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艺萍:记取赤子心曲

　　在时间上，我们离鲁迅先生远了，但在心灵上，我们或许更加靠近，相比从前能更平静地去体会他作品的好、体会他作品里的真，更深刻地感受一颗赤子心多么可贵 

　　敬佩鲁迅，敬佩的是他的光辉艺术成就和沉默而坚定的校订、译介之功，更该敬佩的是他不保留的赤诚，不犹豫的“剥脱”；重读鲁迅，读的是中国新文艺进程之初的精华，更读的是身在时代进程中不做无所谓的旁观者的责任感

　　今年适逢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与“鲁迅”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强烈地感受到，55年这一段并不算很长的生命时光里，能爆发出多么丰沛的创作能量；才能清晰地意识到，百年的光阴，能够在一个人生前身后聚拢多少纷繁复杂的解读。

　　至少到今天，鲁迅先生依然是说不尽的“鲁迅”。近来比较受关注的作品中，有剧作家用意识流的方式去探索“大先生”的精神世界，有学者沉静地去梳理鲁迅的“暗功夫”……喧嚣过去，鲁迅先生依旧。他不在教科书篇目存废的争论里，不在纪念馆门庭的凉热中，不在难以靠近、不敢触摸的神坛上，也不在动机可疑的流言蜚语里，而在那总量可观、耐得住百般回味的作品里，在那些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与中国走向现代的进程紧密联系的文字里。

　　历史总是延续的，而自20世纪以来走向现代的进程从未停歇，甚至比很多时候还更处在关键的时刻。所以，在时间上，我们离鲁迅先生远了，但在心灵上，我们或许更加靠近，相比从前能更平静地去体会他作品的好、体会他作品里的真，更深刻地感受一颗赤子心多么可贵。

　　(一)

　　我们今天纪念的是一位用丰富而有分量的作品说话的作家。

　　1918年5月，“鲁迅”与《狂人日记》一道在《新青年》杂志上面世。这是清朝覆灭后六年，“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提出的第二年，文学革命本身的主张尚在切磋之中，新文学正处于萌芽与准备，这时出现《狂人日记》这样一篇从语言到内容、形式都堪称现代的小说，就好比青铜冶炼技术尚在初试，就有人直接铸成了一件可以传世的重器。

　　从1923年《呐喊》集出版，到1926年《彷徨》集出版，《孔乙己》《阿Q正传》《伤逝》《祝福》等被读者反复传诵揣摩的名篇在这几年中陆续出现。1936年出版的《故事新编》集，则又是另一番探索风格。所以，后来的研究者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

　　不仅仅是小说。“旧事重提”的《朝花夕拾》、“独语”的《野草》，哪一部不是一种散文的新体式，哪一部没有读者为之痴迷？更不用提他几乎一手锻造出“杂文”这种文体，并把它带上了高峰。作为一个作家，他一生创造了太多“第一”，我们却不能仅仅视之为“拓荒”的功劳，而更该用心体会一位作家对于创作的自我要求。

　　(二)

　　我们今天纪念的是一位用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与审慎的判断说话的学者。

　　这可能是大众不太熟悉的鲁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如今做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不可绕过的存在。同时代的胡适说：“在小说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历代小说千头万绪，偏偏“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在这样的荒林中，要考辨出从上古先民的神话传说到晚清小说的源流，又要于有限的篇幅里作精当的品评取舍，胡适所说的“取材甚精”，不正是鲁迅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使然？

　　这样的敏锐，同样不仅仅是在小说领域，他对于版画这一艺术形式的介绍、倡导与扶持，更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木刻版画的产生与勃兴，使版画成为与20世纪中国的时代风云偕行、具有中国风格的艺术形式。举办讲习会、展览，编印画集，提供学习资料……他试图把当时世界美术中最贴近社会大众的优秀艺术家、艺术作品介绍给他寄予厚望的木刻青年们。而新生的木刻版画艺术，也如他所期待，在旧中国的土壤中长出健壮的新的芽叶枝干来，迅速蓬蓬勃勃起来。

