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需要与实践先行——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实践（1921—1927）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其工作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发展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发动工人农民组建工会农会，确定在风云变 幻中的应对策略，以及后来的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中的战略方针等迫切事务方面，对于文艺工作，还没有来得及予以独立的关注，没有做出组织化的关于文艺工作如 何进行的决定。

　　这一判断在这一时期的中央文件中也得到了印证。1921—1927年间，中共中央文件中谈到宣传工作的不在少数，还有几个文件是专门讨论宣传教 育的，但是，对文艺工作却几乎很少涉及，更不会予以专门的关注。查阅这一时期的中央文件，往往是在谈到宣传工作时，会把借助于文艺的通俗易懂特色作为宣传 工作的途径之一而加以提及：

　　已有的《工人周刊》及《劳动周报》当尽力推销于工人及党员之间。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当尽力运用《前锋》《新青年》《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等之材料，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

　　当尽力编著通俗的问答的歌谣小册子。

　　本党中央的或地方的出版品，须切实登载关于职工运动的消息和论文；过去本党的定期刊物，都不免犯了一个共同的毛病，不是文字太艰深，就是空发议 论，不切事实，很少登工人的投稿，最近虽然有些进步，但是还未能普遍的群众化。根据过去经验，只有画报最能影响工人群众，各级党部以后应注意发刊工人画报 的工作，而各种刊物必须注意插画一栏。

　　宣传方法，当注意利用画报，标语，歌谣，幻灯，小说式的文字等项，好能改变乡村传说神话而把我们的宣传附会上去，不要做毫无兴趣的机械式的讲义式的灌输。

　　在这里，第一段引文是专讲宣传教育工作的，第二段和第三段则是1926年9月，于大革命高潮时期分别论述工农运动的工作方针的。三个文件所涉及的，还是浅表性的通俗化的文艺形式，歌谣、插画和画报，对乡村传说和神话的改写，文艺工作还很难占据独立的相当的位置。

　　不过，这并不说明文艺工作在党的实际活动中所占据的比重之轻微。相反，在工、农、兵各方面，文艺活动都是随着运动的开展而开展的。实践先于理论，需要决定生产，此之谓也。

　　彭湃开创乡村革命文艺的新篇章

　　在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历史中，彭湃是最早的开创者，他也是最早在乡村中开展革命文艺活动的开创者。彭湃(1896—1929)，生于广东省海丰县 海城镇，中共早期领导者和革命家，广东农民运动的领导者。这位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曾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的翩翩学子，却在中国最早地投身于农民 运动。他1921年5月从日本回国，不久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长期在广东从事农民运动。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22年6月，彭湃就 脱下洋装到乡下去进行乡村宣传，旋即组织了中国最早的农民协会“六人农会”，领导海陆丰和广东全省的农民运动。国共合作期间，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 和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并于1924年7月，在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将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推广向更广大的乡村。大革命失败后，彭湃任 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等职，后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牺牲。

　　彭湃的走向乡村，可谓历尽艰辛。最初他到乡下去向农民作宣传，遭到各方面的反对和农民的冷遇。在他的家中，众叛亲离：“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 算作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担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家里的人听说我要做农民运动，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 是恨我刺骨。”来到乡村，满腔热忱地向农民进行宣传，却几次都遭到冷遇，不但无人喝彩，而且无人理睬。用他的自我反省来说，“一来我对农民所说的话太过文 雅了，好多我们说来农民都是不晓，所以就把许多书面的术语翻译作俗话，二来是我的面貌身体服装与农民不同，农民惯受了面貌服装不同者的压迫和欺骗，一见我 就疑是他的敌人；二者表示阶级不同，格格不入总不欢喜和我接近。”

　　为了能够毫无障碍地与农民沟通，彭湃可谓煞费苦心，编写了一批通俗易懂的歌谣，教给农民传唱，既朗朗上口又切近现实。例如用海丰方言写作的《田 仔骂田公》：“冬呀！冬！冬！冬！/田仔骂田公！/田仔耕田耕到死/田公在厝食白米！/做个颠倒饿，/懒个颠倒好！/是你不知想！/不是命不好！”另一首 诗歌则更具有民歌风味：“山歌一唱闹嚷嚷，农民兄弟真凄凉！早晨食碗番薯粥，夜晚食碗番薯汤。”“半饥半饱饿断肠，住间厝仔无有梁。搭起两间草寮屋，七穿 八露透月光。”

