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历史与现实的沉积层——2015年湖南长篇小说创作综述

　　黑格尔说：“史诗以叙事为职责，就须动用一件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的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1]从这个意义上说，2015年堪称湖南长篇小说创作的“史诗年”和“生活年”。随着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到来，革命历史再度以整体纪年方式楔入到当下后现代生活之中，以它的庄严和沉重，给我们轻逸的生活带来红色意义的启示。历史似乎有自我复活记忆的功能，在这个具有历史纪念碑性质的年份，湖南长篇小说的史诗品格再度得以激发和弘扬，集中出现了何顿《黄埔四期》、邓宏顺《铁血湘西》等一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充分呈现长篇小说的长河性质，形成本年度湖南文学的丰美收获和沉郁底色。作为中国文学的“别一个国度”，2015年湘西长篇小说创作再度显示非常原创力，以对地方历史文化的深度开掘创造文化史诗与生活史诗，深入汲取地方文化的源头活水，记录古老的自然文明在现代转型时期的阵痛与迷惘。以于怀岸为代表的湘西作家致力于开掘湘西历史文化的岩层，笔触返回民族或个体的童年记忆，又产生《巫师简史》《白河》等一批有份量的作品。除对历史文化的深层开掘之外，2015年，湖南文学作为主体的直面当代现实的创作力量也在继续扩张和发酵，于图书市场历练出来的社会写实小说并没有在通俗化道路上执迷滑行，而是于沉潜中自我优化和深化，呈现出回归生活本源和文学本体的可喜之势，产生张小牛《因为狗》、彭海燕《红裙》等一批更具纯文学品格和严肃文学气质的佳作。

　　在创作获得多维度进展的同时，本年度湖南长篇小说的期刊转载和发表也取得不俗成绩。刘萧的《筸军之城》被《长篇小说选刊》2015年1期转载，阎真的《活着之上》先后被《中华文学选刊》2015年2期、《长篇小说选刊》2015年3期转载，王青伟的《度戒》被《长篇小说选刊》2015年3期转载，肖仁福的《平台》被《中华文学选刊》2015年5期转载，何顿的《黄埔四期》发在《收获》2015年长篇专刊春夏卷，舒中民的《非常救赎》被《啄木鸟》2015年1、2期连续重点推出，赵燕飞的《香奈儿》发在《芳草》2015年11－12期。对于纯文学创作而言，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在期刊选载或发表是体现作家创作实力和高度的表现，也是衡量一个地方文学水准的重要标尺。2015年上半年，湖南有四部长篇被国家级文学选刊集束式选载，何顿长篇《黄埔四期》发表在高档次刊物(后获第二届路遥文学奖)，是湖南长篇创作实力在国内文学界的集中展示，意味着我省长篇小说创作近年已获得实质性的提升，具备了进入国内一线作品行列的场与势，作家受关注正从地方走向全国文学视野。

　　一、革命小说：书写活的历史

　　与中国革命史的塑形、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有关，中国当代文学在“十七年”时期就形成了特征鲜明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模式。关于这一创作模式，洪子诚有精辟的界定：革命历史小说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这类小说，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性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性，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2]也就是说，历史本质揭示是目的，宏大叙述是方法。在艺术上也相应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如遵守线性叙事与因果逻辑，采有二元对立结构、塑造中心英雄人物，发挥教育说教功能。这类小说包含根深蒂固的史诗性追求，影响深远，成为此后几代中国作家的集体无意识，几乎每一个当代作家都希望写出一部反映历史本质的大河型作品。即使进入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随时代变迁可能更换了，但史诗情结仍不可释怀，在某种意义上，1980代长篇小说仍是时代政治意识和社会集体情绪的表达。但正如巴赫金所说：“长篇小说是唯一的处于形成中而还未定型的一种体裁。建构体裁的力量，就在我们的观察之下起着作用，这是因为小说体裁的诞生和形成，完全展现在历中的进程之中。”[3]]1990年代及新世纪以来，由于市场经济时代的全面展开，革命历史小说模式在原有大的框架下发生悄悄的变异，粗大红线型模式被加入更为丰富的元素，这是新时代对长篇小说主流模式的冲刷和渗透，历史的沉积层逐步被开启了。这种变异在2015年湖南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上有鲜明体现，已跳脱十七年形成的革命历史小说传统，较多地呈现了包孕在必然性中的偶然性元素与活的素材。一方面越过真理表达的规制，搅开历史底层的沉积物，掺入了纪实性、传奇性和生活化元素，丰富了长篇小说的史诗品格；另一方面，把湖南地域文化和地方性格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日的民族精神对接起来，从文化深层阐释了抗战胜利和中国革命胜利的精神依据。

