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的多维想象

　　作家追求形式风格的突破与新变，同时一种回 归传统的趋势也开始初显：这里的“传统”既包括现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新传统”，也包括更为悠久的中国古典叙事“老传统”。2015年的长篇小说正以各自的 方式，为“中国故事”这一当下文学的“想象共同体”雕刻着不同维度的侧面。

　　针对热点话题发声

　　长久以来，社会都在呼唤文学对当下生活的回应与共鸣。如何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发声，已经成为当下小说写作最为迫切的焦虑之一。

　　东西的小说《篡改的命》触及的是这个时代城乡话题之中那些最酸楚最尖锐的话题。但这部小说并不是简单的“新闻串烧”或“权力控诉”，而是让一个 经济或道德层面上的苦情故事，最终触及到了文化伦理领域的诸多悖论。汪长尺的儿子终于变成了“另一种人”，一个他曾经痛恨的富二代，“命”的困境在形式上 达成了一个解决。但这种解决带来了更大的困惑：儿子承载的到底是谁的命？汪家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了？这背后是一种文化伦理的剧烈转换。汪长尺胜利了，但终 究又失败了；他最后不是掉进了河里，而是掉进了两个时代、两种逻辑断裂所产生的深渊。这里显示出的时代命题是比较深刻的，它写出了乡土社会在今天如何被釜 底抽薪。

　　《篡改的命》不是一部孤立的作品，它的背后有无数试图直面现实、尖锐发问的文学作品的影子。这类小说的长处在于直接、犀利、穿透力十足，但往往 激愤刚猛有余、细腻丰富欠缺。从中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趋势性的苗头：在这个社会问题日渐凸显的年代，直面问题的作品会不断出现，它们将不断增加自己的复杂 性，在问题意识的有效性之外，兼顾美学效果的两全。

　　刘庆邦的《黑白男女》走的则是相反相成的路数：在矿难这一敏感话题之下，小说讲述的却是物质性肉身毁灭之后，遇难矿工的亲人们怎样重建精神世 界。陶纯的《一座营盘》将目光转向了军队反腐话题，显示出了话题捕捉的敏锐性和过人的创作勇气。张者的《桃夭》关注知识分子的中年困境：曾经满怀理想主义 的青年，如何在生活的重压打磨之下变成了压抑焦虑的中年人，这之中又藏有多少不甘和厌倦。须一瓜的《别人》对医患关系、食品安全等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一次 扫描和思考，但这种扫描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诉诸一个报社女记者的视角。这种观察如何同文本达成美学上、艺术上的统一，换言之，就是如何找到一种寄寓社会关 怀的有机形式。周大新的《曲终人在》把小说主线故事用“虚拟采访”这种颇为新鲜的形式悬吊起来，借助“采访笔记”视角灵活、出入自由的特点，将“官场腐 败”、“政治生态”等外在社会性话题和人物内心的情感挣扎结合在一起，“内外兼修”地勾画出了世道人心。

　　关注时空的边缘地带

　　小说写作需要探索那些人迹罕至的时空角落、唤醒世俗生活中被遮蔽和遗忘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文学作品中出现“第一次”的痕迹，都会使我们 感到惊喜和鼓舞。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被称为“第一部藏族作家讲述西藏近五十年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小说的精彩在于生动鲜活又感情充沛的西藏民间生 活书写，变幻的历史风云最终折射在酥油茶的一次次倾注、老朋友的一次次重逢、人物被生活不断摧易的外貌身形和历经苦难却终生不改的精神光芒之上。与此同 时，作者借无常之事写出了有常之情、因悲悯之心体悟于救赎之道。这是文学的力量所在，也正同小说中浓郁的宗教氛围相得益彰。

　　与之类似的，是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巨大的时空跨度和各自起伏的故事使这部小说隐隐有一种“世事如烟”的感觉，但有两条始终不断的线索却将文本拉回到强烈的现实感中，那就是穿越时空的深情，以及历史创伤的平复。

　　严歌苓的《护士万红》讲述了一份亦真亦幻的感情，是怎样抵挡住时光流传和世间变幻的淘洗冲击，始终保持着如一的姿态。这部小说又名《床畔》，一 剪静坐床畔深情凝望的侧影，似乎是这部小说最贴切的诠释。小说中，严歌苓将镜头对准了过往年代中被遗忘的爱与深情，同时以近乎极端的方式展示出爱的执拗与 孤独。

　　何顿的《黄埔四期》通过一批军校毕业生60余年的传奇人生，再现了中国从北伐到改革开放这一段恢宏壮丽的历史，也为当下中国文坛增添了一抹相对 稀缺的色彩。周瑄璞的《多湾》气魄宏大，在70余年的时间跨度中，讲述了一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描绘出中国近现代历史大潮中普通人的奋斗之路和精神历程。 冉正万的《天眼》书写了一部黔北农村的社会发展简史，陈永和《一九七九年纪事》则以当下视角重新审视了“文革”结束之后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

