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家应有自己的“手电筒”——陈歆耕访谈录

　　陈歆耕小传

　　笔名辛耕，江苏海安人。198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74年应征入伍，历任东海舰队战士，《解放军报》编辑、记者、记者站站长、记者部副主任，《文学报》社长、主编，创办《新批评》专刊，倡导“真诚、善意、锐利”的文艺批评，在文学界、知识界产生了广泛 的 影响。著有长篇报告文学《点击未来战争》、《废墟上的觉醒》、《赤色悲剧》、《猫鼠博弈——小偷回忆录》，中篇小说集《孤岛》，中短篇报告文学集《青春驿站》、《海水下的冰山》，文化批评随笔集《快语集》等。获得多种文学奖。

　　“真诚、善意、锐利”

　　晚报会客厅：陈先生好！《文学报》是广大文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近年，很多高校的学者和一线评论家很看重贵报，主要是因为你们的“新批评”风生水起，端午节在周庄采访你，很想请你就这个“新批评”给我们读者谈谈。

　　陈歆耕：好的，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光明日报》上应邀撰文，专门谈我们的《文学报·新批评》，那天很具体，是2014年6月2日。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晰呢，因为这一天是《文学报·新批评》创刊三周年纪念日。农历，这一天适逢端午节。我们现在在周庄再谈这个专刊，又是一个端午节，参加周庄的“夜周庄三字经全球征文颁奖”，很有意思。所以，我说，这样一个看似偶然的巧合，似乎寓意着一种来自几千年前历史深处的呼唤——这呼唤声中有伤时感世、忧国忧民的胸襟，有让天下遍植香草的情怀，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此刻，我久久地凝视着新一期《新批评》的版面。从第一期到最新一期，内容期期更新，但每期封面下方的一排中外批评大家们如雕塑般的头像始终未变：刘勰、鲁迅、茅盾、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但没有屈原，因为屈原是伟大的诗人，而不是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继续前行的旅程中，向这位伟大的诗人致敬。因为，伟大的诗人、作家和伟大的批评家，他们无论曾是盟友还是“敌人”，都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者！

　　晚报会客厅：这个专刊一开始，就是高扬“真诚、善意、锐利”的旗帜，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情形有点像人们所说的“缺什么补什么”。这个专刊的出现，其针对性是很明确和具体的。

　　陈歆耕：对。我曾对参与《新批评》编审的韩石山先生半开玩笑地说过一句话：“等我离开现职岗位了，准备写一部叫《〈新批评〉备忘录》的书。”说是这么说，这部书我会不会去写，我也不知道。因为要全面真实地呈现《新批评》走过的旅程，必然要涉及很多人、很多事、很多现象。从“向善”的角度考量，有些“真话”是不能全讲的。我非常理解季羡林先生那句名言：“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的难言之隐。但有些事情，完全绕开也是不可能的。2013年初曾有人通过微博，用非常尖刻的词语质疑批评家李建军发表在《新批评》上的一篇文章。此事引起全国各类媒体的跟进报道，从各地方报到首都的报纸《新华每日电讯》《中国青年报》、央视的《文化正午》栏目，都在评说和关注这一事件。有媒体采访我，问我对李建军文章的看法。我回答：“《新批评》的文章不代表本报立场，那是批评家在细读文本后自己做出的艺术判断。”最初刊发报道的《新京报》算是比较准确地传递了我的观点，标题是《“新批评”文章不代表〈文学报〉立场》。但很多媒体在转述这篇报道时，略去了标题中的“文章”二字，就把我要表达的观点完全弄拧了。说《新批评》文章不代表《文学报》立场，肯定没有什么不妥。因为《新批评》上刊发的文章各种声音都有，对某一部作品，评论者持有完全对立的意见也是常态，那么《文学报》该站在谁的立场上呢？或谁有资格对不同意见的评论做一锤定音的裁判呢？　　因此我认为，《新批评》只是提供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平台，只要在文学艺术的框架内，各路“神仙”都可以登台发表一己之见，公公婆婆各说各话也无妨。一己之见，很难说都是真知灼见。但如果说“《新批评》不代表《文学报》立场”则是有问题的，《新批评》当然有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最初在征稿启事中反复申明的“三提倡三反对”“：倡导真实、真诚和自由、锐利的诚意批评，反对谩骂式的人身攻击；倡导‘靶标’精准、精到的及物批评，反对不及物的泛泛而论；倡导轻松、幽默、透彻的个性批评，反对故作高深、艰涩难懂的‘学院体’。”后来，编辑部又将之概括为六个字：“真诚、善意、锐利”。汉字就是如此精妙，略去两个字，就会产生严重的误读。

