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我们时代的批评标准和自我修养

　　文艺批评在我们时代面临的困窘有目共睹，主要体现为它很大程度上局限在文艺领域内部，而很难再发挥曾经有过的公共文化的功能，随着日益精细化和批评观念的内缩，文艺批评已经由最初的回避到如今无力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进而导致它的脱离公众，影响力减弱，很难生产出能辐射到哲学、人文社会学科其他领域的原创思想和文本。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它很大一部分被市场所收编，扮演了推销员的角色，丧失了其文化创造的主体性。

　　面对这种情形，要重新树立批评的文化建构与引导功能，“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确立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们是针对当下文艺中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人民性淡化、市场与消费主义取向、审美趣味庸俗粗鄙化等现实问题的回应。那么这四点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什么呢？

　　首要问题就是要重新确立文艺“为什么人”的价值观，我们今天讲的批评很显然应该树立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批评导向。“人民”是个社会主义政治性的集体概念，很容易被误解为压抑个性、图解政治的工具，很显然它与资本主义的“公民”概念需要做一定的区分。“人民”作为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合一的实践性主体，既有共同的一面，也是具体的个人，而不仅仅是某个法理性抽象存在。作为共同主体，“人民”显示了某种历史目标的主体担当；而作为个人，“人民”则是有着具体喜怒哀乐的经验者与体验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既是超越于个人主义层面的理想类型，也是接地气的现实关怀。当下的批评在为人民服务时，应该更多超越于个人主义的层面，而重申建构一种共同认同、有着未来愿景的“人民理想”。另一方面，“人民”也区别于大众，如果说“群众”带有普罗化、民间化的色彩，“大众”则是市场社会中与资本和消费密不可分的概念，后者更多体现了作为受众的被动性、匿名性和易被操控的盲目的一面。晚近的文化研究、媒介研究提到的大众的主动性，其实真是“人民性”所要强调的能动性，即“人民”自身所蕴含的民间关怀、审美趣味与历史认识。批评正是在结合这一点上，显示出既精英又平民相结合的特点。

　　确定了批评的立场之后，那么道路和方向应该怎么走？所谓历史的和审美的相结合，也就是如何处理好情感与价值、审美与历史之间的张力，将“可爱的”与“可信的”融合于一体。我想应该做的是审美的历史化和历史化当中的现实感。审美的历史化，是批评要在广泛的知识积累基础上，对于历史与现实有着整体性的认知，进而谋求具有未来维度的世界观塑造。批评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在认识的历史化之后，对古今中外的文艺发展和理论观念充分广收博取之后取精用弘，才能给予某个作品以明确的定位和衡定尺度，它是一个知识累积与创造的过程。但是历史化并不是沉溺到历史本质主义之中，它还有创新的一面。因而历史化中的现实感尤为重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即批评有着现实的伦理关切，而不仅仅是某个小圈子的阳春白雪、拒绝更广范围交流的产物，它的目的是推动、促进、提升文艺作品的创作，进而将自身也打造成具有独立艺术品质的作品。这是将“真”与“美”相统一。

　　批评的艺术性显示了它的独立性，而不再是依附于某个文本与现象的附属物。在“真”与“美”之外，还有“善”的一面，即康德意义上的道德伦理的目标。它的历史性、审美性和艺术性之外，还应该有其能动性、实践性和生活性的一面。它不是停留在纸面或者新媒体之上的文字符号流，还要反作用于现实，推进现实中文艺的变革。为人民服务的现实关怀必定要落在实际文本的鉴别、传播、针砭的行为之中，并且要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观念和生活之中，才能发挥其作用，其目的是为了想象与建构一个更好的未来。

　　为人民服务，真善美结合，看似简单明了，但在当下的批评实践中，却并不是一个轻易可以达到的标准。一个理想中的批评文本，首先应该是明晰的，有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并且能够将它们清通流畅地传递出来，能够形成让人愉悦的审美感受。其次，它应该富于真理性的启发意义，不仅仅是附着于作品或者现象的文本，而是个独立思想的成果，即便脱离开它的论述对象也具备足够的参考价值。第三，它还应该具有伦理上的诚实，以其自身的诚恳给人以道德上的教益，是善的流布，而不是恶劣趣味和品德败坏者的辩护人。

　　对于批评家本人来说，应该具有“专业性”的素质，换句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所谓“匠人精神”，他要把这个活儿做好，而不是流于普通读者的感受。这包含的素质是多方面的，诸如敏感的观察力，不屈不挠的博学，理性清明的洞察，平等公正的善良，同情弱者与抗争不义的勇气，将自己的美学目的与判断付诸于实践的能力。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感谢那些曾经默默奉献的人，感谢那些指责的话语，因为他们提供了温情与改进的动力。最重要的是，还要有内在的激情，这种激情使得他不再停留于技术活的层面，而是把批评作为一种体验生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