锚定青年一代的文学时空坐标——世界文学与国族经验表达

鲁院论坛

　　鲁迅文学院作为一所国家级文学院，是重要的当代文学现场，伴随着13年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培训工作，鲁院日益成为培养中青年作家和进行当代 作家、作品研究的重要场域。鲁迅文学院学术论坛正是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展开。最近，以“世界文学与国族经验表达——当下中国青年写作”为主题的论坛举行， 旨在以世界文学和国族精神表达的宏阔视域为背景，探讨当下中国青年作家的创作现状、困境及其可能性，对正处于创作旺盛期的中青年作家们给予建构性的启发与 指导。论坛邀请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鲁院教学研究人员以及鲁院第二十八届高研班(深造班)的作家们参加。

　　会议伊始，与会专家对于论坛主旨进行了概念界定和理论阐释。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邱华栋从比较文学著述《什么是世界文学》和《文学世界共和国》两本书的研究视域和思路谈起，认为这种研究是以世界的眼光描绘了 一种世界想象的文学地理学。中国文学就是在世界文学之中，无论是古代、现代还是当代，既受世界文学的影响，同时也滋养了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作家，与会作家正 是今天汉语文学、“国族经验”写作的生力军。如何在整体国际化语境和世界文学作为“他者”存在的境况下，思考并实践自身的写作，成为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 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郭艳谈到，新世纪以来中国青年写作日渐成长，出现了一大批实力作家，尤其是出生在1970年代的作家，他们已经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重 要生力军，创作出了众多颇具分量的文学作品，在中短篇小说领域做出了独具特色的探索与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创作赋予近20年中国青年写作 新的文学意味和审美价值诉求。当下中国青年写作开始显露出了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现代性美学特征，且将在更大范围内持续对汉语写作产生质变性的影响。与此同 时，中国青年写作者与古典文学兴观群怨、怡情养性的诗教传统断裂，写作既无法直接和庙堂国家接轨，又无法真正回到自娱自乐的文人文化状态。1990年代中 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文学则进入新写实的日常性书写，但是中国社会远未进入“历史的终结”，现代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方面依然有着众多未完 成方案，而文学似乎也自动终结对于宏大整体社会经验的反思和内省，全方位进入中国社会最为个人化的生存图景，新写实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开始了一个无法清晰 判别流派和现象的时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学发展格局中，针对当下的青年写作能够从个人化走向时代整体性经验表达，从地域的民族抒情走向国际的国族 精神建构表达，从现代中国人当下的生活走向人类精神价值谱系的思考与表达的呼唤越来越迫切。在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晏杰雄看来，国族经验这一概念可能为当下 文学创作实践提炼出一个新的关键词。所谓国族经验表达，可以理解为中国经验表达，站在民族国家的高度去表达时代生活的整体经验，从而为世界文学提供容纳本 国生活的国家文学，形成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国族经验表达首先是回应时代精神的呼唤，近年来我国文学创作的时代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梦的提出，中华文 化伟大复兴进程的向前推进，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全文发表，使以前含混不明的中国文学创作格局开始走向两个明晰的方向：一个 是文学本位意义上的生产精品，一个是国族经验表达意义上的中国经验书写。晏杰雄认为在当下谈国族经验表达就是呼唤中国梦的文学表达，中华文化复兴的原创性 实践，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学品牌生产。

　　为期一天的会议中，专家与作家们从社会文化理论、文学批评、创作实践等多个层面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索隐文学传统

　　与探赜时代表征

　　“70后”作家作为以代际命名的写作群体，刚刚在文学界出现时曾引来许多争议。20多年来，他们已经有了大体清晰的写作面目和各自的写作疆域。 独特的经验储备，娴熟的写作技艺，加之作家的独特禀赋，使得这一代作家逐步进入稳健创造的时期。从代际更迭的规律来看，他们的写作必然会与当代文学的未来 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代际理论”进行的文学批评实践遮蔽了文学某种层面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反思。《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以“70 后”作家魏微、朱山坡、徐则臣的小说为例，认为这些“70后”作家在表达国族经验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视角和历史感，以代际观察当代文学是一个重要的尺 度，但是同代际内具有的巨大差异性也值得我们思考。《小说选刊》副主编李晓东认为“70后”作家可以细分为以1975年作为分界线的两代，1975年以前 出生的作家与上代作家一起接受了充满“红色记忆”的革命教育，“75后”则更多拥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同步的成长记忆。