　　也有一些作家，其兴趣不是沿时光之河逆流而上，而是在空间的层面上，向那些偏远生僻的所在不断打开。迟子建在《群山之巅》中，构建了一个复杂而 神秘的北方小镇。白山黑水之间的爱恨情仇，在诸多个性十足又颇显神秘的小人物身上演绎得刻骨铭心。这些被现代生活甩出视野之外的人和故事，带给我们新奇强 烈的审美体验，他们身上流露出的人性情感本能，却又是我们内心深处畅行无阻的通用密码。张好好的《禾木》在第二人称叙述这样特殊的方式之中，抒发了一位身 在都市的女孩对地处祖国西北角那片草原故乡的怀念；她对草原的重新认知，也能够激起都市中人对自己生活的体悟与反省。

　　艺术形式的多向度探索

　　王安忆的《匿名》或许是2015年最独特的作品之一。主人公在一场阴差阳错的绑架之中失去了记忆并被弃置深山，在失去了对现代文明的意识之后， 蛮荒山野间那些充满灵气的草木山川却忽然向他的内心敞开，随之而进入读者视野的，是乡野村落里那些传奇的故事和精灵般的人物。王安忆在作品中使用了一种浓 度极高又捉摸不定的语言，整部小说的文字如同漫过河堤的洪水，有力、恣肆、不可规训，具有一种梦呓般的气质。小说中常常有形而上的哲思片段直接介入，人物 感觉、内心和潜意识层面的活动也被无限放大，传统小说所注重的“情节”却退居为相对次要之物。《匿名》的叙事在多数时间里是片段化与散点式的，不同于传统 的“讲”和“叙”，小说更像是在“观”和“感”。在实验精神渐趋退潮的今天，《匿名》显示出少见的探索勇气，令人印象深刻。

　　同样在形式上敢于突破的，还有陈应松的《还魂记》。小说主人公在被害垂死之际灵魂出窍，以“半鬼魂半肉身”的状态重新介入到残破故乡的当下生活 中。与之相应，小说在表现方式上也采取了“半梦半醒”的方式：现实书写与超现实笔触杂糅共存、场景切换节奏诡异、怪异的人物和惊悚的意象层出不穷。陈应松 似乎有意要挑战长篇小说的传统形式，这种胆气过人的冒犯之举，带来了小说形式变革的新动力。

　　就体量和架构而言，康赫的《人类学》无疑是2015年的一部鸿篇巨制。作者用130余万字的惊人篇幅，编织起上百人纠缠交错的复杂关系网，并选 择了“交谈”作为叙事结构推进的具体方式。恣肆的内心独白、自由的意识流动、被反复拉伸延宕的叙事，都如毛细血管般重重缠绕着作者对90年代北京生活最细 枝末节的描写。这一切都使《人类学》呈现出鲜明的实验色彩。

　　重返现实主义与古典传统

　　回返传统，是2015年长篇小说创作的另一重显著图景。这一“传统”，既包括“小传统”，即汉语新文学百年发展中逐步确立起来的经典写作方式(如现实主义)；也包括“大传统”，即中国古典文学的丰饶资源。

　　从纯粹私人经验的耽溺里抽身而出，重新展开小说写作对社会生活的触碰，《欢乐而隐秘》被称为韩东的一次“中年变法”。小说中，韩东将目光放回到 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并对诸多社会症候性的精神命题加以关注。韩东其实在向现实主义小说的常规形态逐渐靠拢。再如曹文轩的《火印》、黄国荣的《极地天使》、 王松的《燃烧的月亮》等反法西斯战争题材小说，介入历史的角度和方式各有新奇不同之处，总体上也都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处理方式。

　　重拾现实主义的同时，中国传统叙事的诸多特征，也已经广泛渗入到当下长篇小说的创作之中。李杭育《公猪案》借助相似的要素，把三个时空的故事捏 合在一起，彼此穿插、互为投射，颇有几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味道。弋舟《我们的踟蹰》对传统文学资源的化用则是内在性的。小说借用了汉乐府《陌上 桑》中“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的故事，使之与当代都市中一场纠结暧昧的三角感情形成了互文。

　　陈彦的《装台》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其内在的美学韵味，又深得中国古典文化神髓。小说书写了艺术产业链末端装台工人群体的酸甜苦辣，具有 开阔的生活视野、真切的细节描绘、生动扎实的语言风格以及人道主义的情感关怀。《装台》很“轻”，有一种表情活泼的喜剧感；同时也“重”，充满了人世的悲 悯情怀。它写出了世俗生活的“热闹”，更写出了热闹背后永恒的“冷清”。在此意义上，《装台》是在一个当代故事中，复活了中国古典美学中那些最迷人的品 质。

　　孙智正的《南方》形似最典型的现实主义，书写了一群浙北少年最真实的青春期生活，但作者将其推向极端，整部小说几乎是无数经验素材的拼贴排列，近乎于一刀不剪的长镜头。这反而使这部作品充满了先锋甚至挑战的意味。这种悖论式的奇异效果，显示出青年作家身上的可能性。

　　路内的《慈悲》、盛可以的《野蛮生长》、葛亮的《北鸢》、张怡微的《细民盛宴》等作品，则显示了青年作家自身创作风格的继续延展。前文提到过的 《多湾》出自“70后”作家之手，也具有特殊的意义。无法处理更广更大的题材内容，一直是青年作家被诟病的弱点之一。这部横跨四代人的小说一朝问世，则显 示出青年作家处理大话题、大历史、大篇幅的勇气和野心。就2015年的创作实绩来说，它只是诸多佳作中的一部；但在作家代际成长的更辽阔视野中，其意义显 然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