　　何顿的《黄埔四期》是本年度湖南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采用个体命运映现时代波澜的方法，用恢宏与精细的笔法叙述了湖南籍黄埔四期生贺百丁、谢乃常在抗战日期与解放后两个时期的人生经历与命运遭迹。正如保罗·麦线特所说，“超越现实的时空界限”和“包含历史”明白无误地表现了史诗传统的两个方面。[4]这部小说具有鲜明的史诗品格，人物众多，涉及到相关历史人物一百多位，既成功刻画了中心人物贺百丁、谢乃常，也再现了环绕他们的黄埔四期人物群像及居于时代中心的相关人物；时间跨度大，从北伐革命时期写到改革开放初期，既写战争岁月他们的英雄壮举和隐忍曲折，也写文革时期命运的跌宕起伏以及日常生活悲剧。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把时代的历史与人的历史深度融合，从而构造出一部活的历史。以这两名具代表性的国民党将领人生为线索，还原出上海“一二八”抗战，淞沪大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一二次会战、昆仑关战役、赴缅参战、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等悲壮的抗战历史场景，以密集的充满正能量的战争叙事向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献礼，提醒公众牢记容易被遗忘的历史。与此同时，小说本身也是写人的生活和人的命运的，哪怕写时代重大事件和大场面的战事，笔触始终落在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个人的心灵世界，有不少人性化的描写。如贺百丁在国民党内部壮志难酬，谢乃常在文革中安享长沙市井生活，都可以感受到大历史下个体生命的温度。他们的性格也体现了湖湘文化的不同侧面，贺百丁主要体现湖南人的刚烈血性，“若果要中国灭亡，除非湖南人先死绝”在他身上得到最好的应验，以不怕死精神在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上叱咤风云，所向披靡；谢乃常主要体现湖湘文化的传奇性和浪漫性，每到生死之际右眼皮就会跳，在云南任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期间打了一场场神出鬼灭的伏击战，当然他的性格中也有英雄气。我们知道，何顿早年是国内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人物，以对城市市井生活的写真实描摹而著称。鲜为人知的是，何顿是红色后代和大院子弟，父亲是老革命，曾任湘南游击队领导。他从小熟听军队故事，熟悉军人人格和军队文化，内心形成牢固的军人情结，其革命历史叙述算得上从内部发言和表达。在《黄埔四期》中，早年艺术经验积累和深潜的红色文化基因得到天然自成的融合。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何顿对前期几十年人生和创作的交代，是一次表达全部人生深情、汇集全部艺术经验的大河式的艺术创造，事实上也创造了文学奇迹，创造了于他文学生涯来说也是纪念碑式的作品。在红色文化基因的激发下，早年创作实践所形成的写实能力得到充分深入地发挥，体现了超常的叙事能力和对现实的稳定的把握能力。整部小说的每个片断描写几乎都是精细精确的，富有质感，从而能够把宏大战争和日常生活写到细微层面，经得起现实主义文学经典标准的考量。这是新时期新写实小说流派对革命历史小说的深度参与，也许只有经过严格写实训练的作家，才有能力消化如此庞杂的历史资料，把握如此重大的历史题材。《黄埔四期》全文长达78万字，已在《收获》发表的压缩版也厚达200多页，即使放在当代文学史坐标和全国文学视野中，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文本，以其篇幅规模的宏大、历史内容的丰赡和艺术品质的高度，构成迄今为止对革命历史小说传统模式的体系性变异。

　　本年度长篇重要收获还有邓宏顺的《铁血湘西》，也是大篇幅，煌煌68万字，与《黄埔四期》相当，据我目力所及是首部对湘西近代革命史进行全景式大规模深描的厚重作品。小说从湘西王陈渠珍与匪首张玉琳结下的灭门家仇切入，以湘西纵队的始末为大历史主线，以张氏报仇历程为个人人生单线，牵引出大湘西从1929年至1949年二十年间各类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呈现各派党、政、军力量和地方武装在抗战和内战期间此消彼长的复杂关系，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经历挫折之后最终成领导者和决定性力量。“小说成其为史诗在于每一部都有一个伟大的中心主题和主人公。”[5]作者采用的还是革命历史小说的大框架，有几个主要英雄人物，讲述正义的革命力量在经历曲折之后最终走向胜利的故事，但在具体的叙述和表达中，体现传统模式所没有的一些新元素，同样是革命历史小说在当下的变异与丰富。一是以人物性格刻画为中心，通过一个个独具个性的人物的行动来展开重大事件。在传统革命历史小说中，人物服从于事件，通常是高大全的符号化人物，此书作者则着力在人物性格描画上下功夫，如地下党核心人物陈策、爱国前辈向绍轩，革命志士米月娥、瑶寨首领陈文武、匪首枭雄张玉琳、警备司令李楚藩、深明大义马公武、反复无常石玉湘、谨小慎微向承祖等等，总计一百多号人物，但凡出现者大都性格立体鲜明，人性体现深微多元，发散人间凡世意味。主要人物陈策性格坚毅，信仰坚定，又颇具人情味。张玉琳这个人物写活了，兼具匪性、生命活性和文明性等多重人格。二是遵循“性格决定命运”的写作法则，凸显出个体命运在历史风浪中的偶然性，在历史必然性之外带给我们浓郁的命运感。人的命运就在一念间，张玉琳在投诚共产党问题上的犹疑变化，决定了后半生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三是一部有文化的史诗作品，全方位掺入雪峰地方文化元素，由单一线条的革命历史叙述转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丰满叙述，为湘西性格及性格导致的历史场景和历史结局提供文化依据。把丧葬、歃血、放蛊、赶尸、召蛇、堂班等地域文化元素融入相关事件，使之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位苗女在警备司令威逼下给革命者涂西畴放蛊，后又辗转返回，为他解蛊，然后自已吊死在附近的茶林里。这位不知名女子的侠义刚烈，其实就是湘西文化性格的典型体现，从深层可以解释湘西的命运和历史。在艺术上，小说史诗性追求明显，绪章以张玉琳派专人快马向陈渠珍传递战书的场景起头，先声夺人，然后介绍湘西大局势，一一列举出1949年春天湘西发生的各种大事变，具体场景的文学性描写和重大事件的新闻式报道相对照，历史的锐利和场面的恢宏被和盘托出，具有史诗小说的开阔气象。此外还加入了传奇性、写实性、通俗性因素，结构布置类似章回体，每节的小标题抓人眼目，使这部具有庄严主题的小说变得好读和耐看。

