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被遗忘的那些事》（节选）

　　作者嗜好清史，爬梳史料，厚积腹笥；注重溯 本清源，形成独立见解。自上世纪80年代初，即为海外报纸撰写了大量文史专栏文章，多年来笔耕不辍，其文章亦散见于国内报刊。且形成作者固有风格和文笔。 文章虽未必成一家之言，但亦有拾遗补阙之益。集中之文，深入浅出，力求严谨。不仅史料丰富，亦不乏趣味性，如关于北洋水师的系列钩沉、林则徐与道光皇帝的 始信终弃、四公子的轶闻逸事、诗僧苏曼殊的风流倜傥、秋瑾绝命词的唏嘘悲怆、袁世凯洹上垂纶的韬晦诡谲、唐英与唐窑的传奇历程等等，跌宕起伏，引人遐思， 颇值得一读。

　　四公子杂考

　　中国历史上屡有“四公子”之称。早在战国时，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魏之信陵君，便被呼为“四公子”。汉朝的贾谊在《过秦论》中称“四公子”是“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可见“四公子”是一时俊彦的美称。

　　明末也有“四公子”，即冒襄(辟疆)、陈贞慧(定生)、侯方域(朝宗)、方以智(密之)，皆为复社中人，以诗文飘逸风流倜傥而名冠天下。在孔尚 任《桃花扇》剧中对这“四公子”皆有生动的记叙，可见名声之盛。尤其冒襄、侯方域分别与江南名妓董小宛、李香君的缠绵悱恻，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清末和民初也各有“四公子”，其声名亦曾显赫一时。清末四公子一般指谭嗣同、陈三立、徐仁铸和陶拙存(一种说法认为不是徐仁铸而是沈雁谭，见 《梁实秋怀人丛录》)。《一士类稿》则认为是谭嗣同、陈三立、陶拙存及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彦复。书中还记录了一种说法，认为四公子中陶拙存应为福建 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不过谭嗣同、陈三立、徐仁铸三人是无异议的。

　　谭嗣同、陈三立、徐仁铸、陶拙存四人在当时都是钟鼎玉食、肥马轻裘的官宦子弟，如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为湖南巡抚，陈三立之父陈宝箴是湖北巡抚，徐 仁铸之父徐致靖为户部侍郎，陶拙存之父为两广总督。而这四公子也几乎是大清朝的“臣子”，如谭嗣同是江苏候补知府、四品衔军机章京，陈三立是主部主事，徐 仁铸是湖南学政使。但他们都无意于功名利禄，而醉心于维新变法。这四公子在当时与康有为、梁启超相呼应，锐意变法图强，很为时人所瞩目。戊戌变法失败后， 谭嗣同决心以血激励后人，在北京菜市口刑场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含恨赴死。陈三立、徐仁铸皆以“招引奸邪”之罪褫夺官职。他们的父辈陈宝箴、徐致 靖也受到牵连，以保荐康梁“奸党”之罪，一个被摘去顶戴花翎“永不复用”(陈宝箴最终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前被那拉氏密诏令他自尽)，一个被那拉氏下旨押 入天牢“永远监禁”，后因义和团之变，犯人都作鸟兽散，狱卒劝他回家，他不肯自行逃走。那拉氏回京后听说认为他老实，才放他出狱隐居。民国以后，徐仁铸的 叔伯兄弟徐凌霄、徐一士在报纸上连载《凌霄一士随笔》，专谈清末掌故，对他们的那位“仁兄”每有唏嘘之笔。老一代的名报人徐铸成先生，也是他们的同族，生 前在香港出版《旧闻杂忆》，亦谈及过徐仁铸及四公子的逸闻。

　　四公子中以诗文称誉者为陈三立，他是清末诗文宗伯和“同光体”的领袖人物，是当时有名的“海内三陈”之一。后来清廷开复他原职，他却拒辞不受。 晚年在北京时，曾拒绝伪满洲国和北平日伪统治者的拉拢，拒不下水，以85岁高龄绝食而死，其爱国气节极为时人所钦佩。他的两个儿子陈师曾、陈寅恪，一为大 画家，一为国学大师，也是极有名气的。《辞海》中陈宝箴、陈三立、陈师曾、陈寅恪一家三代同入传，足见陈家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清末四公子入传 《辞海》者，除陈三立外，还有谭嗣同与徐仁铸。

　　民国初年以后，也有四公子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报章上，“四公子”大名是屡屡提及的。这四公子是：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和当时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卢筱嘉。

