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文学史》讲稿出版

　　“所谓史者，即流变之意，有如流水一般。吾人若将各时代之文学当作整体的一贯的水流来看，中间就可以看出许多变化，例如由唐诗演变下来即成为宋诗和宋词是也。……”

　　这是1955年9月，学者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开课“中国文学史”的第一讲。

　　当时坐在教室中的25岁学生叶龙，因受过速记训练，几乎一字不漏地记下了讲课内容。

　　时隔60年，这些保存完整的笔记得以整理出版。从《诗经》到明清章回小说，分31章，共12万字。

　　如此，今人有幸，坐在了钱穆的课堂上。

　　新亚书院的笔记

　　1949年，钱穆流落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起创办了新亚书院，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

　　其时他每学期开讲一两门课程，课目有《论语》《孟子》《诗经》《庄子》、秦汉史、中国通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思想史，等等。

　　“看上述课程如此广泛，相信中国自开办西方式大学以来，没有一位教授能同时开如此多不同门类的课程。”叶龙回忆说。1953年，他进入新亚学院读大学部，四年间修习了钱穆讲授的六门课程。

《中国文学史》 钱穆 著 叶龙 记录整理 天地出版社 2016-3

　　叶龙来自绍兴，听钱穆的无锡官话毫无障碍，不比其他广东来的同学，“听过三四节课才刚能听懂一两成”。

　　他回忆，钱穆备课极认真，每次都会带二三十张卡片，上课依卡片资料逐页讲述。就算讲同一门课，不同时期也会有诸多不同。讲课时间则很随意，少则一个钟头，讲得兴起了，三小时也是常事。“他讲得慢，在讲台上踱步，走过来讲一句，走过去再讲一句。我记起笔记来很容易。”

　　钱穆担心学生们跟不上，要助教余英时帮忙检查学生们的笔记，叶龙得了75分，是班里最高分。“之所以扣分，是因为余英时说我只知道记录钱先生笔记，其他参考书看得不够。“叶龙笑道。

　　叶龙出生于1928年，今年88岁。退休前，他是香港能仁学院院长，研究清代桐城派。在香港搬了十几次家，当年读书时的笔记本最舍不得丢，闲时常有翻阅。

　　钱穆视力尚佳时，叶龙曾先后十多次从课程笔记中摘出百余条寄给老师修改。钱穆总是很热心地改正后寄还。1990年钱穆逝世，叶龙遂把这些“讲学粹语”寄往台北《中央日报》刊出，以作纪念。

　　次年，叶龙整理出“中国经济史”的笔记，在香港《信报》开辟专栏连载两年。2013年，叶龙重新誊录、校订、注释的钱穆《中国经济史》讲稿出版。

　　2016年3月，叶龙整理的第二部笔记——钱穆《中国文学史》讲稿出版。在自序中他写道，他的目标是，“……为要把钱师所拥有的满腹经纶，让没有能在新亚书院听过课的同胞都能得到分享。”

　　“钱师一生从不重视衣食住等各方面的物质享受，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他只希望我们每一位中国人能多读一点中国的典籍，能多学习一些中国的历史文化，让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何等的伟大，他就于愿足矣。”

　　钱穆个性化的文学史

　　讲稿成书，所在多有。远至孔门弟子整理《论语》，近如曹聚仁笔录章太炎《国学概论》、罗常培笔录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叶嘉莹整理《顾随诗词讲记》，不一而足。

　　“讲课跟著述不一样，各篇之间，简单的可以是寥寥数语，详细的可以是细细考论，对均衡是不甚讲究的。而作为学生的课堂笔记，误听漏记也总是难 免。”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为钱穆《中国文学史》作序说，“但笔录自有笔录的好处。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些‘奇谈怪论’，见性情而 有趣味。”

　　比如，钱穆讲孔子，“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

　　讲屈原，“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离骚》是有怨，但屈原并非要讲给人听。”

　　讲建安文学，“到了曹氏父子，可说如到了冬天，一泓清水似的，谈的都是没有价值的，却生出了价值。”