　　相对《黄埔四期》的长时段全景式史诗叙事，贺辉军的《血沃梅山》只讲述了日军第47师重广支队在湘中腹地某村覆灭的事件，可谓抗战叙事的地方微型标本。村子由王、白、石三姓组成，多年来为争村名内讧不断，面对日寇仍分裂不和，以致村子遭敌人血洗。后幡然醒悟，合称碧村，组建碧村游击中队，协助国军彻底歼灭了敌人。小说通过军民合作、三姓合作的线索昭示了人民团结起来必然不可战胜的道理，但在大主题的统制下，作者具体展开的是梅山地区富有野性生气的民间生活。古梅山所辖新化、溆浦、辰溪等地宋代之前还没有被王化，没有受中原文化的侵染，本质上是一支原始巫性文化，至今仍作为原始文化的活化石保存在当地的生活习俗之中，地方尚武，刚烈火爆，人人都算得上一个“角色”。小说中那麻辣爽口的三合汤、粗野生动的方言、浪漫无忌的攀花习俗、成年男子之间的角斗格力、鲁莽之中透出的民间智慧，无不体现出梅山人的原始活力和本源血性。没有这些根于地方的文化性格与生活形态，大的崇高的主题就难以竖起来。这种勇武蛮性、刚烈不惧的地方性格在面对外敌入侵时激发了惊人的防护力量，与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的民族性格对接起来，是中国人民整体抗日精神中坚不可摧的南方文化基因。

　　谭仲池、朱赫的《生命签证》则致力于发掘中国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关联，从历史的烟云中发现了一位“中国的辛德勒”的身影。小说再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总领事何凤山在德国纳粹眼皮下冒险为数千犹太人办理签证的义举。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历史与虚构的互相映照。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作家充分发挥了文学的想象与复原作用，根据生活的体验，深入人物内心，用想象构思情节和对话，弥补史料的不足，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心怀正义的国际义人形象。用生活镜像式的叙述，再现了何凤山生活、工作的细节，使抽象化、符号化的何凤山重新血肉丰满起来，实现了小说在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其次，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对人物的滋养熏陶，昭示了中华文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价值意义。小说从始至终都自然流露着一种善与德，体现着中国人的博爱、友善、坚强与勇敢。中心人物何凤山身上体现的这种国际正义品格，正和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仁爱”、“和谐”、“宽容”相吻合。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美德，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在艺术上，小说结构设置颇具匠心，以何凤山冒险办理签证为主线，以游击队抵抗纳粹为副线，两线相互交叉，相互切换，共同推进事件发展，犹如音乐中的二重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将深藏历史的动人事迹演绎得淋漓尽致。语言富有诗意，故事就在情景交融、诗意盎然的意境中发展。

　　二、湘西小说：唤醒民族灵魂

　　1926年，沈从文写过一篇小说，叫《在别一个国度里》，很适合用来命名湘西现当代文学的成绩。从很多征兆来看，在中国当代文学坐标中，存在一个“湘西文学”现象。湘西文学确实构成了“别一个国度”，它来自湘西整体的生活，充满活力和自我生成的艺术，与其所根植的湘西文化土壤有关。湘西与梅山地区接邻，很长一段时间未曾受到中原文化的侵染，原始文化形态保持相对完好，这是一种直抵生命本原、直透事物本质的文化，以巫性文化和神异文化为主体，展现出一种原始活力，一种纯朴的、原初的价值取向。因此，湘西文化似乎是一种早于现代的自然文明形态，带有某种文化本源性，上通人类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原点，这就是为什么沈从文及湘西作家能“从边地走向世界”的文化根据。此外，还与湘西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情绪有关。湘西地处边地，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在中国近代史上饱受外来官方力量的挤压、损害和杀戮，多次被血洗或派往前线做炮灰，形成一种压抑的民族情绪。正如朱光潜谈沈从文创作：“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和隐痛。”[6]故湘西文化的核心精神表现为一种水的品格和水的灵魂。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湘西文学体现出一种“水处卑下，处众人之所恶，无所为而无不为”的整体精神，一种谦卑、隐忍的、自然的精神。湘西作家拥有少数民族身份或边地身份，在文化上体现为原始文化的代言人，体现为水的哲学与自然哲学，文化的活体附着于他们身上，化作充满神性和灵气的文学作品；在创作方法上体现为文学从生活来，从人生中来，他们拥有与山川地理相依存的民族劳作生活，是真正接地气的创作。如果说北方皇家文学是虚伪的，传统古代文学是知识主导的，湘西文学则是自然主义文学，把内容和艺术形式化在对生活的直接描摹中。

