学术出版人的责任担当。除了出版之外，出版社应该对学术行业、学术出版有一些担当，很多时候活动或论坛更多是传递一种声音。我们拥有数百名国际一流、数千名国内一流的学者资源，靠什么维护？除编辑定期联系，更重要的是学术会议的互动交流，这个场所既是内容创作的出版资源，也是培植学术资源和产品销售的场所。有时候学术研讨之后就能总结出学术成果出版，这也是培植学术资源的一种途径。

　　学术出版人重建学术评价

　　读书报：作为学术出版机构，学术评价是非常关键的环节。但是目前从整个学术界来看，学术评价有些混乱无序。

　　谢寿光：学术评价是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交流、传播不可或缺的基本环节。它是引导学术规范发展的重要方法，是促进学术繁荣的重要手段，对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学术资源的整合者，学术出版机构应当成为学术评价的重要环节。

　　关于学术评价的话题非常热闹，但是学术出版人、尤其专业的学术出版社对学术评价是缺位的。整个学术出版乃至整个中国出版在60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作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中国在世界上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核心问题是文化大而不强。这和我们的出版密切相关。出版不可能和其他行业比规模，实际是比影响力，比话语权，对出版者也是这样。学术出版应该在整个学术研究和生产、学术思想市场里有自己的特质、专长和责任。

　　今天出版业存在大量抄袭、大量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很多大学、研究机构评职称时更多是以论文为标准。其实从学术研究评价体系来说，论文不可或缺，但真正的学术大家，真正创世纪的成果仅仅靠论文是不可能完全体现的。如果没有一整套评价体系，学术评价就成为问题。

　　读书报：目前我们对学术评价的依据主要是什么？

　　谢寿光：学术评价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主观的评价，是依据学术共同体长期实践过程中积累形成的一套规范，对研究成果所做出的一种判定。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还可以借助于大数据，对文献流量、转引率进行分析。这时候原来传统的评价方式和学术共同体评价往往显得不足或难以完成，所以就形成了客观评价，出现第三方专题学术评价机构，国际上的SCI、CSCI应运而生。当下，我们对学术评价主要是靠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它有客观性、量化的优点，但是人文科学领域量化的评价缺陷和不足也十分明显，学术出版机构作为学术资源的整合者应该成为重要的一极。

　　读书报：您认为学术出版机构如何参与学术评价？您曾经提出使出版者(编辑)和研究者形成“旋转门”制度，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评价体系？

　　谢寿光：学术评价是学术出版的前提。专业编辑要有价值发现的能力，首先对大量的研究内容在不断追踪，发掘它的价值的筛选过程本身就是评价过程。我认为学术出版者应该恢复或重建学术出版评价功能，应该有所担当。学术出版机构参与学术评价是理性回归。

　　所谓学术出版“旋转门”制度，是说编辑既可以参与到研究过程中，而研究者也要进入到编辑流程。中国的学术出版真正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实现与第二大经济体相适应的位置，必然要有一大批研究者参与到学术出版活动过程中，并形成制度。

　　读书报：学术出版机构参与学术评价有何优势和特色？

　　谢寿光：首先出版者对于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要求很高，由学术出版机构实施学术评价工作，相对的客观公正，可以保证学术质量；其次专业编辑可以成为学术评价重要的参与者，而专业编辑是对学术作品价值做出判断的最佳人选和根本性的环节。

　　打造内容整合平台

　　读书报：全媒体出版的大环境下，您有危机感吗？

　　谢寿光：未来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全媒体出版，特别是自出版，将彻底颠覆书业现在的生存条件。书业如何未雨绸缪、浴火重生，是业内人士值得深思的问题。融合是中国书业生存发展之道。我认为融合有三方面内涵：一是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的融合，纸质图书永远会存在，因为它要满足读者的深度阅读、专业阅读和纸质阅读的体验，要满足作为版本意义上收藏的需求，但是它的内容以及潜在的价值需要靠数字来进一步延伸放大；二是通过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进行再造，立足于在内容产业的基础上再造；三是和各类媒体实行全方位的融合。打造内容整合平台，对于出版行业来说，是未来书业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