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改编何以成为新的经典——近十年现当代文学经典改编与舞台呈现

陕西省人民艺术剧院《白鹿原》

《老舍五则》

　　长久以来，文学经典以其典范性、权威性等特质吸引着观演双方；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改编与舞台呈现因其在历史与现实文化语境中思、诗、史的交融 更是备受青睐，构成了当代戏剧舞台上令人瞩目的戏剧现象。近10年，众多经典文本改编与舞台呈现弘扬了经典文本的文学高度、人文价值和艺术品位，彰显了编 导演等戏剧创作者的经典阐释能力与艺术创造力。与此同时，面对一部部差强人意的创作，不能不令人深思：经典文本改编后的舞台呈现如何才能同经典原作一样成 为传世之作，经典改编何以成为新的经典，这无疑是每一位创作者，也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经典阐释：原创性与神似

　　从阐释学角度而言，每部经典文学文本向舞台演出本的转化都是以新的叙事方式对经典进行阐释与创造；就戏剧而言，最终的舞台呈现往往源于编导及主 创团队足够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功力。无论是面对老舍笔下独具神韵的城与人、奇女子张爱玲笔下绵密的意象和繁复人性，还是面对陈忠实数十万字的鸿篇巨制……在 整个再创造中，最需要的是创作者“才、胆、识、力，四者交相为济”，特别是作为主创，“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 不能自成一家”。缺乏“才、胆、识、力”，难以产生令人刮目的“心思”，难以在既有本文前“取舍”自如，更难以成就“自成一家”的风骨和神韵，也就难有上 乘的改编与搬演。

　　当然，成功改编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尊重原作。经典改编与舞台呈现首要的美学原则就是忠实于原作的创作精神。近10年多数创作已证明，原作照搬未 必是尊重，大幅改动未见得就是背离。演改编者和威尊重不是机械复制，更不是曲意逢迎或肢解；而是在契合经典文本精神的前提下，与原作者深度对话，是两者间 的会意与神交；而且，一定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再创造。如贝拉·巴拉兹所言，“如果一位艺术家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艺术家而不是个劣等工匠，那么他在改编小说为舞 台剧或改编舞台剧为电影时，就会把原著仅仅当成未经加工的素材，从自己的艺术形式的特殊角度来对这段未经加工的现实生活进行观察，而根本不注意素材所已具 有的形式”。曹禺对巴金小说《家》改编的经验同样道出了，经典改编成为新的经典往往被忽视的二度创作中的原创性。曹禺说：“应该把改编看作是一种创造 性的劳动，改编同样需要有生活。”布鲁姆认为：“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经典改编只有拥有了创造性元素，即具有了再生 性，才能证明其强大的生命力，才有可能成为新的经典。我国古典戏剧中的《赵氏孤儿》是、《牡丹亭》是，现代小说《生死场》和《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改编与舞 台呈现也是。

　　尽管贝拉·巴拉兹把原作视为素材，布鲁姆强调原创性标志的陌生性，但是在舞台呈现中一个不应回避的事实是：演出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为剧作家和观 众效劳，因此，既需要找到剧作家在剧本中的精神状态，还需要接通观众的内心生活。这意味着要通过经典作品内在精神的挖掘，实现原创精神的当下反映，而这些 也正是经典恒久性的标志。在这方面小说家王安忆对《金锁记》的戏剧改编为我们提供了典型的案例。前不久进京演出的陕西版《白鹿原》道出了中国人所普遍保有 的中国式情感与经验，在原创性中国式故事中为探寻我们民族古老而神秘的生命与心理场域提供了一份导游图。但小说改编后的舞台叙事，很多生命悸动和性灵深处 的感悟显得薄弱，无形中阻碍了陕西人艺《白鹿原》更生动的气韵、更精深的思想。

　　经典是记忆艺术，是人文思考与审美价值赖以生存的基础；它传递着时代精神又超越时代的局限性，是民族文化的精神抵达。纵观近10年内地现当代文 学经典改编，不难发现，老实厚道者不在少数，很多编剧和导演似乎认认真真地当起了原作的“搬运工”，把剧本中的文字复制在了舞台上，二度创作中主创者的艺 术创造力乏善可陈。究其原因，除了创作能力不足外，难以排除的就是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一旦困顿于既得利益之中，被其捆绑，戏剧作品往往充满了功利性，造成 灵魂审视与精神关怀的缺失，这样的创作在当代舞台比比皆是。经典改编中也不乏实例。

　　舞台建构：审美自主性

　　一部作品成为经典的必要品格之一即其独创性美学价值，换言之，拥有审美自主性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在舞台创作中，审美自主性主要体现在对 舞台形象的审美感知与艺术创造，即舞台艺术的审美建构。在经典文本全新解读的基础上，如何将解读的内容生动化为艺术样式，建构富于想象力的舞台形象是舞台 创作中的重要课题，也是经典改编的挑战性所在。在近10年既有经典改编的上乘之作中，无不体现着创作中主创人员的综合实力。相反，被经典捆住手脚，陷入原 作既有的现实主义、象征、表现等陷阱之中，往往带来经典阐释与舞台呈现的偏失而误入歧途。这种现象不同程度存在于北京人艺版《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 以及《活着》和《推拿》等改编与呈现中。

　　以《我这一辈子》为例。剧中大量独白替代了对话，没有连续的故事甚至没有冲突，片段式倾诉取代了连贯性剧情，散文化取代了戏剧性追求。演员歌队 营造的音乐气息，加之回溯“行走”式的追忆等无不为剧作添加了一份厚重的沧桑感、凝重感。但是，过密的心思、过度的意象导致意象堆砌，甚至混杂，使剧作和 观众不堪其重。李六乙等主创的探索精神令人钦佩，遗憾的是，探索的执著却导致了创作心态不够松弛，艺术上太过较劲而远离了自由超脱的创作状态，无缘于“无 意于佳乃佳”“本色而出色”的艺术妙境。