　　于怀岸的《巫师简史》讲述猫庄巫师赵天国的命运史及由他所带出的湘西近现代历史风云。赵天国有最后一名巫师的意味，他用身上的通灵本领维系猫庄的安宁，煞费苦心把全寨木板房改成坚固的石头房子，构造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猫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不借助外力，按自已的族规族训运行，遵从神秘天意的指示，自足和谐。巫师和猫庄生命相连，共同象征湘西传统的文化形态，赵天国穷其一生为了保全族人性命，从深层看是为了守护这种传统文化。小说中的猫庄又是敞开的，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历史风云蜂涌而入。小说进行到中间，亲属关系向外延展，子弟出走，分崩离析，湘西近现代历史大事迭次折射在猫庄人的日常生活中，史诗由此产生。不得不说，这是一部有着宏大构想的复杂的作品，作者凭其艺术功力也基本上完成了这个构想，全书呈现了传统湘西和现代湘西百科全书式的生活实料，完整地勾画了近现代湘西的历史变迁。以致于有人称《巫师简史》是湘西的现代寓言，是湘西的《百年孤独》。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一个巫师的命运史仍是小说的本义所在，作者的主旨仍在通过巫师写出湘西的精神史，真实地描画出湘西文化精神及在这种精神照耀下的生存本相。如前所述，这种精神本质是一种自然文明精神，是一种现代文明欠缺的原始神性和自然血性，赋予湘西别样的地方性格和生活样态。尽管遭遇现代历史大潮的冲刷销蚀，原始文化的幽灵仍然在湘西大地上游荡，成为湘西人血液里流淌的文化基因，反映在他们的深层心理和行为方式上。于是作者从变幻不定的时代事件中，深入探触到湘西历史文化的沉积层，把那些本源性气质性的东西搅出来给我们看。不管是从赵天国的打卦、做梦、交感思维和村庄日常经营，还是从龙大榜的匪气、彪悍、机智、血战日军和抗拒解放军，还是猫庄及亲戚子弟出走参与时代事件和体验现代生活，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稳态的湘西文化人格和湘西行为方式。正如黑格尔所说：“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史诗这种纪念坊简直就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意识基础。”[7]作者似乎也要为湘西人写一部原始的书，把湘西文化的沉积物从久远往事的深渊中扬起，如泼墨般洒在湘西各式人生和现代化图景上，使整部小说氤氲在一种湘西特有的神性氛围中，敞显湘西独有的少数民族记忆与文化气质。在艺术上，作者体现了良好的现代叙述能力。采用巫师史带动时代史的结构方式，通过巧妙设置猫庄人与他们亲戚的人际关系，形成社会关系的网络，让每个熟悉的人都成为行动者，从而尽可能多地收纳进时代生活事件。写实描写简洁精辟，对事件叙述线条清晰，具有均衡的叙述节奏，在大的时空跨度和繁复的事件交叉中跳脱灵活。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运用没有生硬之感，圆熟自然，与湘西地域文化声息相通。仿佛是在一种神性指导下，作者处理这么宏大而复杂的题材居然从容自如，较好地呈现了艺术的完整性与完美性。

　　相对《巫师简史》大开大合地把湘西历史与时代对接，黄光耀的《白河》以单纯收敛的笔法叙述了白河岸边田姓及其母系三代人的命运史。他们也处在现代史的时间坐标中，但命运没有外溢，全部在白河(酉水河)岸边这个封闭环境演绎和衰落，牵引出湘西土家族人现代百年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的生活图景。小说中有个奇特人物田哈宝，是田大年的小儿子，原本是一个傻子，在白河岸边经历一次雷击之后，就变成一个通灵的人(阳无常)，可以往返阴阳两界，与死人对话，甚至能隔山打羊去取人命。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湘西文化的精灵，能够感应山水的灵气，洞悉本民族命运的秘密。他站在白河岸边，“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神秘的甚至是与生俱来的力量”。这种神秘力量隐喻了人与故乡地理之间内在的生命联结。人离开家园个体命运就开始出现劫难了，大姐田荷花出嫁离开白河就连遭厄运直至死亡，大哥田开明外出捞活络钱却惹来牢狱之灾。小说巧妙地以通灵者田哈宝为叙述者，实际上是以本民族文化的内部视角去观察本民族的生活，为小说徐徐展开的命运叙述罩上了一层神奇的光晕，文化是活体，那些亲人们最初生命健旺，最后之所以命运凄凉，从根源上是文化衰落使然。本民族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失去灵魂，神性消泯，那些以文化为性命的人们就无以为据，命运必然走向支离破碎。所以，我们看到在小说开头出场那些富有生气的人们最后都落败了，正如舅舅穆少叶苦涩一笑：“我就是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命。”最后，田哈宝发问：“什么是真正的源头，什么是真正的岸”，把小说提升到对精神家园和生命本源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白河》不象一首史诗，更多地象少数民族的寓言乃至人类的寓言，蕴含一些普适性的主题，具有形而上学的意味。相比《巫师简史》的宏宽格局，《白河》更为深致地思考人的命运与地理、文化的依存关系，若人离开了生养自已的地方，生命必然会漂离凋零，离开了自已的文化母体必然是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地方作家，作者体现出成熟的现代主义文学素养，小说具有相当高的纯文学品质和先锋文学气质。采用诗化小说格式，语言富有质感和张力，每一小段都是精致纯净的表达，富有象征和隐喻意味。叙事精练，不枝不蔓，事件陈述简洁有力，对话经过精心提炼，句子似都经得起独立的美学分析。这种现代主义元素与本土写作的融合，对湖南作家如何从地方性写出全国性与世界性，进入中国当代主流文学视野，富有启示意义。

　　如果说于怀岸、黄光耀是对湘西历史文化沉积层的用力开掘，那么刘大程就是回到自身细细梳理个体生命记忆的深积层。他的《湘西童年》以亲历者身份讲述了一个湘西少年的成长史。他站在当下消费主义的都市深情地回望湘西故土，由小主人公刘平的成长线带出父母、亲戚、村人、神巫等一众乡村典型人物，再现了青瓦屋、狩猎、放木排、傩戏、水碾坊、撮箕姑娘等湘西风俗风物，用朴素的叙述尽情展现童年的神性、天真、温暖与痛疼。在纪实的层面，这部小说提供了一种湘西典型人生形态，既带有个体生命体验的烙印，也是那个时代湘西农村少年成长的共同轨迹。同时全景式地呈现了当时劳作、求神、婚丧、嫁娶等方面的农村生活，湘西文化的神性贯注其中，又包孕从七十到八十年代转型期社会变迁的信息，可谓一幅八十年代的湘西生活素描，具有社会生活文献学的价值。在情感表达层面，当下视角和童年视角既是人生两个阶段的交织，也是两个时代的叠合，产生奇妙丰富的文体意味，呈现出深切哀婉的怀旧情绪。作者在当下城市慨叹：具有神性的故乡不复存在了，富有生命气息的童年不复存在了。于是只好在纸上再现童年，衬现时光流转和时代变幻中巨大的精神变迁，为个体生命成长留下一份证言。在一切随风而逝的都市，回望童年就是执著地寻找精神原乡，为浮躁漂泊的成人生命寻找存在的据点与前行的动力。在艺术上，作者采用朴素的散文化语言和散章结构，耐心细致地勾画了童年生活的细节和心理，于平实叙述中故乡风物跃然纸上；人物描写上富有人情味，如对梁叫子、迂老倌两个乡村人物的叙写，有萧红《呼兰河传》中人物冯歪嘴子的意味，透出亲切与温婉。

