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泓隽永的墨色

　　一

　　汉语文脉弯弯转转，从《尚书》到先秦诸子，然后到汉赋，到魏晋六朝文章，到唐传奇宋话本到明清小说，一路下来，各领风骚。王世贞言：“三百篇 亡，而后有离骚，离骚而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 南曲。”诗词歌赋不足以抒发今情今事，而后有白话文，有新诗，更将散文从正统位子上推下去，复以小说为大流，小说不再是《汉书》定位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 者之所造也。

　　唐宋以来，在口语基础上逐渐形成白话文，起初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像唐代的变文、宋元的话本之类。明朝时，很多城市茶馆中有说书人，讲述《三国志》《水浒传》等传奇故事，后经罗贯中、施耐庵辈整理成小说。古典白话文至此渐臻成熟。

　　明人冯梦龙在寿宁任上，写《禁溺女告示》：“一般十月怀胎，吃尽辛苦，不论男女，总是骨血，何忍淹弃。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从何而来？ 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且生男未必孝顺，生女未必忤逆……”句句落实，乡民们能看懂的。冯梦龙是三百年前的白话文体家。

　　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在社会上普遍应用。胡适曾将“白话”的语言特点归纳为三条：一是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 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语；二是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三是白 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这种观点在民国以前不多见。中国士林根深蒂固自以为是“风雅”或“端庄”，心底总有点看不上冯梦龙之类的“通俗”或“佻薄”。实际上冯梦龙的见识，比当时大多数文人长出不止一头。明清高头讲章，现在人知道的不多了，但读书人里，大多是熟悉冯梦龙的。

　　胡适认为“白话”或“话”是从口语角度提出的，“白话”对立文言，却包容方言，这给白话文的发展注入了民间力量。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张恨水等人的文章，亦不乏民俗元素。民间语言与书斋语言相比，多了生机，多了自然。

　　民国人下笔大都难逃文言腔调。很多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文言文，但自身古典素养反对不掉。不少人都能写一手纯正漂亮的文言文，作起白话来也有文言文的夕阳返照。林语堂说：

　　古学诚不能无病，现代人也决不能单看古书，这何消说，但一见古书，便视为毒品，未免有点晒不得太阳吹不得野风的嫌疑。现代人贵能通古今，难道专看什么斯基译作，读洋书、说洋话、打洋嚏、撒洋污？《史记》《汉书》不曾寓目，《诗经》《左传》一概不识，不也是中洋毒吗？

　　古者则幽深淡远之旨，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两者须看时并用，方得文字机趣……

　　大多民国文人，对古代文章说了很多不客气的话，然而一下笔，还是隐约可见前人的影子。张爱玲曾说：“就连我这最不多愁善感的人，也常在旧诗里看 到一两句切合自己的际遇心情，不过是些世俗的悲欢得失，诗上竟会有，简直就像是为我写的，或是我自己写的……使人千载之下感激震动……老在头上心上萦回不 已。”

　　张爱玲把《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消化得烂熟，笔下人物对话口吻时常能看见这些作品的影子。鲁迅与周作人、胡适等人，在创作之外，同时也 梳理中国小说史、整理并校点古籍。1930 年秋，鲁迅破例为老友许寿裳之子许世瑛开列了一份应读文学书书单。无独有偶，梁启超、胡适也曾开过书单。三份书单全是古典读物，散发着古汉语韵味。

　　二

　　盘根错节的文脉像山间河流，或蜿蜒曲折，或顺势直下，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消长相随，自然也一同经历了无数灾厄。只要稍有间隙，文化之流又会不经意 间秉天地灵气，激浪扬波，呈现出一派大江瀚海的浩荡景观。民国国运坎坷，但文章却有着郁郁生机。古文衰落，新文章破壳而出。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几乎全是抗争 和愤激之谈。林语堂、郁达夫这样的文人也没有忘怀天下，在时代的泥淖里散发着光彩和锋芒。即便是吟风弄月的小品，也或曲或直表达不平，接通先秦魏晋唐宋明 清的文脉。

　　梁启超是大动荡时代的大人物，主要忙于笔墨之外的事功，经历丰富，总是处在历史漩涡中。可以想象，这样一位人物在面对文字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什 么样的文化胸怀。但有人问梁启超信仰什么主义时，他说：“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又问他的人生观的根底，他依然说：“拿趣味做根底。”这也是他不管写 什么，让人读来都感觉势如破竹的原因。

　　周作人的小品沉着苍郁，冲淡为衣，闲适使气。瓜棚豆架下谈天说地说鬼神，看起来寻常，入口微辛，回味却甘。《北京的茶食》里说：“我们于日用必 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 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练愈好。”很多人被周氏笔下晚明文章的神韵所蒙蔽，以为周作人沉迷于精致风雅生活的旨趣，而忘了字外的大义，更忘了 他对人间的大悲悯。

　　鲁迅自不必说，怎么写都好，他的文字有婴儿的烂漫，又同时有世情的洞明与练达，文章中的铮铮傲骨，俯仰天地的目光，堪称超绝。王国维胸藏风云， 下笔雍容，一览众山小。郁达夫性情写作，一个活脱脱的自己跃然纸上。林语堂出手不凡，幽默之外大有余味。钱锺书的《围城》趣味灵光闪闪，《管锥编》的墨香 流韵更是可圈可点。张恨水的旧小说紧贴时代，虽不如牡丹玫瑰端正，却有一股梅香扑鼻。徐志摩的文章状写域外风物，逸气横生，丰姿动人，无论是散文还是诗 歌，都上承唐诗宋词余绪，只是略显异域风情，不能久视。张爱玲、萧红有孤绝凄美之态，亦沉博清丽，绝非咏絮之才。一些女作家，嫣然百媚，触处成春。

　　三

　　民国作家将汉语言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一方面接通传统，一方面借鉴西方。很多人身上所体现的气度与襟怀是开放的，不仅阅读域外作品，更亲自 翻译推荐这些作品。严复、林琴南诸夫子，孜孜不倦引进外来先进文化。鲁迅《木刻纪程》一书“小引”中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 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这些观点为识者所肯，形成民国文人不拘一格、广采博取、闳其中而肆其外之风。

　　民国出版业开始走向繁荣，很多中小城市都有自己的报纸杂志。报纸上专门辟有副刊，专发各类文艺作品，卖文为生者大批量出现了。不少作家著书为稻 粱谋的同时，更以思想说服人、感染人、影响人的心胸与情怀。身逢乱世，兵戈不绝，不少人珍重固有的文脉，更执著于强国兴邦之思。他们内心的凄苦是有的，但 他们依旧写自己的文章。民国文章，有今人鲜见的性情，有不同寻常的风范与面貌。

　　民国兴起的文化思潮，是支撑文人创作的重要支柱。思想理念在前，哲学智慧在前，其后自有文脉的繁茂，这是规律。文人留洋汲取宝贵的学养，在思想 和形式表达上有所开拓。茅盾写市民，再也不是旧小说里的模样了，不局限于写人，而是通过人来写一个大的社会。即便是张恨水这类旧小说作家，情事缠绵里亦不 忘大时代的风云。作为国体，民国短命而粗糙，但现代文学的大致框架却在那30 年间奠定而成。民国是历史的港湾也是时代的码头，从皇朝变迁为民国，时代转折，文化上必然也转折。民国文学虽然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也给了白话文一个高 起点的开端，那一湾文脉，已是中国文学一泓隽永的墨色。

　　(《民国的腔调》，胡竹峰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 年12 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