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与改进文艺批评研讨会发言摘登

主席台

何东平：四个标准是文艺批评的“方向盘”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今天《光 明日报》和《文艺报》在这里举办这个名为“加强和改进文艺批评”的研讨会，就是想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引向深入，把加强和改进文艺批评 工作落到实处。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 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一论述，既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当前我国文艺批评存在的不足，也给出了改进创新的良方，确立了文艺批评的四个标准。这四个标准，可谓是搞 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我先围绕四个标准来谈一点学习体会。

　　第一，“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是对批评方向的把握。我们知道，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最早提出了“美 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这四个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

　　历史和人民的观点，体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体现了文艺的史学价值、认识价值和道德价值。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揭示了上层建筑组成部分——文艺的内在规律，揭示了文艺的审美价值。

　　方向是文艺评论的灵魂。优秀的文艺批评，就是要尊崇社会发展和文艺发展的双重规律，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校准民众审美评判的“定盘 星”。优秀的文艺批评，一定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的，一定是对文艺负责而不是对某个文艺家负责的。为人民服务、对艺术负责的文艺批评，始终站在 历史和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大众的文化利益鼓与呼，以人民喜好和民族审美作为批评标准，以提升民众思想和情趣为责任和使命。

　　第二，评判和鉴赏作品，是文艺批评的职能所在。批评家是一群特殊的读者，是连接作家作品和普通读者、连接社会和文艺的桥梁，批评家需要利用自己 的专业知识“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引导读者，告诉读者什么是好的文艺，好在哪里，什么是坏的文艺，坏在何处。帮助读者发现优秀作品的优秀之处，培养和提 高他们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从而推动全民阅读水准和价值观念的提高。

　　第三，倡导说真话讲道理，是为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是对批评态度的一种要求，要求批评家有真诚的批评态度，有追求真理、坚持唯物史 观的决心。批评的品格，说到底，就是真实、鲜明、正直，实事求是，激浊扬清。不做人情的奴隶，不做私利的共谋，不做权威的陪衬，不做庸俗的跟班，要像鲁迅 先生所说的，敢于下手“剜烂苹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勇于表明立场，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大声说“不”。

　　近年来，文艺批评总体上是好的，但不可否认，也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四平八稳、一团和气、和稀泥的人情文章，比如夹带私货、恶意棒杀 或为吸引人眼球的“酷评”，比如玩弄理论术语、食洋不化、不接地气的批评文章，这些都是对批评品格的矮化和亵渎。它们可能滑向文艺批评的功利化、庸俗化、 圈子化，需要引起我们格外警惕。围绕加强和改进文艺批评，我们《光明日报》要身体力行，做到以下三点：

　　一、加大批评的力度。批评是文艺评论的根本品格。文艺批评要的就是观点鲜明、褒贬明确的批评，诚如总书记所指出的，“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

　　二、增强批评的现实性。文艺批评也需要“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要贴近群众，让人家听得懂，文艺批评为人民，就是要多讲人民听得懂的“人话”，少讲人民听不懂的“神话”。

　　三、改进批评的文风。文艺批评也需要改文风，朝着短、新、实的方向努力，要鲜活灵动，清新平易，真正成为文学事业生动活跃的一部分。

　　作为一家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和服务对象、以思想文化为鲜明特色的报纸，《光明日报》曾经发表过众多富于真知灼见的文艺批评文章，有些文章曾经 起到引领批评风气的作用。《光明日报》还专门开辟讨论专栏。不少批评文章都足以写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今天在座的各位批评家也大多在《光明日报》发表过 文艺批评文章，为中国的文艺批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许多作家、评论家的处女作、成名作、代表作都曾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借这个机会对你们表示衷心的 感谢。《光明日报》将继续为诸位提供发挥聪明才智的平台。我们决心将习总书记关于文艺批评的“四个标准”作为尺度和遵循，努力发挥文艺批评“引导创作、多 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何建明：文艺批评的标准、导向与实践

　

　　文艺批评应有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怀疑与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其精髓就是具有批判意识。批判意识，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蓬勃发展 到今天的重要原因所在。对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从事文艺批评的工作者来说，缺少了文艺批判的精神，像习总书记所说的，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 奉承，那样的话文艺批评也就丧失了它的价值。现在太多的文艺批评都在说好话、唱赞歌，已经严重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不少人为了利益拿了红包，有碍于 人情关系，对作品给予过高评价，求得皆大欢喜。批评多了，怕作者有看法，大家都不敢批评，只是泛泛赞扬一番，久而久之，成了风气、漫延开来，很不好。如果 文艺批评不但没有发挥出它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功能，反而助长各种不良风气，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敢表明立场，不说真话讲道理，褒贬甄别功能弱化，就会制 约文艺创作健康发展。