　　讲陶渊明，“性格如虎，极为活跃，其诗更为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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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的思想主张向来以儒家传统为底色，故而他推崇文学的社会功用，要求文学有益于政治和世道人心，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是，“人格精神与时代打成 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他认为杜甫高于李白，陶渊明高于谢灵运。他亦说，“如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社会的现实人生也将死去最 有价值的那部分。”

　　他的讲法不同于上世纪中期文学史学界的主流看法，更不同于后来通行的集体修史教材。尤其，在他的笔下，常见若隐若现针对“新文化运动”的见解。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话说，“这是一本始终有一个‘假想敌’的抗辩之书”。

　　比如钱穆讲到他很推崇的建安文学一节，就顺便讲到，“现在生物已进化到人类，但其他动植物仍然不能不要。所以，有了白话文，仍然可以存在其他文体，不能单用白话文学史代表全部过去的历史。”

　　“胡适说：‘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因此我对此人觉得有趣，且万分同情。……五四运动之大影响，并非有一套理论，却是有一套新文学帮助，来吸引感动人。这是粗的俗的通俗文学，有力量，但这种问题并不能用来讨论严肃的文化思想。”

　　在最后一篇“结论”里，他又讲：“今日如有人说，某人思想落伍了，这不对。意见可以说落伍，可有反对、不同的；但知识是真理，是永远存在的，而‘落伍’‘潮流’等口号只是政治运动的玩意儿。”

　　人文学者刘再复对此书的评价是，“肯定是钱穆个性化的文学史，即体现钱先生独立不移的文化理念与审美趣味的文学史。”“知道钱先生的儒家情结是一以贯之的，但也知道，多读一些钱先生的书，就多一分清醒剂，既可避免激进，也可避免轻浮。”

　　“外行人写给外行人看”

　　“这本书的专业水准不高，在中国文学研究上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即便放在当时的环境中也是如此。” 在围绕此书的研讨会“我们需要读怎样的文学史”上，陈平原面对叶龙，直言不讳。

　　他认为，理解这本书必须要先理解它产生的环境。首先，“这是一部课堂实录，内容是为课程需要而产生的”。

　　陈平原曾查阅过新亚书院上世纪50年代开设的中文课程，有“大学国文”“历代文选”“中国文学史”几门。在这样的框架设置里，“中国文学史”只需做大线索的梳理，不必多做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所以讲稿中对许多重要作品只是一带而过。

　　另外，“也需记得1950年代去新亚书院的学生的水准，与30年代西南联大面对的学生肯定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要讲清楚中国文学史，自然需要降低几个等级。”

　　据叶龙回忆，新亚书院初创时期处处艰难，校舍付不起房租，教授发不起薪水，学生付不起学费。余英时参加的第一届毕业典礼，是在湾仔一家饭店的二 楼西餐厅举行的，可见当时学院经济状况之困窘。不少前来听课的学生都来自调景岭难民营，叶龙就是其中一个。他一直在新亚做“工读生”，读书之余，帮学校教 务处做做传达和文字工作。

　　“这是一位史学家讲的文学研究，又是讲给当时这样困窘的学生，可以说，这是一本外行人写给外行人的书。”陈平原说。

　　“但我这样说没有嘲笑的意思，这正是这本书的好处。越是如此，越可以见出钱穆在传承中国文化上面的坚持。在这样困难、偏僻、边缘的处境，他还在以一人之力苦苦支撑着其文化理念与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的学问不是最重要的，他的心情与关怀才是最重要的。更何况，钱穆本人追求的也不是某一门专业学问，他认为第一等的是‘通人’。他做到了。他在学术专业化的时代逆潮流而动，用自己的努力让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多一点点兴趣，这是令人敬佩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补充道：中国的传统是“文史不分家”，好的历史学者都能有好的文论。30年前他在大学读书 时也是这样的追求，读了大量的文学史、艺术史，要在广博的基础上做专题研究。“但今天的历史研究完全把中国与世界割裂了，把中国历史也都一段段打断了，历 史和文学史也互不往来。这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钱穆这本书可能恰恰反映出中国学术的本来面目。”马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