　　需要承认的是，以代际命名的“70后”作家遭遇的时代内涵与前辈作家远不相同，正如代际理论所认为的，代沟和代际冲突往往产生在时代剧变和震荡 的时期。“代沟理论”研究专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在我们这个社会流动日趋频繁的社会中，在教育和生活方式上，代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冲 突。”而且，“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新的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文学院教授、批评家申霞艳从个人体验出发，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原本上几代个人与集体、国家紧紧组成一个统一体的社会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国家用一系列 政策的方式把“70后”一代大学生和青年人同国家之间的联系放松了，使公民回到了“个人的位置”上。另外，“70后”一代经历着全球化多媒体时代，他们充 分地拥抱并接受世界文学的养分，他们行走在世界各地观察、交流、写作，这一切都构成了他们不一样的文学面貌和文学道路。历史的深度一定包含在人性中，包含 在具体的个人中，小说始终要面对的是具体的个人，活在一定的家庭、时代环境和历史境遇中的个人，“70后”在艺术上的创新就是书写了这样一个个具体人的 “个人史”，这是时代和历史选择和造就了这样一代的作家。但是“70后”一代在获得一定的认可之后，也被赋予更多期许。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丽军认 为：“70后”作家作为总体获得了认可，但是依然没有挣脱“70后”群体命名的困境，没有创造出具有个人精神地理坐标意义的文学作品。面临着先锋性品质的 流失、语言形式实验畏缩不前，呈现创作上温吞吞的气质，缺少尖锐性、先锋性品格；民族地域文化书写缺少人类性、全球性、文明转换的大视域，仅仅为故事性、 传奇性、地域性而写；对当代正在发生的重大现实生活、时代中心问题表达乏力或无力等等。

　　文学创作总是在继承特定传统、接受外来影响、面向时代生活等多重维度影响之下进行的艺术实践。“70后”小说家路内认为要谈表达国族经验，首先 要梳理对写作资源和文学传统的认知，就是自己的写作继承的是鲁迅、沈从文、赵树理还是张爱玲的书写方式、传统，与这些作家是否在精神面貌、创作风格构成对 话，还是今天的作家早已与现代文学源流出现不可调和的分裂？处于现代文学传统和未来的文学发展前景之间的我们这一批作家，建立“上下文”的关系非常重要， 中国文学史上曾经有一个意识形态扩大的问题，导致今天的中国作家似乎对意识形态场域采取逐渐避让的态度，但是，即使不再提倡政治性高于艺术性的意识形态图 解式艺术的情况下，中国作家仍然在当下的社会、政治、经历的整体实践之下进行艺术实践，这样一个文学的复杂性，作家应该认识到，并应足够尊重这种复杂性， 才谈得上把中国“国族经验”的复杂性传承下去。《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认为民族优良传统以及国族历史中的精髓，需要经过作家现代转化才能被世界接受。正如 “基因”是不可见的，优秀基因要用高科技的手段才可以发现一样，一个民族的优良传统同样需要经过转换、翻译，才能转化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为他人所接受。个 人经验也是如此，私人话语、方言经过转化成“普通话”才能被大众读者接纳，才能被世界接纳。这一过程经过了选择、淘汰、筛选，符合人类普遍发展规律才能被 中国和世界范围的读者接纳。梁鸿鹰则从认识时代和生活的角度，提醒作家关注“认识时代和生活”的重要命题，他认为现在中国作家面临的最大考验可能还是生活 的考验，越是拥有丰富的生活，作家通往写作的可能性也越大，如何弥补经验缺失的遗憾是写作者必须终身思考的命题。

　　中国的“辖地”奇观

　　与世界的远方镜像

　　自晚清民初“西学东渐”时期开始，人们就在世界和本位这个问题上争论频仍。本土经验是中国作家写作的精神底蕴，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 不是建立在丰厚的本土经验的基础之上。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中国作家不但要有深切的本土经验，也要具备宏大的世界眼光，这成为越来越多作家的共识。以 既定“东方学”视角关注我们的西方世界，一旦成为中国作家自我想象的远方镜子，中国文学写作又将走向何处？另一方面，处于全球化语境之中的中国文学，如同 政治、经济、外交等各领域充分参与和影响世界一样，中国文学也与世界文学形成了交流、对话的关系。特别是青年一代作家，他们采取了吸收世界文学创作养分、 与世界大师对话的创作姿态，那么中国作家如何更好地注视、反映、表现中国当下的生活，如何在关注和表现中能够为中国人提供一面面对自己的真实的镜子？这些 问题引起了作家和学者的思考。

