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我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乡土作家

　　“梁庄”之名太盛，以至于在公开活动上，梁鸿常常会被介绍为乡土作家。实际上，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梁鸿，在学术研究之余还写小说。日前由中信出版社推出的《神圣家族》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再加上前后脚推出的文学评论集《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读者面前的梁鸿，不再只贴有“乡土”一个标签。值得一提的是，《外省笔记》是梁鸿本人的博士论文，也即其学术专著的起点。借此次新版推出之机，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发现一个不同的梁鸿。

　　此“外省”非彼“外省”

　　腾讯文化：《外省笔记》是你12年前的博士论文，这次重新出版，回首自己的学术起点，有怎样的感慨？

　　梁鸿：肯定很感慨，重新反观自己生长的土地和土地里生长的精神，特别有意味。隔了十多年再看这本书，有些地方失之于轻浅，也有些观点看起来还挺新鲜，到现在还有启发。

　　腾讯文化：以批评家和作家视角来看故乡，有怎样的不同？

　　梁鸿：本质上有非常大的不同。在学术领域，“故乡”是一个可研究的课题，其中包含了人类的普遍情感。你会把它放置在一个语境里，在具体的政治、社会、文化、时代精神状态下去研究、去思考。我们对故乡的情感是外在的，当你研究时要有冷静的状态。当然冷静并不排斥情感。冷静、理性和情感，在“故乡”这个课题里其实是并置存在的。

　　腾讯文化：现在有人认为，年轻人对故乡的情感越来越淡漠了，你觉得这是怎样一种趋势？

　　梁鸿：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更细化一下。故乡是有多个层面的，每个人都有故乡，不管你是居住在城市还是乡镇。今天我们常常说到的故乡，实际有某种特指，就是乡村。所以在研究中，谈到故乡的时候，一定要有具体的情境，而不能笼统化之。即使今天的小孩，将来也会有故乡，只不过可能比我们现在理解的故乡会差一点。

　　腾讯文化：你在书中用到“外省”这个概念，我们经常能够在谈论中国台湾的文章中看到。“外省”在大陆和台湾的语境中，有怎样的不同？

　　梁鸿：台湾的“外省”有具体的所指和政治语境，说的是1949年以后从大陆去台湾的人。我论文里的“外省”没那么大的政治情景，泛指的是生活在北京、上海这些中心文化圈之外，又想涌进去的人。我说的“外省”，也指的是现代文学时期北京、上海两大文化圈之外，跟原来的中原文化、乡土文化都不一样。

　　故乡隐藏在每个人的情感内部

　　腾讯文化：尽管你曾经说过，自己并不是一个乡土作家。但是在很多关于乡土研究、创作的场合，还是会给你贴上类似的标签。你会觉得难以接受吗？

　　梁鸿：一个作家很容易被安上这种那种的名头。我确实真的没有对乡土、对那种风俗化的描写去作地域性处理。所以我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乡土作家，只不过关注乡村或者城镇生活更多一点，就像有些作家更关注城市生活一样。如果让我介绍自己，我觉得“作家”就可以了。

　　腾讯文化：有人认为现在已经没有纯粹的乡土文学了，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梁鸿：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纯粹的乡土作家确实少了，但如果一个作家想写大的、宏观的作品，还是要关注乡土、乡村。因为中国社会的矛盾还是纠结在这个地方，很多人性的形成也与此相关。

　　腾讯文化：写乡村的文学作品还是挺多的，为什么不如春节期间《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那篇文章引发那么大的社会关注？

　　梁鸿：可能还是因为那篇的话题性比较强吧，能引起普遍的思考，刚好又是春节。去年是博士回乡手记，那个爆发点引发了大家心里藏了很久的情绪。这也说明乡村的问题，还隐藏在每个人的情感内部。

　　腾讯文化：你的文章里也分析了“河南人被妖魔化”的问题。我想问的是，媒体在其中推波助澜的作用真的那么大么？

　　梁鸿：媒体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我这里说的媒体包含很多层面。“河南人”为什么会被妖魔化？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种恒定的农业文明，有其内在的稳定性、保守性。当这种农业文明突然遭遇现代文明，它里面种种的文化基因，比如爱面子、虚荣等等，都可能在河南人身上被夸大突出出来。所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两种文明的冲突，并不只是媒体的推波助澜。

　　我本人不会对“河南人”轻易做描述，每个人都是个体的，而不是群体的人。但当你在外部的时候又很容易说“河南人”怎样怎样，这种文化的总结性是大家常用的。实际上在这本书里，我最想做的，就是把这种集体性的称呼重新打散，让每个人回到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