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人文社是我的家

　　人文社是我的家。当年我在中国戏剧家协会，我很希望调到人文社来。到了文革中期1973年，我们从干校回到北京，天上掉下馅饼，我没有做任何活动，分配组让我到人文社来做现代文学编辑部的主任，从此改变了我后半生的生活轨迹。

　　人文社是国家级的出版社，各个省还有出版社，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我访问过欧洲各国和美国，他们说这说明了我们的党和政府对出版事业的重视，他们很惊奇。由于党和政府对出版事业的重视，所以我们的出版事业在世界出版史上拥有一种独立的地位，蓬勃发展，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现象。

　　我在外国还看到很多大学的出版社，比如美国的哈佛、耶鲁，英国的牛津、剑桥。我们的大学也有出版社，清华、北大、交大、复旦、北师大。他们也觉得很好。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中央一级和各省的出版社，他们觉得很敬佩。

　　人民文学出版社集中了国内一批杰出的诗人、作家、翻译家。首任社长冯雪峰同志就是一位大诗人。他为人文社确定的出版方针：古今中外，提高为主。有人奇怪，“提高”和“普及”是一对矛盾，不提普及，只提提高，这不是轻视了普及吗？这是对他的误解。他的意思是普及读物、提高质量，要关心最广大的读者群众。

　　人文社的领导人和编辑当中还有许多大诗人、大作家、大翻译家，比如聂绀弩。他写的是旧体诗，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他一生的坎坷经历好像炼狱一样。

　　人文社还有一批杰出的作家，严文井同志是儿童文学的领军人物，他也写小说，但他的重要贡献是童话，将童心和深刻的哲理相结合。

　　我们还拥有一批翻译家。孙绳武翻译的《伊萨托夫斯基诗选》是诗歌翻译的典范。萧乾翻译的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是小说翻译的典范。

　　我们还拥有诗人牛汉、绿原。绿原曾荣获马其顿国际诗歌奖。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家，比如刘辽逸、胡允桓、张玲、蒋路、马爱农，他们的翻译作品也产生很大影响，比如胡允桓翻译了美国女作家的小说，那个时候她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胡允桓知道了她的价值，这说明胡允桓很有眼光。马爱农翻译了“哈利·波特”系列，影响更大。蒋路翻译了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怎么办》，也是俄罗斯的经典作品。蒋路觉得还不满意，准备在退休以后修改，提高它的质量。很惋惜的是在他退休之后几个月就因为癌症而去世，这个修改的计划没有实现。卢永福同志翻译的普希金的诗也是优秀的翻译作品。

　　我们还有一批专家，比如《鲁迅全集》和《鲁迅手稿汇编》，让我们拥有了一批鲁迅专家和研究家，像林辰同志、王仰晨同志、孙用同志。《鲁迅手稿汇编》是非常重要的出版物，可以让我们感受到鲁迅的呼吸和脉搏，这与读铅字作品的感觉不一样。《鲁迅手稿汇编》对出版事业也是一大贡献。

　　我们无限怀念已经离开人文社的历届领导人和编辑同事。冯雪峰是文学队伍中极少的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干部，他是一位大诗人。我们还怀念楼适夷同志、严文井同志、孟奚同志、周游同志、刘玉山同志、牛汉同志、聂绀弩同志。他们已经离开了，但我们永远怀念他们。他们所做的功绩永远留在人文社。

　　刘玉山同志担任社领导时推出了两本书，受到了上级的严厉批评，他也是心力交瘁，最后一病不起。可以说，他是“殉”了两本书！在八宝山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写了一副对联：“大义凛然一身胆，鞠躬尽瘁两本书。”

　　人文社成立65年来出版了多少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我觉得这是人文社贡献给中国广大人民的精神食粮。一个国家如果只有物质文明而没有精神文明，这个国家是要亡国的。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理。人文社对祖国的贡献就是把精神文明贡献给中国人民，贡献给广大的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仁们应该感到自豪。人文社的同仁们谦虚谨慎、努力前行，他们还在努力工作，继续为中国人民提供精神食粮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