　　中国并不缺少文艺评论，缺少的是真正敢讲真话的、纯粹的文艺批评

　　晚报会客厅：是的，“文章”二字不能省略。不论是否主观省略还是客观省略，都会产生负面影响，要引起注意和自重。这就像一个舞台和演员，舞台是我的，演员是我请来的，演员的风格可以是各家的，但舞台则“我的地盘我做主”。专刊是报纸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陈歆耕：我们《文学报》为何要创办《新批评》？又为何要持这样的办刊宗旨和立场？回答这个问题，实在不是三言两语能够道清的。在它诞生之前，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批评文艺评论生态出现的严重“污染”和恶化，但如何改变恶化的文艺评论生态，却几乎没有人拿出可践行的方案。当有人提出要加强文艺评论时，他自己恐怕也不完全清楚，需要加强什么样的文艺批评。从数量看，全国有为数众多的文艺理论评论刊物，报纸也在刊登各类文艺评论的文章和类似文艺评论的文化报道，但人们又感到真正的文艺评论非常稀缺。文艺评论到底在哪里出现了问题？我以为，事实上，中国并不缺少文艺评论。缺少的是真正敢讲真话的、纯粹的文艺批评。如要匡正文艺批评的时弊，当然首先要弄清楚文艺批评的“病灶”在哪里。经过考察和梳理，我们觉得“症结”有三：一是“胡吹乱捧”，受人情面子、“红包”等因素影响，只说好话，不说问题，甚至把“丑小鸭”吹成“白天鹅”“，老好人”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各类作品研讨会上；二是抽象否定、具体肯定成为很多批评家的批评策略，他们在谈宏观文学现状时，对普遍存在的问题义愤填膺，而一谈到具体作品，尤其是名家新作，则完全转换成另一套话语，几乎全是溢美之词；三是大量毫无章法，只从个人好恶出发，缺少专业分析的跟帖式“草根评论”充斥网络。正因如此，文艺批评几无公信力可言。听起来“众声喧哗”，但满耳皆“垃圾噪音”。

　　晚报会客厅：应说，专刊的出现和红火，为《文学报》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使得一份报纸更有“骨质”，有一种“补钙”的效应，为读者补钙，也为文坛补钙。也团结和扩充了读者作者的新老队伍。

　　陈歆耕：办刊整四年，要说我个人有什么最直接的感受和收获，最主要的，我感觉自己似乎是在某位博士生导师的门下，完成了学位的提升。因为三年中，专刊所有文章我都认真仔细阅读过，由于职业需要，有的文章不止读过一遍。这些文章的作者，有的是年逾古稀的老翁，有的是学养深厚、文字老辣的学人，有的是80后才华横溢的青年学子……他们刊登在《新批评》上的文章，尽管风格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的文章，多挣脱了人情的、商业的羁绊，是在仔细阅读文本后作出的独立评判，是尊崇自己艺术感觉、从内心发出的铿锵有力的批评之声。他们是“真的猛士”，是“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我是“ “他们忠实的读者和“粉丝”。河北老作家陈冲先生，可以视作批评界的老马和黑马。正统”的学院“派评论家，一般不太接纳他的批评风格，用他的评论方式写博士论文，十有八九是难以通过评审关的。有人说他的文字太绕，但这个曾受过高等数学专业训练的作家兼批评家，如果他在表述时出现了“绕”，一定有它“绕”的理由，在他“绕”的背面是有严格的逻辑链条支撑的。还有他的文字，俏皮、幽默、有趣，再严肃的话题，到了他的笔下，都能让你饶有兴味地读下去。《新批评》在出刊两期后，曾在北京开了一个征求意见座谈会。陈冲在电话中，对那个座谈会很不以为然，潜台词是：你们自己大概也没有弄明白怎么办《新批评》吧？我就说：“《新批评》该怎么办，请您发表高论。”时隔不久，他发来两万字的长文《我想要的“新批评”》，从批评的本质谈到当下批评的沉疴，然后又以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为例，说明什么样的批评才是好的批评。文章虽长，却轻松好读，因此一次性占了《新批评》四个整版。