　　四公子当时都是20岁上下，子因父显，风云一时。1922年直奉第一次大战之后，孙中山先生曾与奉系、皖系订立策略性的反吴佩孚的三角联盟，这 四公子便互相酬酢，为联盟穿针引线。除孙科、张学良二公子，卢筱嘉、段宏业二人却不太为世人所知。其实这两人都是典型的公子哥。卢筱嘉一生最“烜赫”之举 当为大闹上海共舞台、痛打黄金荣一事，这是当时报纸的头号“要闻”，其实起因只不过是为了看戏捧坤角。段宏业在四公子之序中虽非骥尾，但却最为默默无闻， 他不像袁世凯的“储君”袁克定那般醉心于“接班”而出入政坛。据说他擅长下围棋。段祺瑞一向自命纶巾儒将、纹枰高手，还养了一批棋手如潘朗东、过旭初、顾 水如、吴清源(吴氏在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等陪他下棋。徐铸成曾谈过，据说某次段“执政”兴致之余试其子棋艺，自以为稳操胜券，不料“鏖战”之后，老子竟 然败北；“执政”也全然不顾体面，一气之下将棋盘掀翻，指着段公子大骂：“你这不肖子，什么都不懂，就会胡下棋！”不过，像段公子这样挨顿骂恐怕还算好 的。据吴清源先生家属回忆，段“执政”第一次与吴清源对弈也输了，只是一言不发拂袖而去，但包括吴清源在内的所有清客当天却不给开饭了(陪段下棋的清客们 除月支大洋外，每天是必管饭的)。这点就不如过旭初聪明，段祺瑞下棋有个特点：赢得太多或故意输都会令其生气。过旭初经段宏业介绍与其父下棋，两盘输一 子、和一局，段“执政”大为高兴，马上答应留下过旭初当清客。段公子虽然“什么都不懂”，但也不亏大节。段祺瑞下野后，不买蒋介石的账(段祺瑞是蒋入军官 学校时的老师)，也拒绝日伪拉拢。临终时嘱咐其子：“别跟老蒋掺和”，段公子果然照办。1949年全国解放后，段公子由人民政府安排生活，得以安享晚年。 四公子中只有张学良将军最长寿，以百岁高龄而逝。

　　如晚清四公子一样，民初四公子说法也不尽相同。

　　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蒋纬国实际是戴季陶在日本时的私生子，后交蒋介石抚养)、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孙中山秘书金某的 儿子金定国；四人的名字均为孙中山所起，寓“经纬安定”之意，且互结金兰。但四人在当时并非活跃人物，也无名气，尤其金氏之排列颇为勉强。

　　已故的南社老人郑逸梅先生说四公子是张学良、卢筱嘉、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寒云)、张季直(张謇)之子张孝若。民国年间名负一时的大诗人林庚白则 认为“四公子”并无袁克文的份儿——而是孙科，他的理由是：民国五年以后，袁世凯已非风云人物了。笔者曾请教过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沈醉，记得他认为是：孙 科、张学良、段宏业、袁克文。

　　还有一种较为广泛的说法是：张学良、袁克文、溥侗、张伯驹。此见于张伯驹著《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但笔者以为，袁克文、张学良、溥侗、张伯驹四 公子说法之形成，主要源于北方的北京；并不同于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筱嘉四公子有政治背景和显赫身份，张伯驹只是袁克文的表弟，溥侗也不再是王侯而是 沦为票友，张伯驹、溥侗加上张学良、袁克文都是以玩乐风流闻名，故此称之“京华四公子”也不无道理。

　　溥侗号红豆馆主，是清恭亲王奕的孙子。辛亥革命后，失去了“铁帽子王”的衣食饭碗，只以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加上变卖祖产为生。尤擅昆曲，是京津名票，还在燕京大学开过戏曲课。可惜晚节不终，汪伪时下水当了汉奸，任职于“考试院”。抗战后潦倒以终。

　　张伯驹是袁世凯的表侄，其父张镇芳替袁世凯管钱。袁世凯曾培养他入“军官模范团”骑兵科，因不谙武事，做了银行襄理。张伯驹是极有名气的收藏 家、鉴赏家、书画家和诗人。多次花重金收购流失的国宝，后捐献国家。20世纪50年代成为“右派”，他的文采曾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周恩来还关心、安排他工 作。笔者年轻时曾去什刹海畔其寓所拜访过他，印象中他并不多言，经历过数场“运动”风霜，已不复“公子”的风采。20世纪80年代故去。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子，天生风流，极具才华，自比曹植。他是诗人、书法家、鉴赏家、名票友，因反对其父称帝而博得人们的同情。被袁世凯软禁后，从此穷困而死。袁克文的儿子袁家骝和儿媳吴健雄，都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

　　四公子的“传统”后来一直延续到台湾。“四大公子”是“副总统”、“行政院院长”陈诚之子陈履安，及连震东之子连战、钱思亮之子钱复、沈宗翰之 子沈君山；父辈皆是高官，本人皆为公子哥，后来基本从政，如连战历任“行政院长”、“副总统”，现为国民党名誉主席。不过，也有一种说法，台湾“四公子” 中沈君山应为宋楚瑜。