　　《文学报》副主编陆梅面对今天的写作，发出了疑问：“对于文学，我能做什么？”面对那些中外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在“影响的焦虑”之下，作家难 免会有“凯尔泰斯之问”。陆梅认为一个写作者要拥有比普通人更好的道德水平，并在作出伦理判断之后仍投之以悲悯的态度，方能为文学赋予“超现实功利、现实 道德、现实视角，也超越现实时空的审美境界”(刘再复语)；写作者不能满足于探求细碎、肤浅的生活难题，而应该具有自我审判、自我剖析、深刻自省的反思能 力和“天问”精神。晏杰雄对世界文学和国族经验表达的思考涉及到当下创作的两个问题：一是地方性写作必须具有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背景，才能摆脱某一地方封 闭滞后的生活实录或奇风异俗的猎奇展览，而通向国族经验表达和世界文学场域，比如湖南作家对生活的叙写很诚实，具有扎实的写实能力，但缺少更加开放和阔大 的视野，习惯于在一个封闭的本土环境里埋头写作，可否倡导一种开放的、辩证的、融通的本土化写作，创造一种根植于湖湘文化、同时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的中国 书写形式。二是用现代主义之光镀亮当代中国作家的写实传统。中国当代文学有深厚稳固的写实传统，如赵树理、柳青、梁斌、周立波、浩然的小说，虽然在整体框 架上受制于政治的图解式表达，但在文学细部却体现了扎实的写实功力，洋溢着土地和生活的气息。新时期以来，宏大的写实传统被先锋小说潮流冲击之后，似乎已 经隐退，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下生活，我们亟需接续与创新这个传统。甘肃作家杨显惠属于当下文学写实的典范，他的小说中有细微可靠的写实品格，不需任何抒情与 告白，时代的悲哀自然在写实中弥散开来，这样扎实的写实在这个后现代主义时期尤其稀缺。

　　李少君简单回顾了中国当代诗歌40年的历程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向外学习；第二个阶段是向内寻找自己的传统；第三个是向下挖掘的阶段，出现 草根性、地方性、民间网络等等类型的诗歌；第四阶段是通过个人探索建立现代意义世界。他总结了“心”、“情”、“意”三个中国诗歌创作的美学范畴，艺术就 是“情感的形式”，“有形式的情感”，诗歌是最精粹的情感方式。已故旅美学者陈世襄认为中国文学传统是一个抒情传统，强调情感上的自抒胸臆，“抒情精神” 为中国乃至远东文学传统的精髓。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也认为，中国抒情诗擅长“从自然万象中提炼若干元素，让它们包孕于深情之中，由此以创制足以传达至高之境 或者卓尔之见，以融入自然窈冥的一幅图像”。因此，如何提炼真情对抗现代性对人的物化成为中国诗人别具一格的审美创作路径。

　　突破经验叙事

　　与抒写家国情怀

　　20世纪末，坚守个人立场、表达个人经验的个人化写作在对过分宏大响亮的公共经验的背反中出场。随着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失落和文学的边缘化，个 人化写作渐渐成了作家的自觉，一度遭受泛道德化批评的压抑与禁痼的个人化写作获得了合法性。个人化写作具有多重面向和追求，比如琐碎化的“欲望文本”和 “身体叙事”，采用“非历史化”的叙事方式，拒绝用历史整体主义的方式组织情节和展开叙事逻辑，更多从个人的日常生活的书写出发，以个人经验为感知对象和 感知方式等等。个人化写作潮流发展了近30年，其弊端与优势一样引起了批评者的反思。