　　三、现实小说：拥抱“新世界”

　　新世纪以来，湖南成为畅销小说的大本营，作家瞄准时代生活热点领域或热点问题进行零距离描写和刨根究底式思考，在读者中产生贴近、亲切的阅读体验，有的作品甚至被当作生活教科书。这种热点写作与另一些作家的纯正现实主义创作在文学本质上是相通的，都具有一定文学性，都体现“文学是人学”，两者交织交融，构成近年来湖南长篇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写实传统，在文学市场和文学界均颇具影响力。这也是湖湘文化的担当意识和经世致用思想在文学领域的体现，一方面，作家要强力介入现实，与正在进行的社会生活同步，对社会关注问题发出锐利的声音；另一方面作家要追求社会影响力，写出的书要有良好传播力，能触动普通读者的心灵世界，产生实际的社会效益。巴赫金说：“小说所以能成为现代文学发展这出戏里的主角，正是因为它能最好地反映新世界成长的趋向；要知道小说是这个新世界产生的唯一体裁，在一切方面都同这个新世界亲密无间”。[8]

　　2015年，湖南现实题材小说一个明显变化是开始向文学本体沉潜，努力勾通小说和时代生活的同源性，恢复了与所处的“新世界”的亲缘关系。作家们亲密拥抱当代、新时期与新世纪所表征的新时代新生活，努力发掘出这个时代典型的社会生活内容和带有人的温度的个体生活经验，尤其反映出随着新世纪而来的在中国越来越壮阔展开的“新世界”，现实主义品格得到明显强化。另一个变化是在一部分作品中集中出现了“湖南人性格”，地方文化人格凝聚成作品中的人物，男主角硬气，女主角烈性，体现出后现代社会稀见的某种原始活力和强悍生命力。这是其他地域文学中几乎没有的性格，有可能在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人物画廊中增添“新人”形象。

　　简媛的《空巢婚姻》讲述在中国现代历史变迁中一家三代三个空巢女人的命运，表达对基本婚姻情感问题和普遍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史有相当纯正的问题小说传统。五四时期，一批新文学作家瞄准时代生活中某个迫切而重要的社会问题，进行文学形象演绎和深入思考，引发人们关注重视，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问题小说在新文学初期一度影响广泛，对文化启蒙和社会变革具有积极意义。从文学史的眼光看，应该说《空巢婚姻》与时下在图书市场畅销的官场、职场、财经、情爱小说一样没有更多新意。作者的写作是从问题出发的，要对当下中国现实直接发声。说是写三代女人，前两代只是略写，重点讲述第三代女子、中学教师胡静与丈夫王国庆两地分居十年的悲怆历程，还围绕胡静有意设置了另外几对空巢男女故事。由此构成一个当下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指出空巢问题造成悲剧性人生或悲剧性人生托举出空巢问题。总之现实介入态度鲜明，在对男女之间脉脉含情的描写或幽怨叙述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问题意识。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是一个有文学自觉的作家，《空巢婚姻》在具体叙述、文本肌质方面对问题小说模式有所超越，呈现出一些新的元素。一是从抽象的主题向实在的生活下沉，努力发掘现实生活的沉积层，掏出带有地层温度的生活原料，使小说仅在反映生活的质地和容量上就能立住脚。小说写简子楼生活的第二章颇出色，把简子楼居民的生活环境、吃喝拉撒、男女情欲、邻里关系写得真实传神，尤其描写小市民的利害权衡心理微妙深致，富有人间烟火气，可谓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市民生活的一个微型标本。二是成功竖起了几个人物。人物是小说的中心因素，小说说到底还是要写人，作者注重写活写深人物的性格，效果较好。就连着墨不多的第二代女人胡丫也写得很鲜活，光彩夺人。胡丫来自农村，虽然勇敢追求爱情，但农村女人的那种粗俗、暴躁、自私仍是其本性。在小说中，她一进城看到筒子楼就嚷：“这昏天暗地的破房子也能住人”，后来就与掌勺的食堂师傅干仗，行动、语言、心理和外表等都与这一品性高度贴合。作者描写精细准确，不打折扣，哪怕是其沉浸在爱河时也不忘写她的粗俗性。三是写了个体生命的深层体验。作者把人物都沉在实在的生活和实在的欲求中，拷问出他们个体人的真切感受，毫不掩饰地呈现他们生命的愿望、冲动和痛楚，使小说某些部分洋溢着发自人类本源的生命气息。小说中有不少写实性的性描写，男女都有本能欲望，爱情首先落在人的生理需求上，这样让人感到小说所写感情可信真实。胡静大学毕业后，放弃家乡师院优越工作跑到外地中学就职，是出于摆脱吵闹的家庭、追求自由的新生活的生命冲动。胡丫离开村子时，恶狠狠地诅咒了一声：“这鬼地方，老娘我终于可以抛弃了”。甚至可以感到一种原始生命的强力。还有王国庆之所以抛妻去南城下海，也是出于追求更好的生存状态和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这种对人生命状态的如实描写，让问题小说的宏观阐发建立在个体生命体验的支点上，深入人心，具有信服力。也使小说的意义常常不自觉外溢，偏离既定主题的阐发轨道，从普遍的社会问题下沉到对人的存在的多元化思考。