　　唯一见到的著名作家对批评的正式回应

　　晚报会客厅：其实老批评家中，还有一个孙绍振可以列入你的“家珍”行列。他的那篇《北大中文系，让我把你摇醒》是《新批评》中的获奖作品。本人采访他是在青岛，其时，其本人并不知获奖消息，一说之下，他开心不已，情状如老顽童。为什么？一个一生获大奖无数的老教授看重这个奖，是因为此文貌似为自己的老师鸣不平，其实是对高校某些体制弊端愤愤不平，文章有情有义，非常好读。说了老者，感觉你对新人更看重，譬如怀尧。

　　陈歆耕：哦，你是说吴怀尧。我是为他写过文章，为之摇旗呐喊。这个只有高二学历的80后年轻人，只身闯荡京城，居然时间不长就在媒体从业人员中崭露头角。仅凭这一点，我们也应该给这位年轻人多一些掌声。他的经历，应该让那些出身名牌大学却去卖猪肉的人，让那些怀揣硕士、博士文凭却找不到饭碗的人羞愧，也给那些暂时未能考上大学、深感前途无望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励志案例。他最可贵的是具有一种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精神。钱学森鼓励年轻人要敢于挑战权威，还多次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原因当然可以找出很多，其中我们的学科设置以及教育机制存在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2006年出炉的“中国作家富豪榜”，每年都要引起媒体的一阵“狂欢”，对这个榜单的质疑之声也从未中断过。但有两个目的榜单达到了：一是吸引大众关注作家、文学；二是透露了文学阅读的某些趋向性，让我们了解到哪些人在读文学，哪些作家被热捧。但跳出榜单本身，还是有值得我们深思之处。看看这个榜单的始作俑者吴怀尧，1984年生于湖北。17岁上高二时退学。18岁赴京从事编辑工作，21岁担任《财经时报》记者，其间独创“中国作家富豪榜”。2008年推出专访文化名人的《怀尧访谈录》，获得“中国新媒体贡献奖”。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文学界，最缺乏的就是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精神。所以我说，让我们向吴怀尧这位“80后”致敬，不是因为他制造了每年都引发“震波”的“中国作家富豪榜”，而是他敢作敢为的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这种精神对于成就钱学森提出的“杰出人才”，或是成就一个“伟大作家”，乃至激发一个民族创造力，都实在太重要了！

　　晚报会客厅：那就缘于《新批评》，再说一个湖北人，她是作家方方。关于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批评，给读者带来的却不是悲伤，而是温馨，对吧？

　　陈歆耕：对的。那是去年初，我们编辑部收到青年批评家翟业军批评湖北女作家方方中篇小说的文章，题为《与方方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在走编审流程时，该文无任何障碍。仅从文章本身看，有理有据，似乎无懈可击。就在准备发稿时，有编辑提出一个问题：《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自《十月》杂志2013年第二期以头条发表后，被很多选刊选载，并且进入了年度排行榜，获得各种奖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翟文将这个小说文本“批”得非常不堪，诸如“生硬、虚假、不可救药的自以为是”等等。如此“粗糙”的小说为何还能产生这么大影响？究竟是文坛有问题，还是翟文有问题？为慎重起见，编辑部开始传阅方方的这部中篇小说。读完了这部小说，我产生了与翟业军几乎截然不同的感受：总体上这是一部非常感人和吸引人的小说，文字简洁有力。于是，翟文在我邮箱里“休眠”了很长时间，发与不发，一直举棋不定。此时，编辑部有人愿意写与翟业军争鸣的文章，于是我就决定先发翟文，再发争鸣文章，并在《编者按》里请更多的专家和读者参与讨论。翟文发表后，即被新浪读书官方微博全文转发，在读者中引发热议，跟帖有280多条。尤其令我想不到的是，方方把这篇文章又从新浪转到自己的微博中，并写下这么一段话：“这个帮转！人和人之间差异很大。每个人的成长背景教育背景以及性格气质都不一样。作品发表，有人引起共鸣，有人激起抵触，有人格外喜欢，有人格外反感，都很正常。电脑还有不兼容系统，人更是。正因有各种的不相同和不相兼容，这世界才丰富有趣。我们彼此所要做的是：各自努力把自己的文章写好。”这段话，与她的小说一样深深打动了我。这是《新批评》创办的几年里，唯一见到的著名作家对批评的正式回应，而且“回应”得如此的大度和睿智。她希望她的300多万粉丝也转发这篇批评她的文章，显示了她豁达的胸襟和自信。