　　《芳草》副主编李鲁平认为个人化写作是作家的创作心理、价值选择、看待世界的态度在一个剧变的时代做出的自然调整。这一转换有其积极的一面，如 对假大空、伪理想主义、对虚假集体主义的拒斥，对主体自身的生命体验的探索、理解、表达。但对隐秘的个人化空间的狂热，个人经验的重复和复制，对自身体验 的迷恋，造成了狭小的精神格局，阻碍了作家和读者实现真正的“自我”和建构充盈的“自我”。李晓东谈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告别革命、躲避崇高、消解主 流”成为文学叙事的三种口号，文学从宏大叙事转为个人写作，作品中只有群像没有个像，只有抽象没有具象，只有大我没有小我，以历史化的眼光来看，文学叙事 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文学艺术书写方式的解放和突破。但是时代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继续前行。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当前我国 文艺发展现状做出了总结、分析和论述，党的文艺方针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为什么人”转向了今天的“为什么事”，也就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当个人化写作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之后，作家理应进行反思，如何契合时代发展的主题，如何重新回归宏大叙事和中国文学传统中深厚博大的家国情怀。当然，回 归不是简单回到历史上的某个阶段，回到“某一种”宏大叙事类型，而是在今天寻找一种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写作状态，其具体的路径仍有待于作家们探索性的发 现。另外根据不同的文体特质，李晓东谈到，作家一般认为家国叙事是长篇小说的文体任务，但是如何在中短篇和微型小说精短的篇幅中彰显家国情怀、呈现宏大叙 事，在有限的空间翻出大境界来，才是多媒体信息时代文学的崭新特质。

　　日常生活的经验曾经为“70后”作家提供了大量文学想象，“日常”与“经验”不仅是写作的对象，也成为他们的审美及风格，甚至成为他们为时代所 做的注脚。然而，不少作家逐渐认识到“日常”与“经验”的局限与单薄。作家李浩谈到中国同代作家始终将世界文学的资源放置在自己的写作中，始终与世界文学 同步在场，对世界文学的了解，中国“70后”作家优于其他国家的同代同行。中国作家过分强调“经验”而忽视了虚构和虚构的可能，理应在写作中对虚构世界的 能力给予更多的尊重和关注。李鲁平着重分析了期刊作品中出现的大量同质化、平面化处理日常生活题材产生的原因，他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当代 生活，尤其是都市生活，不同于乡村或传统社会的生活世界，人口、资源、商品、货币、贸易频繁、密集的集中与流动，时间的程式化和空间的区域化，迅疾的节奏 和速度、超强的紧张和压力，公共生活的多样，个人角色的多变，适应生活的逻辑复杂，个体遭遇的多端，这一切对同为都市个体之一的作家，在‘熟悉程度’和 ‘感知范围’上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巨大的变革前，与无数都市人一样，作家个人生活世界的局限和其对生活世界的‘把握’局限同样明显。尽管如 此，他们有自己可以把握的熟知的生活世界，即自我熟悉和感知的日常生活世界。这可以看做是部分作品往往呈现的是狭小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原因之一。”

　　本雅明在那篇著名的《讲故事的人》中，指出了一种事实：“讲故事的人已变成与我们疏远的事物，而且越来越远。”本雅明对于现代小说家讲故事的方 式表示遗憾，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取代了古老的口耳相传的“交流”过程，成为单一单向地倾诉、讲述、告知，且讲故事的人保持离群索居的神秘与陌生。100 多年后的今天，丰富多样的消息渠道使得经验的真实性与可感知性似乎更加可疑。在今天的全媒体时代，人们身处在一个用信息编织的牢笼中，接受信息的渠道是一 群无名无姓的陌生人，无人对信息的真实负责，而大量文学创作止步于对牢笼中的信息进行再加工。新媒体文学批评家桫椤认为，今天人们所获得的经验是连同没有 身份的、不可见的网友们对事件的反应进入我们的头脑，形成了二手经验。但是，与那些古老的故事流传方式不同，当我们面对二手经验的时候，它激起的是我们的 理性反应，我们会在潜意识里运用自己既有的知识体系去解释、分析、辨别和批判这些外来的、没有亲身经历的经验，它调动的是我们头脑里的逻辑运算能力，以此 完成对事件的演绎、归纳和推理过程。亲身经历的事情完全不同，我们对直接经验的感觉是直觉，直觉所见的就是形象，是情感和审美的体验，直接经验给我们留下 了潜在的文学形象。网络或者媒体带给我们的二手经验，无论我们看了多少，都很难内化为我们自身的经验，充其量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认知能力的训练机会，而不能 与自我的情感和审美发生紧密关联。网上的奇闻怪事很多，看起来好像丰富了我们的经验，尽管这些事件是真的，但是对于我们自身来讲，这些不知所来、不知所往 的消息却是模糊的、冰冷的、枯燥的、虚假的，它并不与以情感维系的传统文化和道德发生自然联系。信息通畅、交流便捷的优势却带来了我们本能上对经验的拒 斥。当下的写作，针对网络经验写作的作品十分常见。但是这些作品的通病也非常明显：试图用文学表达对日常的理解，阐释人性的善与恶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但 这种理解和阐释充满了逻辑的理性，没有与自身的情感发生联系，因为并不关涉审美。因此，桫椤认为作家需要在网络时代开辟将事件转化为经验的新途径。打破信 息牢笼和壁垒，将自我解放到历史和现实之中，亲临文学发生的现场，为个人确立历史意境和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坐标，以在场的姿态体验人物的喜怒哀乐。