　　如果说《空巢婚姻》写女人命运尚有佐证社会问题之意，彭海燕同样写女人的《红裙》则直接向生活现场和生命本体敞开了，叙述一个叫梅一朵的小女子在新时代的生命史。吕西安说：“作为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对真实的价值进行堕落的追求的经历，小说必然同时是一部传记和一部社会编年史。”[9]《红裙》首先表达了作者对最新时代生活的关切，以女主角梅一朵的人生轨迹串起了近十五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典型事件。小说开头即亮出一个城市棚户区拆迁的对峙场景，双方矛盾冲突激烈，草民生活与权贵生活交替映现，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时代生活剖面，从中可以略察当下社会情状和人生百态。小说具有当下性、前沿性和动态性，与正在进行的新时代新生活紧密拥抱，融为一体。但细究文本，绝不仅止于写生活，生活只是背景、环境或土壤，作者的重心在于描画出一个倔强、坚硬、具有强大心性的活跃的生命——梅一朵。她出身于凤码头棚户区弹词艺人老汪家，却不甘于寒微出身，想以个人奋斗改变命运，获得想要的生活和理想的爱情。其人生哲学是：“牺牲自己想牺牲的，追求自己想追求的，无怨无悔”。于是，大学毕业后她就开始改变之旅了，在职业上先后经历了省电视台编剧、贵族学校班主任、京城部长家庭教师、影视公司编剧等工作，在爱情上结识了教育局长刘冬明、房地产老总伍海洋两位社会精英，以赤诚之心努力争取进入时代生活的中心及社会上层。但一个小女子在这个文明规制的门第社会奋斗谈何容易，她落败了，回到出生地凤码头。通过女主角的闯荡，小说写出一个穿越了现代物质生活屏障的活跃的生命，梅一朵是不可摧毁的，哪怕铩羽而归，最后仍能坚实地扎根在出生地，从滨江诗意居高档社区走出，作为汪氏弹词传人唱向国际。正如刘冬明所感，梅一朵是一个“健康、性感、率真得鲁莽的女子”，实际上代表着一种自然本真的生命力。一方面，她坚韧，强蛮，充满原始活力。所以面对一次次挫折，她能矢志不渝，保持内心的强大和心灵的高贵。另一方面，她率性，敢恨敢爱，葆有这个时代稀缺的理想主义。事业上的落败不是她不会投机取巧，而是因为相信爱情，对所爱的人倾心相待，坚持要留下腹中刘冬明的孩子，以致身心均遭受重创。所以，从深层看，作者重点是写负载在女主角身上的活跃的自然生命。不是写命运史，而是写一个女子的生命史，写“凤码头的血液又从她心脏往外野了”，小说的展开过程就是她的生命力放出远行的过程。作者把女主角放在新时代的广阔生活世界中，让她经过命运流转和生命苦痛的考验，从而展现一种自然生命力如何在时代规制环境中生长、拓展、壮大、阻隔、突围的历程。最后，生命力的在新时代空间的冲撞由激烈回归沉静，回到它的起源。梅一朵最后回到凤码头，坐在她出生的那张老床上，捧着代表遗传密码的地方志。这是一个富有文化生命意味的细节，暗示了这种生命力的来源，有老汪家祖上的高贵气质，有弹词艺人的民间文化传统，也有棚户区草民坚韧的生存能力。从人物生长的地域看，这种自然生命力也是湖南血性、刚烈、霸蛮的文化性格的体现。

　　赵燕飞的《香奈儿》将目光投注在文化圈，讲述了围绕杂志社的编辑陶子的情感纠葛及工作琐碎，展现个人在历经爱情与友情的考验、道德与伦理的洗礼之后的蜕变。小说将背景置于文学杂志社，作为一名纯文学期刊编辑，作者拥有地方文化中心圈的生活经历及体验，为小说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主人公陶子也是一名文学编辑，刚经历失败的婚姻，工作生活浑浑噩噩，无方向可言，此时正处于内心意识丢失的状态。而在陶子自省并蜕变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大龄女博士柳云。柳云拥有高学历，好职位，但在高智商的掩盖下还蕴藏着纯真美好的心灵，最重要的是她爱着陶子，柳云便是帮助陶子寻回真我的关键人物。戏剧化的是，柳云同时也是陶子前妻的姑姑。原本对柳云毫无好感的陶子在与其一次次深入的往来当中被她的善良、真情所打动。作者看出了现代社会的浮躁本质，试图以柳云这样一个形象唤醒人们内心的原始情感。陶子由对柳云的厌恶嫌弃到不自主爱上她，继而结为夫妻的大变转，反映了个人情感转变的不自觉状态，还有其内心意识最终的淳朴回归。文中的“香奈儿”在表层上指的是“香奈儿五号”香水，实则是柳云身上所具备的“女人香”。浓烈的前调只是表面，内里是舒缓温柔的气质，这也是作者所赞扬的现实中稀缺的纯美品质。正如小说的前调是生活、工作、爱情交织的复杂混乱，而层层深入之后，却是明朗纯粹的生死爱情。进一步来说，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柳云”，她深藏于我们内心的角落，而迫于生存及现实挤压，我们不得已将其部分或整体丢失，淹没在浩瀚浮华都市。对如何将人物内心意识挖掘出来这一命题，作者做出了很好的诠释。小说的结局中，柳云的逝去如同香奈儿的味道终将消散一般令人惋惜，但她的“女人香”却一直会留存在世上。物化的载体总会消逝，但精神的依托永恒不变。在创作风格上，赵燕飞一改女性的诉说视角，将男性的粗犷豁达融入到了文笔当中，却又不失过往细腻的笔风，把对种种社会现象的批判都放入文本中，如指出杂志主编水平的日趋下降、反感作家名气胜于作品，调侃高考作文题，揭露学车潜规则，批评现代人畸形的爱情观等等，使得故事丰富充实，充满了当代生活质感。

