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者”张笑天

　　把“延边”这个美丽的名字和张笑天联结在一起是非常自然的。正如同我们自然地将张笑天这个名字和“吉林”二字联系在一起一样。从这里出发，张笑天这个名字还可以和“东北”、“中国”联系起来，同样是自然而然的。从这里出发，近40年的时光，张笑天驰骋文坛，成为新时期文坛的卓然一家。

　　2013年到延边，与延边大学、延边文联、延边作协筹备张笑天研究会的朋友们相聚，其乐融融。我惊讶于延边的文化界对张笑天的文化价值的敏感和发自内心的认同，它不仅仅是一种乡情乡谊，而是发自内心的骄傲；我感动于故乡人民对他的慈母之爱，没齿不忘的子弟之情，那种因为同根同乡同属一方同存连理之情的共同体的一体性存在感，让我们于席间的一二位外来者每每侧目相视，羡慕有加；我自然要感谢，感谢延边的同事们的努力，使张笑天研究又以一种学术的方式从这里出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想说，这种研究，不是为了研究张笑天而研究张笑天，而是从这个支撑点出发，去认识人生、认识社会，去认识延边、认识东北、认识中国，我深信，张笑天的人生道路、文学道路，他的庞大的多维存在的作品提供了这样的价值和丰富内涵，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

　　从昨天开始，我深刻地知道了，张笑天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他的亲情和精神会在这里成为永久的居民。而他肯定不仅仅属于延边，他的特征就是他不是那种土特产式的品牌，他的特征是永远带着地方之印记而去拥抱更广大的存在，比如吉林、长影，比如东北，比如中国，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让世人认识延边、返回延边，知道了这里的“白山黑水”、“木帮”、“雁鸣湖”、杨靖宇、陈翰章，抗联、东宁要塞、牡丹江和海兰江，等等。同时又将这些名称或名词与全国的广阔的事物连结起来，在他的作品中构成一体，于是这种构成了广阔的“一体”，便显得无比的重要，他也因之属于一个更广大的空间。我们知道，长影有一个张天民，他笔下的“鸿雁”(长影出品之电影《鸿雁》)向世人展示了长白山天池气象站气象员的生活，但那是北京人在吉林延边的惊鸿一瞥，仿佛天姿毕现。而张笑天却完全不同，他的“雁鸣湖”将永远地留在这块土地上，他的乡情和根性，从这里袅袅升起，带领我们去拥抱和融入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因此，走出延边，走出雁鸣湖，同样是张笑天带给故乡之根的回馈和骄傲。

　　笑天常常被人称赞或激赏的是他作品的约近4000万字的惊人数量，那是一个让我和很多评论家都望而却步的庞大存在。20多年前，我从一位资深评论家郭志友的文章中了解到笑天下笔万言、倚马可待，而又锦心绣口的特点，就啧啧称奇。后来有了工作上经常的联系与日常相处，更感慨于他在相同的忙碌上班工作的环境下，竟能一篇篇、一部部地有作品问世，我真是无限的惊讶。他的约近4000万字的创作数量，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独异的存在、罕见的才华，而且这么大数量的作品，基本上都保持在一个相当的写作水平上，其平实流畅的汉语叙述水准似乎从一开始就如此稳定成熟。

　　而在这其中，其实我最想看到的是背后的几个特征。

　　其一，是他庞大作品库所展现的空间感，决定了他是一个具有广阔性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写延边和东北地方性事物，他的视界是面向中国、面向东亚而张开的。他的写作题材囊括中国东西南北，从广西金田到北疆的永宁碑，从笔触天山到文下东海，还外延东亚朝鲜战争、中美握手、南洋侨乡，等等，都于他笔下呈现。长影的位置，为他拥有这种特征提供了天然的条件，而东北文化的开放性更是塑造了他这样写作的性格。居于东北一角，而拥抱全中国，这样的写作胸襟，是那些地域文化的抱守者所不能达到的，而这正是东北文化的一个绝大的特点，说笑天是东北文学的一个卓然大家、代表性作家是非常恰当的，像这样的作家方式，在东北、在中国，笑天都是有特点、有价值的。其间最重要的价值，就是笑天的东北性其实应是中国性，笑天的写作在其本质上是一种中国叙事。中国式的历史观、大局观、道德观、革命观、统一观、智慧性充斥其中，如果文学是梦，那么张笑天的作品就架起了一座由文学通向延边之外、东北之外，通向中国梦的虹桥。东北人是如此地宜于中国叙事，其根性里有地域，也有中国，这是自“东北作家群”在上世纪就已生成的传统。