　　但他并不滥用这种敏锐。相反，在学术上，他有意识地分外审慎，甚至因为“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而“力避”论断。同样是这个冷静的学者鲁迅，很早就提出，撰写文学史要“先从作长编入手”。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与《中国小说史略》“配套”的，是一系列需要坐冷板凳功夫的资料辑佚与古籍校订成果：隋以前的古小说资料集《古小说钩沉》，辑唐宋作品的《唐宋传奇集》，宋元以后的《小说旧闻钞》……尽管出于特别的考虑，他曾劝当时的青年们不要看古书，但他对中国传统遗存的整理，却一直在以这样沉默而严谨的态度进行着。

　　(三)

　　我们今天纪念的，更是一个一生都在思想着的中国人，一颗永不包裹的赤子心。

　　太熟悉这句话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过，熟悉不代表真的品尽了他“甘为孺子牛”的心曲。这里，就不能不想到他常被光芒四射的创作成就遮掩了的翻译工作。在他一生的成果中，翻译其实可以占到一半的篇幅，也花去了他多半的精力。据统计，他一生译有“15个国家77名作家225部(篇)”作品。为什么要以如此大的精力，俯首投身在翻译事业？或许和他整理校订古籍一样，有着沉默而顽强的理由。正如1934年他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

　　而在《拿来主义》一文中，他的心怀袒露得更加诚恳，也更加迫切——“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支撑着他倾力进行翻译的，正是这样“不自私”的“拿来”的热忱。期待着同胞能够吸取这世界的积极的给养，成为“新主人”；期待着这个古老沉重的国度成为“新宅子”；期待着他所致力的事业真正成为“新文艺”。

　　为了这样的期待，他愿意“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这里，我们更不能不谈到他后半生尤其注重的杂文。这种几乎与他合为一体的文体，带来了无数毁誉。这一点即使在他生前，也是清楚的。甚至很多时候，他也有意识地将这种文体与“文学”“创作”保持距离，用“短评”“杂感”多过“杂文”。但他偏偏一生不悔于此。这样的文体正合乎他的心意，能够让他全身心地与时代、与这个古国、与这个古国的国民展开对话，以恳切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竭尽其诚。

　　在《华盖集》的《题记》里，他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那正是他觉得“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他绝不回避，而是站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那飞沙走石的沙漠上，不避头破血流，“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这样赤诚的灵魂，何其珍贵。多年以后，诗人艾青写“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鲁迅对这片土地的爱，不就是这样？只不过他一向不以泪水来表现罢了。

　　在许多作品里，他确实留下一个战士的形象，但我们却不能仅仅只看到这样一个形象。从他的创作里，我们看到的是怎样一个灵魂呢？小说里有，散文里有，杂文里更有：他冷静剖析，无情嘲讽，但并不是冷酷的旁观，而是深蕴着同情。他甚至同样以自己为这样的对象。文章里战斗的锋芒越盛，未尝不是心里对更好的世界期待越深。“鲁迅站在路旁边，老实不客气的剥脱我们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实不客气的剥脱自己。他不是一个站在云端的‘超人’，嘴角上挂著庄严的冷笑，来指斥世人的愚笨卑劣的；他不是这种样的‘圣哲！’他是实实地生根在我们这愚笨卑劣的人间世，忍住了悲悯的热泪，用冷讽的微笑，一遍一遍不惮烦地向我们解释人类是如何脆弱，世事是多么矛盾！他决不忘记自己也分有这本性上的脆弱和潜伏的矛盾。”1927年，尚未与鲁迅谋面的茅盾已经在鲁迅的作品里看到这样的赤诚。也只有懂得这来不及包裹的赤子心，我们才能理解，1935年，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李长之为什么说，“恐怕不仅是我，凡是养育于五四以来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大都如此的吧。——我们受到鲁迅的惠赐实在太多了”。

　　有人说，多读一本鲁迅的书，就对鲁迅多一重认识、多一份敬佩。走近鲁迅，重读鲁迅，读的是中国新文艺进程之初的精华，更读的是那种身在时代进程中不做无所谓的旁观者的责任感。认识鲁迅，敬佩鲁迅，敬佩的是他一生光辉的艺术成就和一生沉默而坚定的校订、译介之功，更该敬佩的，是他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对同胞、对自己不保留的赤诚，不犹豫的“剥脱”。

　　而我们今天之纪念鲁迅，是纪念这位伟大的前贤给我们留下的丰厚精神财富，也是要纪念几十年来，我们在认识他、理解他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精神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