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当代文论重建新路径——“强制阐释论”引起文论界热议

　　“要做有思想的学者，说中国话。”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之“批评的理论与理论的批评——强制阐释论的提出与影响”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全国各地的中青年学者20多人参加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强制阐释论”提出者张江教授出席会议开幕式，他指出自己之所以提出“强制阐释论”是基于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重建，“说中国话”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对中青年学者们的厚望。

　　一年多以来，文学理论界围绕张江于2014年提出的“强制阐释论”，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回眸总结“强制阐释论”这一理论的关注点，大致包括：如何辨识当代西方文论、它对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如何、在西方文论的强势话语下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方向和道路何在。

　　指出当代西方文论的积弊

　　将当代西方文论的积弊归结为“强制阐释”，是张江的逻辑起点。他发表在2014年第6期《文学评论》的《强制阐释论》文章中，在回顾了20世纪当代西方文论的创造性成果和历史性进步之后，特别指出：当代文论的缺陷和遗憾同样很多。一些基础性、本质性的问题，给当代文论的有效性带来了致命的伤害。这集中地表现为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上，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强制阐释”。其基本特征有四点：第一，场外征用。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到文论场内，抹杀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致文论偏离文学。第二，主观预设。论者主观意向在前，前置明确立场，无视文本原生含义，强制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第三，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基本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逻辑谬误，所得结论失去依据。第四，混乱的认识路径。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既定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在他另一篇文章《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中张江还提到“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化的错位”问题，即理论的有限性也是我们在面对西方文艺理论时必须考量的因素。

　　“强制阐释论”的意义

　　国内文论界知名学者如周宪、朱立元、陈晓明等皆曾对张江提出“强制阐释”的意义，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肯定与估价，认为“强制阐释论”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西方文学理论进行了独到而犀利的剖析，提出了很多非常有价值和启发意义的观点。

　　在这次“批评的理论与理论的批评”专题研讨会上，中青年学者们也做出自己的判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主任丁国旗关注了当代西方文论转向中知识精英化倾向，不仅表现在理论的话语权掌握在少数以精英者自居的手里，而且还表现在这些理论往往通过为创作和接受设置“技术壁垒”的方式堵绝大众的介入，使文学艺术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仿佛它的存在不是为了供人理解和运用，而只是一些人用于炫耀才华与技巧的道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何光顺认为，“强制阐释论”重点就是要批判那种丧失了自我，丧失了属于民族性、时代性和个体性的强制阐释。即在张江看来，我们不应当用西方理论来阐释华夏民族的具体化的文学创作和生命体验，而应当是指向我们民族性和个体化的属于我的视、听、嗅、触、感的感知域的构建。

　　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江飞的《强制阐释论的“文学性”诉求及其意义与问题》认为，“强制阐释论”不仅鞭辟入里地批判了当代西方文论存在的问题和局限，而且为构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提供了方向和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一“私房话”(张江语)成为一个理论蕴含十分丰富的“母题”，激发了中外学界同仁的语言和热情，纷纷参与到与作者直接或间接的论辩之中，各种中外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的专题推介和研讨更使得这一热点话题持续发酵，成为一个重要理论事件。作为一个支点性概念，“强制阐释”确实能够比较集中地概括当代西方文论的病症之所在，有利于我们从普遍症候上对其进行总体认知和探究，这有利于消解其在国内的强势地位以及对它的盲目崇拜。

　　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基点

　　“强制阐释论”体现了中国文论学者构建民族文论的自觉。参加“批评的理论与理论的批评”会议的学者纷纷说，“强制阐释论”以其鲜明的价值立场、宏大的理论视野以及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必将有助于中国文论的建设与发展，同时也增强了学界进一步拓展其论争空间的理论兴趣与理论信心。还有一些话题从“强制阐释”延展开去，譬如反思古典文论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相关现象，也有人就“强制阐释论”存在的疏漏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庆卫认为，张江深刻地揭示了“强制阐释”的严重弊端，为此展开对西方文论的反思，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张江迄今对“强制阐释”的分析，也尚有一些不甚分明之处。一些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包括：“强制阐释”究竟是西方文论固有的一种内在逻辑，还是它在当代的一种理论冲动，或仅仅应归于具体理论操作上的误区？“强制阐释”能否在现有的西方文论思维框架下被内省、反思和遏制？“强制阐释”的问题，是否通过回归文本、回归民族文学批评传统就能得到解决？

　　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周计武忧心地表示，张江先生提出的“强制阐释”主要是针对晚近的西方文论，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局限于晚近的西方，也是中国文论和批评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大量引进西方文论的同时也出现了“强制阐释”，如用女性主义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的例子不胜枚举，用精神分析解读唐代的诗歌的例子也汗牛充栋。因此，“强制阐释”旅行到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就变成了一种双重形态：既缺乏对理论本身的批评意识，也缺乏理论应有的现实感。前者让理论变得封闭和专横，后者让这种封闭和专横的理论绝缘于现实的问题，从而最终失去理论应有的实践品格，让理论由活着的思想变成了死亡的装饰。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庄桂成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话语的关键词构建——对强制阐释论所提问题的思考》提出，张江把西方文论的积弊归结为“强制阐释”，那么，在找到问题症结之后，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如何推动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

　　张江认为，当代西方文论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差异、伦理差异和审美差异，这决定了其理论运用的有限性。他提出，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点应着力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抛弃对外来理论的过分倚重，重归中国文学实践；二是坚持民族化方向，回到中国语境，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文论遗产；三是认识、处理好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关系问题，构建二者辩证统一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