　　《我这一辈子》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话剧的创作态势。张岱批评明代戏曲创作“只求热闹，不论根由，但要出奇，不顾文理”的通病在现今剧坛时有 发生。以《活着》为例。这部剧现场火爆、演员卖力，然而，余华小说中的深意却在热闹中被消解，只得到浅表化舞台表达；先锋表象替代了本质上的新锐品质，鼓 噪的视听搁浅了小说文本深蕴的悲悯情怀，对时代和现实的批判力度与超越意识无形中被削弱。对世态准确把脉、对时代深切关注与言说无疑是审美自主性重要的精 神支点，与之水乳交融的是创作的批判意识和超越精神。创作中往往批判意识越深透，超越精神就越健硕，舞台形象也更饱满。反之，很难不留下遗憾。在这方面 《老舍五则》不乏可圈点之处。在改编中，没有着意于老舍笔下人物的性格和经历，而更着力于叙述人物故事的舞台呈现手段，相声、戏曲演唱甚至武术表演，特别 是北京曲剧团演员的加盟让整部戏具有了京味的“魂魄”，成功地保有了老舍对人性锐利的剖析和入木三分的批判。

　　经典改编和舞台呈现，是文学个体的想象纳入一个集体舞台创作；是从抽象到具象，从文字内在向外在舞台呈现的转化。缺乏审美自主性，使部分当代戏 剧多下乘皮相之技，无力诠释经典名著上乘的思想意蕴，难以实现超越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而这种超越精神，恰恰是心灵建构不可忽视的精神 维度。批判意识和超越精神薄弱，则难以胜任经典改编与舞台呈现的重任，更难成精品艺术。

　　舞台语汇：个性化时空表达

　　在经典名著文学叙事向舞台叙事转化中，“空间的表达”尤其关键；即：如何将戏剧“空间”在一定的演出“时间”里生动地建立起来，将空间的艺术跟时间艺术勾连，从而构建舞台上富于美学意味的个性化时空表达。在具体操作上，往往体现为个性化舞台形象和视听语汇的构建。

　　作为空间艺术，舞台上的视觉语汇，其作用不仅在于描写剧情的环境，更是一种有意味的意义符号，呈现着全剧的意义指向。上乘的舞台布景和灯光设计 等已经超过了为戏剧表演提供支持的层面，它们往往是戏剧表演的视觉和空间体系结构，能够揭示剧的深层意蕴。因此，陕西版《白鹿原》关中特色的牌坊显赫地悬 于舞台中间，灰檐、祠堂、窑洞、草屋、老树……符号化的视觉语汇尽显关中风情。这些舞台布景既是实在之物，同时又有明显的象征意味，从不同层面烘托、渲染 了舞台情境和诗意氛围。而且，与白鹿原这个典型环境中白嘉轩、鹿子霖等典型人物有机交融，成为全剧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红玫瑰与白玫瑰》剧中有意味的舞台 呈现，莫过于三个主要人物都由两个角色扮演的“分裂与组合”式设计，以及玻璃长廊的舞美装置。随着剧情的展开，玻璃门组成的长廊将舞台空间进行了黄金切 割，隔成了振保婚前婚后的两个时空，一边是振保与圣洁的妻白玫瑰孟烟鹂的家，一边是与热烈的情人红玫瑰王娇蕊的爱巢。而且，正如导演田沁鑫接受媒体采访时 所言，由玻璃通道隔开的两个空间“象征着男人的左右心房：一边怀揣着社会责任，一边向往着内心渴求”。于是，穿梭于两个时空之间的男人振保，在红白玫瑰之 间，在情与理、理想与现实之间，穿梭着、撕裂着——在穿梭中撕裂，在撕裂中穿梭。对男人振保的同情、对女人娇蕊和烟鹂的怜爱映衬出田沁鑫对人性犀利的剖 析，及其救赎意识与悲悯情怀。正是对人类情感的揭示使张爱玲这部经典作品跨越时空，小说的魅力和舞台呈现的创造力完好嫁接。

　　与视觉语汇相辅相成，作为时间艺术，音乐语汇是戏剧中听得见的“灵魂”；他们的主要作为在于建立主人公的情感逻辑和整体舞台形象。如何处理其间 微妙的关系，直接关涉戏的精神走向和美学趣味。以明戏坊改编的老舍小说《离婚》《我这一辈子》《猫城记》为例，三部戏几乎都是“穷困戏剧”，极简的舞台、 精当的音乐语汇，或曲剧、京韵大鼓、或京剧锣鼓点过度，自然得当，品质不俗。这样的戏，姑且不论其从“史”的角度能否成为经典，创作中“思”与“诗”的有 机融合，已使之表现不俗。而音乐语汇和手段帮倒忙的首推《推拿》。剧中多媒体和通俗歌曲频繁使用搅乱了演出效果，音乐、多媒体等舞台视听语汇无法彼此兼 容，使舞台呈现落入俗套，甚至杂乱无章，更奢谈舞台艺术的完整性。

　　当然，经典文学文本经由舞台叙事成为舞台演出，其成功与否需要一个漫长的经典化过程，远非即时性的戏剧现象。实践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改 编与舞台呈现是其精神品质、艺术审美和民族特色的当代演绎；更是民族与国家文化认同的建构行为。只有从时代的世态人心和生命与真理的永恒追问出发解读与诠 释经典文本，重构戏剧审美，形成具有独创性与现代感的舞台叙事，才有可能成为具有丰厚的社会历史内容、带着深沉的民族辎重与宏阔的人文情怀的新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