　　有趣的是，20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女“四公子”，都是当时著名的女作家：庐隐、王世瑛、陈定秀、程俊英，因为名噪京华，遂被时人呼为“四公 子”。到了20世纪90年代北京亦流行“四公子”之说法。记得1994年吴祖光之子吴欢写了一篇文章介绍“四公子”，发表在《北京晚报》。笔者只记得有他 自己和万伯翱，别的两位记不清了。万伯翱、吴欢两位都是笔者的朋友，都是影视剧作家，出过书，有名气。吴欢只不过借“四公子”写了四个人，却很别致，所以 这篇文章颇有影响。但据伯翱兄说却招致了其长辈的不满，这是后话了。

　　清末三才女

　　清末有“三才女”，即吴芝瑛、徐寄尘与秋瑾。这三才女都曾互换过兰谱，不仅互相倾慕，而且生死相托。

　　三才女中秋瑾是佼佼者，所作诗词慷慨悲壮，又喜击剑走马，自号“鉴湖女侠”。后来参加光复会，组织反清起义，不幸事泄被捕，在刑讯中不吐一字，惟书“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慷慨就义。而其他两位则为秋瑾之名所掩，其实吴芝瑛、徐寄尘也是极有才气和肝胆的。

　　吴芝瑛是当时极享盛誉的女书法家和诗人，在清季闺秀中鹊起文名。她是安徽桐城人，为晚清桐城派大家吴汝纶的侄女。其夫乃无锡举人度支部郎中廉 泉，曾办文明书局，印行过大批珂罗版碑帖书画。吴芝瑛书法秀丽遒劲，书名冠绝一时。并曾抄录经文、古碑、古诗及自写诗30余种行世。因与其夫寓居西湖小万 柳堂，故以自署。故世人又尊称其为小万柳堂夫人。

　　吴芝瑛与秋瑾小住京华时的故宅都在南半截胡同，因而相识。吴芝瑛清高自诩，“于时人少许可”，却独倾倒于秋瑾。吴芝瑛曾赠其对联曰：“英雄尚毅 力，志士多苦心。”秋瑾亦有诗赠吴芝瑛云：“芝兰气味心心印，金石襟怀默默谐。”可见二人倾折之情谊。后来吴芝瑛又资助秋瑾东渡日本留学，并赠诗一首： “驹隙光阴，聚无一载，风流云散，天各一方。”秋瑾殉难10日后，吴芝瑛即写《秋女士传》，继而又写《记秋女侠遗事》。至今仍为研究秋瑾的开山史料。其中 颇有史太公笔法，如述她宴秋瑾，“女士拔刀起舞……歌数章……歌声悲壮动人”，可见其人其襟抱。秋瑾墓之营建，亦得力于她。吴芝瑛后来在北京的煊赫一时的 快事当为她上书袁世凯，劝其勿恋帝制。后来琉璃厂坊间曾出过吴芝瑛上书的刊印本，题为“万柳夫人上容龛先生书”，“容龛”为袁世凯室名。

　　秋瑾确有侠气，有持佩剑照，英气逼人。她爱舞剑，曾与徐寄尘饮酒豪谈，兴起舞剑，问徐：“我如古时何人？”徐答：“子好兵器，刚毅英勇，如孙夫人(刘备妻)……”

　　徐寄尘为浙江石门宿儒杏伯老人女，为南社社员。本名自华，因少年守寡，儿女早殇，孑然一身，故别署“寄尘”。她素承家学，师事南社大诗豪陈巢 南，自号忏慧词人，著有《听竹楼诗集》《忏慧词》《秋心楼诗词》等。寄尘与秋瑾结识于南浔女校，一见即各自倾倒，日夕谈论家国之事，遂定兰契之盟。随后与 秋瑾赴上海办《中国女报》，吴芝瑛那时也由北京迁家沪上。吴芝瑛、徐寄尘二人在经济上多方资助《中国女报》。报纸停办后，秋瑾回浙江组织起义，寄尘尝与其 密侦杭州城厢内外径道，绘为军用地图。二人谒岳坟时，秋瑾相约若因事泄赴义即请寄尘埋其骨于岳坟侧。后秋瑾因备义举竭于用资，寄尘慨然将家产悉数变卖交与 秋瑾。秋瑾大为感动，脱臂上翡翠腕环相赠为纪念。秋瑾就义后，寄尘冒风雪渡钱塘江，于昏夜秉烛文种山，将其遗骨舁至杭州西湖，买岳坟侧地安葬，又含泪写了 碑文。当时吴芝瑛正在病中，闻耗大恸，写《秋女士传》等诗文哭之，又亲笔书就“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的墓碑及墓志铭。寄尘后来又与南社同人结秋社和办上 海竞雄女校(竞雄亦为秋瑾之号)，以示继志。寄尘待秋瑾之女长成，将腕环交与，并撰《返钏记》。当时中学国文课本曾入选此文，其感情真挚，令人为之动容。 上了年纪的老人大约还有印象呢。

　　(摘自《清朝，被遗忘的那些事》作家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