　　其二，历史性。强烈的历史感也是笑天创作的一大特征。笑天以历史专业出身而从事语文教学和文学写作，那种中国历史的时间性自然而然地自笑天笔下流淌出来，从古代史到现代史，从隋唐轶事到有明一代的历史风云，从辛亥革命孙中山到开国大典，从海峡战将施琅到江南一叶的叶挺，从东北抗联到朝鲜往事，从三峡世纪之梦到台湾岁月，从民国史到革命史，笑天都信手写来，蔚然大观，俨然形成一个历史作品的大系，仿佛就是一个当代蔡东藩式的作家。将中国叙事赋予强烈的历史意识，将历史意识同现代意识结合，像《开国大典》对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局势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非常突出的。而这种把握中国大历史的气魄和方式，很大地改变了东北文化、东北文学那种中国性历史感的薄弱状态，那些曾经由中原史学叙事主宰文坛的局面，自有张笑天，以及马昭的《世纪之门》等，就给东北文学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历史感、厚重感、中国性。站在东北文学和吉林文学的立场上，我以为这种东北文学的历史叙事的崛起，这种中国性的文学诉求，它对改变人们印象中东北文化偏于一隅的格局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

　　其三，现实感。从历史到现实，是张笑天的又一个叙事跨度，在现实领域他依然有所思考有所前行。从全国近40年来的新时期文学视野看，张笑天在现实性的文学书写中，有三个点是出彩而留下了创作痕迹的。一是以《家务清官》《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夜晚》等作品为代表，展现了新时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孤独感、危机感，在上世纪80年代是非常敏锐的，至今仍有意义。二是以《离离原上草》《公开的内参》等作品为代表，探索现代人性的躁动与人性的底线，充满了人性的伦理思考和本性追思，以对普遍人性的展开而形成一种人性的开放格局，其间对人生与人性的不确定性展示，是富于探索性的，这些作品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特异存在，留下了奇异的让你抹不去的记忆和印痕，划过天空，因为存在，所以存在。三是新世纪以来的一系列反腐短篇小说，创意想法自成格局，《章鱼》《康乃馨》等近10篇作品被《新华文摘》转载，平实深刻，笔底波澜不惊而又辛辣讽刺，呈现了冷静成熟与心灵热度的统一，呈现了洗却铅华、大气稳健的气象，现实感独具格局。

　　其四，别具路数的现代性、现代感。跨文学与影视，小说与散文，笔耕40多年而不为潮流所动，平实稳健文风，从不掺和时髦的写作潮流，没有先锋姿态和西方哲学，自成北方写作的一种别样格局，以中国题材、中国北方普通话语言、中国历史格局、地域经验而长期保持一个文学存在，证明自身价值。在一个言必称“先锋”、“创新”与“哲学”的文学时尚中，张笑天面对非议而岿然不动，“寒不改叶，温不增华”，显示出今天才可能让你略微品味到的一点价值，这就是一个偌大中国文学中的那些宽厚稳健的平凡性力量，那些基础性的大雅风流，从来都是现代性多元文化的不可缺少的成分。

　　归结一下，我的整体印象，就是张笑天这个人、这个作家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文学道路。他是“道路”的拥有者，是一位“有道者”。新时期的中国文坛，如今是几代同堂。有自50年代开始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文学”期间即走上文坛踏出文学之路的，如王蒙等。也有自70年代“文革”后期即成名于那个非常年代的文坛的，如我省的张笑天、王士美、朱春雨等即是。还有50年代出生的自新时期初期成名于文坛的一代知青作家及其同龄作家，如王安忆、贾平凹、韩少功、莫言等。更有其后的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以至于新世纪陆续走上文坛的“60后”一代作家、“70后”、“80后”作家。他们中间都不乏走出了自己的文学道路者。但张笑天的文学之路，在其间却以其惊人的长时段的连续性和展开的空间跨度而令人称奇。70年代成名于文坛，而继在80年代新时期文学中跟上潮流，又在90年代与新世纪以来依然活跃，确属凤毛麟角。他是如何保持一种创作上的旺盛热情，而于这个偌大文学中间不断调整存在感的？他的作品的多维而平实的存在中间，藏有这个时代的什么奥秘？中国文学丰富多彩，张笑天在其间正体现了那种潜流于底层的平缓漫延，而又博大圆通的文笔风流，其宽厚与实用理性，是一个博大的中国文学共同体的极其有益的成分。作为一个多维多向的参与者，他尤其属于辽阔胸怀的东北大地，天作长路，献给远方。张笑天的文学道路，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