　　中国当下的许多作家最要害的是没有自己的“手电筒”

　　晚报会客厅：我知道陈先生也是媒体人出身，是很优秀的记者。但创作了很多有分量的报告文学和小说，并获得文学大奖。只是机缘原因，读到的不多。但先生一篇关于中国作家的“手电筒”的小品文，却印象深刻。估计这个文章，在所有读到的读者心目中，都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陈歆耕：哦，你说的是我就作家贾平凹的文章《我们的文学需要有中国文化的立场》所生发的感想。他说：“我们的文学到了要求展示国家形象的时候。”对于文学如何展示国家形象？他感到说不清。这也确实难以说清。张艺谋早期的很多电影显然不能展示国家的形象，因为很多人抨击他把中国人落后、丑陋的一面展示给外国人看，无非是迎合外国人的猎奇心理，好到国际影坛获得一些什么大奖等等。那么，为了展示国家的形象，我们就只能“莺歌燕舞”了？贾平凹先生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或者说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文学的使命和功能好像不是这样的。他提出来的解决问题的药方是要有中国的“手电筒”，也即要有中国的文化立场，“我们应该保护有着中国文学立场的文学原创。”这诚然没有错。但也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中国的“手电筒”在哪里呢？他没有说，似乎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作家一直在使用外国的照明设备，而没有使用中国的“手电筒”。其实，上世纪以鲁迅为代表的不少作家是有“手电筒”的，他们使用的当然是中国的“手电筒”，而且是属于自己的“手电筒”。提供光源的元素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也吸收了外国优秀文化成果中的营养。当然最终还是要发出自己的“光亮”，为中国和人类的进步照亮前进的道路。我认为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应该有自己的“手电筒”，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光亮”，以此照亮我们的现实生活，照亮人类的心灵。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是没有国界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使用不同的语言写作，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应该关注人的命运、人的心灵。中国当下的许多作家最要害的是没有自己的“手电筒”，他们要不仍然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中寻找“光能”，让当代人享受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时，却要从农耕文化中寻找精神的家园；要不从老外那里拿来一些所谓先锋实验的皮毛，躲在象牙塔中制造“精神奢侈品”。我们无法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是思想家，但一流的优秀作家必然应该同时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思想，不一定是通过理论文章或专著来表述，但他在创作时所表现出的视角、穿透生活的目光、蕴藏在语言背后的内涵，无不体现出他的思想。拾中国古人的“牙慧”和拾老外的“牙慧”，都能养活大批的学者和作家，但成就不了世界级的一流作家、学者。国家形象是由综合因素组成的，或者说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组成的。文学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是可以为国家形象增色的。达此目的的唯一途径可以简单得用一句话回答：只要多出几个曹雪芹、鲁迅这样的让中华民族骄傲，同时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占居一席之地的大师级作家，多出几部《红楼梦》《阿Q正传》这样的文学精品就可以了。如果游离文学本体的创作规律，用贴标签的方式展示国家形象，恐怕只能与良好的主观愿望适得其反。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文学创作所走过的弯路，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教训。曹雪芹、鲁迅……他们本身就是最好的中国“手电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