　　在农会活动中，他把用广东方言表演的时事剧推广到乡村，在农会宣传部下设粤剧团。在他的一篇农会工作报告中记载，“本年(1923年)旧历正月 二十，该会发起开农民新年同乐大会，到会会员达五千余人，鼓乐喧天，极一时之热闹。该会宣传部白话(广东话)剧团演《二斗租》之农村悲剧，当一贫农被田主 之侮辱时，状最可哀，观众悲愤交集，会场为之鼓噪，而年迈农夫睹此，不觉老泪夺眶。”追溯既往，在“生平年表”中，彭湃参与白话剧团的活动有数次记录：彭 湃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就曾经在海丰组织白话剧团，演出《打倒帝国主义》《朝鲜亡国恨》等节目，进行抵制日货和救亡宣传。1922年3月，彭湃在广州 参加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组织的白话剧社，剧社由谭平山任主任，彭湃等负责配景并担任演员。该剧社曾上演过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6幕话剧，可惜剧目无存。在 党创建初期，彭湃最早将文艺宣传与党的工作结合起来，积累了最早的实践经验。

　　李求实编选第一部《革命歌集》

　　党较早关注的，还有具有广泛群众性的便捷而易于普及的革命歌曲。1926年，秋实(李求实，又名李伟森，早期共产党人，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 编选了《革命歌集》，由中共的出版机关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收入《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国民革命歌》《赤潮曲》《二七纪念歌》《纪念五一歌》等，共 辑有诗歌(配曲谱)15首，其中一部分是他自己创作的。秋实在《序言》中写道：革命歌曲是革命军的生命素，是它无可抵御的炮火刀剑，是它的无限的生命力的 源泉，宣示了全世界千万受压迫民众的痛苦，宣示了他们数百年的沉冤和表现了他们全部所有的不可侮的力量与宏大的志愿。《革命歌集》中的一些歌曲，曾经在黄 埔军校、北伐军和红军中传唱，《少年先锋队歌》就一直唱到了20世纪40年代。

　　周恩来和黄埔军校的文艺活动

　　与此同时，在接受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影响的军队中，士兵俱乐部得以建立，军队中的文化工作和文艺活动受到重视。最典型的是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的 黄埔军校。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黄埔军校学生入学后学唱的第一支歌就是《国际歌》，周恩来组织了“血花剧社”(取“烈士之血，主义之花”之意)，共产党 员陈赓、蒋先云、李子龙等都是剧社的活跃分子。“血花剧社”以宣传革命为主要工作，以青年军人的高尚革命理想和娱乐性的演技为依托，其表演充满救国激情。 演出的剧目主要有《血泪湖》《黄花岗》《还我自由》《鸦片战争》《革命军来了》《马上回来》《联合战线》《沙基血》等，剧情和表演大多朴实、真挚、感人。 剧社经常将革命斗争的生动题材(基本上由左派文艺家提供)，如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军阀怎样摧残百姓，资本家怎样压迫穷人等编成活报剧演出。剧社的日常 事务由李之龙负责。李之龙天生就是一个搞文艺的材料，早在少年时期他就热爱戏剧事业。在黄埔军校期间，他常对其他演员说：“枪炮只能攻城，艺术可以攻心， 搞戏剧工作就是革命。”剧社演出的很多剧目都是李之龙自编、自导、自演的。“由于文化水平较高，其他剧社成员也参与编写剧本，严格实行按照剧本念词，每次 上演剧目前要经过多次排练，方才开场。”除了日常在校园内外的演出，他们还在革命军的两次东征中配合群众宣传而进行演出。在北伐战争之前，他们到学校、友 军、群众团体公开演出达50余场。

　　西北国民军中的女子宣传队

　　在接受了孙中山革命政策之后，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国民军中，有大批共产党人在活动，同时也在国民军中开展文艺工作。李大钊曾经亲赴西北和冯玉祥会 谈，在军中建立俱乐部的建议就是李大钊提出的。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1926年9月，从苏联归来不久的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布他和他的部下参加国民革命， 和他一起从苏联返国的中共党员刘伯坚，担任了国民军的政治部副主任，并且在西北军中迅速开展政治工作。同年11月，中共中央给刘伯坚写指示信，答复刘伯坚 关于请调10位女政工宣传人员的要求，“女同志尤其一个也不能派去，他们到那里无工可做，并且不能过那里的苦生活”。

　　不过，事实却与中共中央的这种保守态度相反。据当时在西安接受刘伯坚领导、做党的工作，以美丽著称的秦德君回忆，翌年春天，西北国民军参加北 伐，出师河南，冯玉祥示意她组建一支女子宣传队，以女子从军激励军中官兵英勇作战，并且当场拨款1200元作组建女子宣传队的经费。“总政治部宣传处陶金 熔设计做了一面‘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女子宣传队’的红旗，旗帜一打出去，妇女们纷纷要求参加。当时有规定，国民革命军不能携带家眷，因而军事头目们的夫 人、小姐都来报名，还有女教员、女护士、女医生、女学生等等，组成了娘子军队伍，浩浩荡荡地随军出发了。”这支娘子军欢欣鼓舞地高唱《国际歌》随军前进， “为国民军作文艺演出，唱歌跳舞，慰问伤员”。女子文艺宣传队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宣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