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淑琴：河边记事

　　“刘大奶奶，刘大爷，刘大奶奶穿红鞋……”。在我懵懂的记忆里，这句基本上没有语意内容，只是把“爷”和“鞋”两个毫无关联的谐音字用一种显著的颜色连接起来，昭示一个农妇穿戴爱好的童谣，算是我最早的“文学创作”了。

　　刘大奶奶确实爱穿红鞋。

　　我们村的东边曾经有两条河。先是永定河的支流，再是永定河的主流。支流和主流之间是一道又长又宽的沙岗，沙岗的斜坡上长满了灌木丛和野草。灌木丛里是开着粉红色小花的“郎当叶”。

　　不知道和关公有什么关系，沙岗上有一块地方叫“关公堂”，刘大奶奶的家就住在那儿。西叉河水小的时候，奶奶便领着我走过河上的搭石，到河东拔野菜或采“郎当叶”，顺便带我到刘大奶奶家去玩。这是沙岗上唯一的小院儿，院墙是灌木扎成的篱笆，院子里一间用河卵石垒的小房，抹了一层薄薄的黄土泥，一盘土炕占了屋子的多一半。每到秋凉了，刘大奶奶就不再烧院子里的灶火，而是把屋里的地炉火升起来，从此，暖烘烘的炉洞里总是烤着金黄的窝头，牛筋似的红薯，有时还有香甜的年糕。屋旁边是一个装农具的棚子，棚子后面有一棵黄金桃树。一次正赶上桃子熟的时候，刘大爷给我们摘了满满的一篮儿，我拿起一个，咬一口，甜极了。

　　不知道刘大奶奶和刘大爷是哪里人，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荒无人烟的河边沙岗上来的。河边沙土地里的庄稼是他们唯一的寄托。虽然叫爷爷奶奶，可他们的年纪并不算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没冬带夏，刘大奶奶总穿红色的布鞋，有时候是绣花的，有时候是一色儿的红色，就连冬天穿的骆驼鞍毛窝也是红色的。刘大奶奶的红鞋是对这荒郊野岗的一个绝好点缀，像荒野里盛开的两朵艳丽的野花；像黑夜里两盏行走的红灯；可后来又成为印在我幼小心灵上的两片鲜红的血迹。可能是女孩子爱美，而红色又是美的象征，每当我和奶奶走进这个荒寂的小院儿，我的眼睛总是盯着刘大奶奶的脚，确切地说，是鞋。终于，有一次，当刘大奶奶从院里迎出来的时候，冲击视觉的两道红光随即点燃了一束稚嫩的灵感，我顺嘴溜出：“刘大奶奶刘大爷，刘大奶奶穿红鞋……”，并一遍遍地重复着。刘大奶奶听着我随口瞎编的歌谣，笑着拍着我的脑袋说：“好你个小鬼丫头，你大奶奶这辈子没别的嗜好，就是爱穿个红鞋。”接着是一阵穿透荒野的爽朗笑声。刘大奶奶为什么爱穿红鞋？后来我想，这可能就是一个贫困的农村妇女追求美好的最佳方式，是热爱生活之情怀最抢眼的宣泄，就像《白毛女》中的喜儿追求一根红头绳。

　　刘大奶奶和刘大爷没有孩子，但他们却有一只大黑猫，很像动画片里的黑猫警长。一身油亮的黑毛，肚皮和四个爪子却是白的。白天，这只叫“大黑”的猫在刘大奶奶的土炕上睡懒觉，可天一擦黑，就到河边抓鱼。人都说猫自私，嫌贫爱富。可是，大黑却不，它抓了小鱼自己吃，抓了大的就叼回家来。开始我不相信，后来吃到大黑叼回来的大鲤鱼，我才从心眼里佩服这只如此忠于主人的猫。

　　一年夏天，接连下了好几天大雨，永定河发水了。大水一直淹到村东的桥房子。父亲的好水性是村里出了名的。白天，他不顾母亲的劝阻，从汹涌的河水里捞出了几根木头。夜里，“咕咚”一声把我从梦中惊醒。父亲把一只羊扔在地上，又是从河里捞的。我还听父亲说，刘大奶奶家的庄稼都让水淹了，刘大爷疯了似的从齐腰深的水里抢出点没熟的玉米。发水以后，那只大黑猫两天没回家，刘大奶奶急得到河边找，自己却让洪水吞没了，刘大爷只从河边找回一只红鞋。听到这儿，我用破被子蒙住头，哭了。就在这一年，孤苦的刘大爷和我家都入了村里的高级社，成了“社员”。

　　最后一次走上那条大沙岗，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已经成为村干部的我到“关公堂”一带检查生产。刘大奶奶的小屋早已坍塌，桃树底下多了一个坟头。桃树老了，苍皱的树干流着一串串胶液，像刘大爷浑浊的泪。以后，我离开了村子，西叉河的水不知是哪一年干的，河道早已变成了“滨河公园”和鳞次栉比的楼群。

　　岁月风干了湿润的河床，记忆的涟漪总在心头荡漾：同时给了人们恩惠和灾难的河水；河边草丛里的小虾；石头底下的河蚌和泥鳅；沙岗上苍黄的小院儿；勤劳的刘大爷和善良的刘大奶奶；还有那只大黑猫和刘大奶奶的红鞋……

　　【作家简介】

　　马淑琴，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门头沟区作协主席。在《诗刊》、《人民日报》、《北京文学》、《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报刊发表诗歌数百首。著有诗集《放歌京西》、《山月》、《不朽的风景》、《炊烟扶摇》和散文集《书琴散文》等。作品获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55周年佳作奖，新中国成立60周年优秀奖(一等奖)，获一、二、三连续三届首都五一文学奖等。数次收入诗歌年选和各类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