　　困境、突破、可能：

　　“70后”作家再出发

　　“70后”一代作家究竟在形式、内容、风格等哪些方面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人们对于这一代作家的认识和理解随着历史发展也随之变化。从90年 代登场时颇具消费意味的“美女作家”群，再到其创作的多样性被普遍认可，但是“经典化”程度不尽人意，受个人经验叙事的挟制而无法成为一代人的代言者、一 代人的生命记录者等等。郭艳从建构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角度谈到了“70后”一代作家对当下文学创作的贡献和缺憾，她认为这一代作家大多生活在一个相对常态的 社会环境中，且青春成长期适逢1990年代之后多元文化的氛围，由此，才有可能并必然地将视域从民族国家几十年的苦难经历延伸至当下现代个体平庸生存的具 体镜像中，并企图对这种新的现代生存方式进行打量与剖析，描述其中困扰现代人日常生存的生活图景与精神困境。由此在他们的写作中，世俗众生相在被呈现的同 时也被时代的功利主义所淹没，无数平面化的个体经验在表征了生活的同时似乎又无法真正言说生存的本质，小说技术日渐纯熟却面临着精神后撤的尴尬，同时一大 批写作依然和大众文化、欲望消费构成共谋关系，从而进一步让这一写作群体面目模糊，陷入群体性的写作危机之中。当代中国文学缺乏对于现代转型期常态生活的 同情之理解。文学破除政治意识形态束缚之后，在市场经济、大众文化和物质主义的语境中，极快地进入物化的个人主义，其落脚点是世俗生活欲望的满足与精神的 坍塌。张丽军认为“70后”一代作家在保持自我创作的艺术特质以外，还应该向生活、向传统、向前辈作家学习，创作上需要加强文化、民俗气质和历史气息，中 国是一个具有很强历史感的国度，中国的文学作品的深度是需要进行历史性深入挖掘的；需要深入生活内部的能力，作品中呈现的生活质感、生活细节、生命体验对 于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要勇于迎难而上，书写时代重大问题、现实问题，思索人类文明和历史未来的大问题，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我们正迎来一个人类 文明的大变革，作家是最敏锐的思索者，应该对人类向何处去、乡土中国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进行思索；需要坚持不懈的文学语言、形式的先锋性实验等等。上海文 艺出版社副社长谢锦介绍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历史传统和发展现状，她提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随着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发展和读者个性化需求的提高，传统出 版业在经过了黄金期的发展后，进入了增速放缓的深度调整期，面临着新的局面，上海文艺出版社坚持以长篇小说为主的大众文学读物是文艺社的立社之本，通过 “作家系列作品”的方式来集聚优质版权资源，出版中国文坛一线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作品系列，并进一步催生和收获他们的长篇新作。

　　与会的“70后”作家也表达了对写作的困惑，对同质化生活创新性体验的艰难，对自我向内挖掘力量的疲乏，创作中难以超越的自我重复等等问题。同 时，不能放松对创作标准的严苛要求，不能降低对自我创作经典的期许，成为“70后”作家的共识。路内认为，如同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 的新路径新参数一样，中国文学理应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新的“增长点”。“70后”作家应该对独特的中国经验进行有效地转化才有意义，找到独特的切入世界的 方式，而文学的成就和评价要看30年乃至50年的发展和影响，不可急于一时。作家林那北认为“70后”作家比自己这一代作家知识结构更加完整，成长的环境 也有了极大的变化，今天写农村故事的作品已经越来越少，越多越多城市的男欢女爱的类似故事大量涌现。赞同作家可以把坐标放大到世界、国族，但是同样不要忘 记写作要向内挖掘，同质化的作品可能来源于同质化经验，既然生活是同质的，那么只能改变看生活的方式。

　　新文化运动以降，文艺实践向来被看作是国族意识形态建构的最坚固的手段，更是一代代作家从中寻找我之为我、家之为家、国之为国、民族之为民族的 历史文化基因，与人民、国家和民族形成审美共同体，将历史、现实和集体的经验内化为自我经验，为个人书写寻找文学史价值，也为生活提供来自文学的精神支 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