　　张小牛的《因为狗》讲述一对好伙伴从文革之前到改革开放期间与狗有关的故事，反映了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变迁。但作者的重心不在于创造一部史诗型作品，而在于提出地方性格中的人性恶问题，揭示地方上芸芸众生日常生活皮相下的卑琐欲望与功利哲学。在小说中，湘中地区打狗吃狗肉的风习是贯穿始末的线索，也是一面折射人性的镜子。湘中人认为狗肉有壮阳补身体的功效，于是人人都有打狗的本能冲动。作者把打狗风习作为中心事件，喻示了地方上人暴戾和残忍的性格，以人类自我为中心，对生命缺少起码的尊重。沿着打狗的线索看下去，我们发现人性恶如人的基因难以移易，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事件中都有不同的表现，如同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人性恶全面渗透在地方日常生活中，反映在人们的基本性格、行为方式及命运轨迹上。小说的两个主人公何大光与姜敏在中学时期就是好友，一个野蛮粗鄙自负愚蒙，一个机巧圆滑讨好领导，但对打狗的嗜好是一样的，实际上代表人性恶的两个侧面，注定他们的人生是浑噩与没有意义的。坏学生何大光与学校女书记布尔陈可谓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的对立，布尔陈代表思想政治教化力量及道德准则，对何大光有规约作用，背后的人性其实也是虚伪与脆弱的，以致后来发生偷情的丑剧。还有红鼻子、妖精、打钟老板、二飞机等各式人物都带有人性恶的因素，充斥着自私、背叛、情欲与物欲，故对待打狗的事情一律表现冷漠。于是我们看到，尽管对蛮性的描写体现了某种生命活力与生活常态，但小说整体建构的生活世界缺少人的温情和悲悯情怀，人物仅仅停留在饮食男女的层面，像何大光看似彪悍，实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这对一个地方的文明化进程是极为不利的。小说结尾设置姜敏良心发现，作者对人性恶的批判锋芒由此显露出来。值得称道的是，小说的批判主题不是外在的，而是从生活描述的内部产生的，从时代变迁与生活流的向前滚动中自然显现出来。小说的另一个贡献是写出了湘中基层生活的精气神，提供了一幅当代湘中县域生活的真实图景。作者似乎具有一副与地方生活相匹配的笔墨，以简洁精练的纪实语言、简短灵活的句式描画出生活本身毛茸茸的质地，真切地传达出地方生活的特殊况味。艺术风格亲切有趣，作者不是急于表达某个抽象命题，而是以一个湘中农人的谦卑姿态对读者娓娓述说，讲道理发议论低调有分寸，语气诙谐绵和，将作品抹上一层淡淡的黑色幽默。

　　胡小平的《催收》是国内首部以银行贷款催收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以银行股改前后为时代背景，讲述环球银行麻南支行与隆兴公司在贷款催收上的博弈故事。隆兴公司由于经营受挫，总是拖欠还贷，吴天明和江海涛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采取各种措施加紧催收。隆兴公司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给催收工作造成重重阻力。银行不断探索创新催收的方式方法，不只是考虑自身利益，而是帮助公司转变经营管理观念，拓展市场和渠道，不仅使公司渡过了难关，而且唤醒了隆兴公司诚信的回归。双方也从对立走向合作，最终实现银企双赢。通过“催收”这个时代典型事件，小说深度剖析金融投资界敏感而复杂的内幕与生态，深刻揭示了当下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关系，为维护正常信贷关系积极探索一种可行的运作方式。并把笔触拓展开去，细致叙写了经济基础如何影响人际、人情、人文等上层建筑元素，最后落到人的身上，昭示良好的人格是一个社会良性运行的精神基础。小说要表现的重点却并非暴露与批判，想要弘扬的是社会诚信和社会责任。作者将视角投注在金融圈，但写的不只局限在银行和企业，不只局限在麻南这个点上，也不只局限在催收这个事上，而是放在一个广阔的空间，真实地再现银行、企业、政府等之间，及各种人物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图和社会生态图，将更多的信息和思考展示在我们面前。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本人有过多年在银行基层机构工作的经历，又直接从事过贷款催收。丰富的人生体验让他尽可能贴近生活，厚实的文学底蕴又让他从近乎人人都会遇到的日常问题中剖析不同人的思想与行为标准，这些都集中展现在银行、企业、政府之间的关系深描上。胡小平从刻画人物性格入手，欲擒故纵，欲说还休，表面波澜不惊，内里暗流涌动。人物众多却不拥挤，叙事处理游刃有余，生动真切地展现了各种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从社会关系透视出人物的灵魂。从“遵义会议”到“扣款风波”，从“统一战线”到“催收会战”，以吴天明、江海涛为代表的银行催收人员，以王一鸣、王雪飞为代表的企业员工，都被打磨得真实熨帖。在事件的推进中人物性格逐步凸显出来，成为我们熟悉的陌生人。小说始终围绕催收问题，用现实的疑问和冲突，展现故事的发展与进程，来引导读者对人物内心和当下社会进行深层的拷问。 

