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地域文化于百年家族传奇

　　作家袁雅琴新近出版的《陪楼》是一部关于鼓浪屿的小说。作品以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引领读者走进鼓浪屿，领略一个侨商家族百年的历史沧桑，也展现出鼓浪屿这一独特地域的文化内涵与迷人魅力。

　　所谓陪楼，是指鼓浪屿别墅的一种附属建筑，它“紧挨着主楼，就像佣人站在主人身边一样，敛声敛气的。从外形上看，陪楼与主楼浑然一体，可内部装 饰、用料却全然不同”。小说以陪楼为题，从流落到鼓浪屿的婢女阿秀——一个像陪楼一样栖身于鼓浪屿别墅中，也在陪楼度过了一生的女子——一生的遭际出发来 展开叙事，上起鼓浪屿沦为万国租界之后的1920年代，下迄经历了近30年改革开放洗礼的新世纪之初。作品历史跨度大，视野恢弘，但结构却颇为精巧，在构 撰这样一个宏大的家族题材小说时，作家没有采用常见的长河小说的样式，而是撷取这个典型的鼓浪屿侨商大家族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来展开情节，并将叙事重 点聚焦于抗战爆发，厦门沦陷，日军占领鼓浪屿之后的历史阶段，着重表现在民族危难面前，鼓浪屿人的苦难、忍辱与抗争，塑造了阿秀、二龙、维娜、地瓜等一批 鲜活的人物形象。

　　小说从故事结构到人物形象塑造，颇多可圈可点之处，然而，这部作品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关于鼓浪屿特有的文化气质的诗意书写。作为一个风景秀 丽而又具有特殊历史文化的岛屿，它不光拥有阳光、沙滩、海浪等美丽的自然风光，它还有着深厚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文化气质，这种独特气质既复杂又单纯，既开 放又保守，既柔顺又坚强，既吃苦耐劳又享受生活，华洋杂处，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在此交汇，而正是这样的文化土壤与氛围孕育出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鼓浪儿 女。

　　说鼓浪屿文化复杂，是因为这里聚集了多种文化因子，闽南文化、西洋文化、南洋文化、宗教文化等在此碰撞、融合，如小说中的龙家，家庭成员信奉着 不同的宗教，龙老太太笃信佛家，龙家媳妇安韵珍则信奉基督教，但佛祖与基督在此并不矛盾对立，并没有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出现所谓“文明的冲突”，作为第 三代的龙维娜甚至拜完佛祖拜基督，因为他们似乎找到了不同宗教的相通之处，那就是人性的善良与宽容，从而回归到一种单纯的理想状态。

　　作为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组成部分，鼓浪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20世纪初，沦为了西方列强竞相争夺的公共租界，但也因此而获得了更早接触西方现 代文明的契机，至今仍随处可见的西式建筑与钢琴岛的美名显然与此相关。除了因列强的侵入而被迫接受强势殖民文化之外，因地缘关系，隶属闽南文化的鼓浪屿人 也是最早主动走到外面的世界去打拼的一群人。正像小说中所说对于这里的人来说，出国是家常便饭，成年男人大多会下南洋谋生，龙家第一代、第二代就是这样， 而龙家第三代龙维娜的丈夫向子豪则是去海外求学，并在学成之后仍留在国外大学工作。但不管是出国挣得了多少财产，或是取得了多高的学历，他们最终都会选择 回到家乡，并且恪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娶妻生子，延续家族传统，小说中说鼓浪屿人的婚姻一般都不会走出鼓浪屿。

　　鼓浪屿人的性情是柔顺的，龙博山在婚前原有自己心仪的女子，但仍遵父母之命与门当户对的安韵珍成婚，安韵珍虽目睹丈夫与他人生子，也仍与丈夫相 敬如宾，并一直照顾其私生子，除了基督徒的容忍与善良使然，其性情的柔顺也是重要原因。作为第三代的龙维娜虽不愿遵从父亲的安排，嫁给自己并不喜欢的国民 党军团长左千，但在龙维娜的反抗之中并没有我们在多数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惯常见到的那种青年一代为寻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而表现出的对于旧家庭、旧伦理的决 绝与叛逆，而更多是一种温和的反抗。但是，当面对外辱时，鼓浪屿人又表现出如海边碉堡般坚固顽强、绝不妥协的一面，“无论海风、潮汐如何改造、侵蚀”，都 不可改变的执著与坚守，作品着力塑造的抗日英雄二龙、阿敢等是这样，就连龙老先生这样温文尔雅的老绅士，在日军要抢占他的家园的时候，也不惜以生命的代价 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像许多以下南洋而开启家族发展并聚集财富的侨商一样，鼓浪屿人都有着不同于内陆农耕文化安土重迁的海洋文化性格，即便是富裕之家，男子长大之后 都会离家出外闯荡，而女子则守望家中，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在作品中，这种闯荡与守望，或为家，或为国，无怨无悔，代代相传，不会因家境的贫富而改变，表 现出海洋文化开拓、进取、务实的一面。同时，鼓浪屿人又是最浪漫，最会享受生活的，熔铸中西风格的精美建筑，美丽的海岸线，动听的音乐，古老的民俗，随处 可见的绿树繁花，这些美丽的细节在小说中俯拾即是，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则是作家对于家庭音乐会、中秋博饼等鼓浪屿家庭所特有的日常生活场景的精细而传神的 描摹。

　　透过小说看鼓浪屿文化，会发现潜藏在那些美丽的自然风光与带有小资情调的人文景观背后的一种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这既是鼓浪屿文化本身的独特魅 力所在，也是作家对于以鼓浪屿为代表的闽南地域文化的卓越贡献。《陪楼》，既是一个鼓浪屿侨商之家的家族史，也是一部百年鼓浪屿的人文志。

　　袁雅琴并非厦门本地人，她前些年才从湖南长沙调入厦门工作，作为一个外地人，书写厦门文化，有其天然的劣势，也有其优势，劣势显而易见，主要是 对厦门乃至整个闽南文化的不熟悉；而优势则在于，任何一个外地人，在面对异地文化时，总是先天带有一重比较的视野，从而能敏锐地感知在地文化的特质，而不 会有久处其中、司空见惯的漠视与迟钝，或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遮蔽和无视。由湘入闽的袁雅琴以深入而细致的案头准备与田野调查克服了自身的劣势，并以一个“新 厦门人”对厦门文化的挚爱充分发挥了优势，从而书写出这样一部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