　　舒中民的《非常救赎》是一部公安侦破题材小说，讲述某公安分局局长单志杰对本市一桩杀人案件据守一线的侦破行动及烦难的心路历程。小说首先拥有一个好看的故事，有扣人心弦的悬念、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生动逼真的细节，故事跌宕起伏意外丛生，案件时而走入误区和绝境，旋即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从文体上看，综合了以解谜为主体的侦探小说与以人物为主体的犯罪小说的特征，既有故事情节流转，又有人物性格刻画，较好地展现了这类小说的内容丰富性和艺术可能性。但作者并不满足于做一个专写公安题材的通俗文学作家，在一个侦破故事的框架下，在对一个好看故事的痛快陈述中，包孕生活、人性和社会关切等更深层的元素，体现出纯文学追求。首先是这个故事下面有真实的生活。作者调动了积累多年的个人生活经验，揉入到虚构的故事细节中，赋予小说丰富致密的生活质地，和当下现实及现实中的人气息相通。而且把故事直接放在当下的现实生活场景中，如梅溪公园、滨江大道、、洗浴中心、棚户区、农家乐，等等。一个读者会想到：我们平时就在这些地方走动啊。恍如发生在身边，带给我们强烈的时代生活气息。以致于小说具有很强的纪实品格，象在讲述某时某地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件，感到紧张和惊悚，产生高度的仿真效果。二是作者有意进行了人心的勘测。小说除了主题明面上的法律救赎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心灵救赎。通过语言、动作、心理等方式，正经庄严地刻写人物内心的不平、热爱、憎恨、痛苦、压抑、惶恐、忧郁与怅惘，往往在行动的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人性的底色。比如对吴戒之夫妇的人心勘测就很成功，妻子何如雪内心纯净如雪，端庄贤淑，当看到丈夫情人在小区打滚撒泼时，“何如雪呆若木鸡。在她宁静温馨的三十多年人生中，何曾见过如此的阵仗？……镇静地打起了电话”。这段庄重的话特别有心灵表现力，衬出一个好女人温良沉静的性格以及非常状况下强大的内心力量。还有公安分局局长单志杰作为故事的主要行动元，也浸染着精神追索的意味，其办案札记写道：“她或许怀抱着某种幻花般的理想，却以荒谬残败的形式表现”。这样的话就远远超过一个刑警的办案思维，具有人情味了，进入对人心深渊的勘测和生命存在的思考。三是表达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小说通过破案事件这根藤还串起了不少当前社会问题，把单纯的事件意义拓展和扩大了。涉及卖淫、贩毒、腐败、婚姻、法制、高科技等诸多社会问题，蕴含作者对当下社会情状的观察和思考，体现了对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和危机的深切忧思。这些社会生活内容自然融化在对事件的叙述进程中，增加了小说的生活含量、人文内涵，使一种技术性创作更能在文学本位的意义上立起来。这是一个写通俗题材的作家向严肃文学的靠拢，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的自觉介入，无论什么题材的创作，都应与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接起来。

　　在历史、现实书写方面，2015年湖南还有一批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李荣科(柯荣)的《西晃山游击队》是新世纪为数不多的游击队题材小说，以湖南麻阳千年古镇锦和为背景讲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麻阳的农民革命斗争史，情节承继“十七年”小说的传奇性，又融入了地方文化元素，体现了比较纯正的史诗性。梁奕的《纸牢笼》讲述台湾中共地下党在国民党进驻后悲壮的抗争历史，在前沿谍战故事框架内彰显人的理想和信仰，从历史烟云中勾沉出有血有肉的地下党形象，叙事功力强，用小说的想象激发与丰富史料，填补了一段革命史的空白。林家品、周国仁的《玩钱》聚焦敏感的民间借贷领域，叙说一位当过特警的“高利贷”老板如何通过商业的最高境界达到无本生利的放贷生涯，玩钱就是人生角力，折射人生道理，小说内部激荡性格的强力与情节的张力。蒲海燕的《高考来了》讲述了考生、家长、教师和校领导在高考前夕的冲刺与博弈，通过高考这个万花筒透视社会百态与人间万象，带有社会小说的剖析意味和批判色彩。小说采用散文化语言，场景描写诗意明净，以富有个性的对话映现人心的复杂微妙。刘焕甲的《陌路客》讲述新任县委书记刘布在大源县三年期间如何冲决本地官场关系网开展工作的艰难历程。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外来者不是靠把握官场规则，而是靠工作精神取得成绩获得民众爱戴的。小说以简洁的线条勾勒繁复的事件，在残酷人际图景中传达出人性的温暖。张晓根的《唯一结局》讲述一群市场监管干部在“两费”停征转型期间坚持职业操守的动人故事。小说取材于自已的职业经历，生活叙写真切，人物刻画鲜活，生动再现工商部门的行业生活，弘扬了真善美的中国精神。刘华江的《农民工》以亲身经历和独到视角讲述了农民工走南闯北的心路历程，展示这一底层群体进入城市的生存困窘，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生命痛感。叙述语言朴素动人，真实呈现了生活本身的样态。郑正辉的《我的1978》是长篇自传体小说，讲述文革前后只有小学肄业的作者如何通过自学考上大学的自强历程，昭示苦难是一所学校，只要怀抱对文明的向往，人必然可以改变蒙昧。小说兼具生活史、命运史和社会史的功用，以童年、少年视角再现那个时代的乡村生活场景，叙述隽永，温情，透出淡淡的怀旧意味。此外，还有青墨的《暗瞳》、张娅琳的《蓝与黑的修行》、王文华的《乡村老支书》、王若柏的《王船山》、江满平的《北伐军长刘廷汉》等分别涉猎情报谍战、青春生活、基层干部和历史名人题材，表现消费主义社会的底层经验、前沿经验与情感漂浮状态，展示了较强的讲故事能力、文学想象力、以及对历史上人物精雕细刻的能力。这些作品有的出自不知名作者之手，他们或处基层，或非专业文学从业者，但都怀有深挚的文学情结与人文情怀，以长篇的形式处理现实经验，表达对历史文化的敬意，共同汇成2015年湖南长篇小说创作的长河景观。

　　注释：

　　[1]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7页。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107页。

　　[3]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页。

　　[4]保罗·麦线特：《史诗》，王星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5]保罗·麦线特：《史诗》，王星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6]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年第5期。

　　[7]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8页。

　　[8]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9页。

　　[9]吕西安：《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发《创作与评论》2015年2月号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