　　如何保持文艺批评的批判精神？批评精神弱化，源于文艺批评家在商业化语境下缺失了对艺术标准的维护和坚持，没有正确的文艺批评标准，就很难有批 判精神。在商业社会里，有人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的商品，只用商业标准而摒弃艺术标准来评判作品，这是标准的严重丧失。要想有批评，不能一味表扬，应 如习总书记所说的，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说真话，讲道理，依文艺作品的质量和水准，而非依利益或人际关系，这才是真正 的坚持标准。

　　文艺批评要有“批评”精神，也不能为了批评而批评，要合乎文艺发展的规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对一部作品创作中有价值的努力与探索进行赞扬，表彰 倡导长处，评论家无须刻意避开赞扬，否则也会有损文艺批评的真正价值，这很考验评论家的功底和水平。如果因为“人情”、“面子”、“红包”等不得不说一些 违心的话，阿谀奉承、庸俗吹捧，为一部平庸的作品“吆喝”，便是批评的病态。对一部作品，要本着引导文艺创作向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的原则，对其进行实事 求是又合理的评判，指出其不足，有利于创作的提高，但不能为了批评而批评，应该是健康的、阳光的，不能为了追求“效果”，哗众取宠，甚至恶语相向，否则就 违背了“批评”二字的内涵。要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文艺批评的实践，应有文艺理论的支撑，符合民族审美标准。如果对一部作品进行单纯感受式的分析，而没有相应理论的支撑，那是不可取的。我们现在 的很多文学评论，完全照搬西方的文学理论，以此来评判中国的文学作品的价值，作为衡量中国文学创作好坏的标准，这同样不可取。西方的文学理论可以提供一些 新的文艺视角和方式，我们可以借鉴利用，但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 建立起符合本民族审美习惯和审美规律的标准，而不能一味对西方文艺理论生搬硬套。

　　文艺批评应与文艺创作相依相伴，形成良性互动。文艺批评，不仅仅是评论界的事，更直接关乎文学创作。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离开了文艺 创作，文艺评论就失去了“对象”，需要与作家有良好的互动。在文艺界，之所以存在阿谀奉承、庸俗吹捧的现象，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作家没有摆正心态。只喜欢鼓 励和赞赏，喜欢肯定性的评价，不愿听具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吹捧风气的盛行，也不是一个成熟作家应有的姿态。当然文艺评论家也不应高 高在上、掌握作品“生杀大权”的盛气凌人的姿态，应该与作家相伴，形成良性互动氛围，这才有利于文艺批评健康发展。而且，文艺批评要看对文艺创作的批评是 否到位，是否有力，是否有效，为评论而评论，价值不能真正发挥出来。

　　文艺批评要重视研究作品和作家，应该指向具体作品和作家个体，做到“具体而微”。既要评文艺思潮、文艺现象，也要评文艺作品，思潮和现象是通过 具体作品反映出来的，只有评价作品才能够贴得近、评得准。现在的评论太注重宏大主题和空泛的对象，不太注重具体的作品，看似侃侃而谈，实则华而不实。这也 与批评精神的缺失有关，评论家出于利益或人情等目的，对作品内容不敢面对，避实击虚，缺少应有的责任担当。文艺批评既然和文艺创作是双向的互动关系，那么 这种互动应该更贴切地表现在文艺评论家与作家个体之间的关系，评论家对一个作家的作品内容进行具体分析，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作家才能不断提高，有所收 获，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才能互相切磋，共同进步。

仲呈祥：做好文艺批评的关键在于坚持科学标准

　

　　我要对《文艺报》和《光明日报》召集这次研讨会表示感谢，两家报纸确实在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为加强文艺批评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觉得，媒体正在党的领导下，营造健康的、活跃的文艺批评氛围，促进文艺的繁荣。我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工作者，感想有三：

　　第一，我非常赞成，搞好文艺批评的关键在于坚持科学标准，即习总书记与时俱进地提出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按照唯物史观， 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美学的也必然是艺术的，艺术是人类审美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文艺批评标准的混乱，必 然导致文艺批评实践的混乱，搞成是非不明、褒贬不分了。坚持科学的批评标准，理论指南就是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就是《中央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 意见》。优秀作品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逻辑起点是作品自身的品格，前者是历史品格，后者是美学品格，同属创作美学范畴；而观赏性的逻 辑起点是观众的接受效应，属接受美学范畴。因此，我们不能把不同逻辑起点上抽象出的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并列在一起，放到同一批评范畴里下判断，当成批评 标准。那样会给人一种误解：好像有一种与艺术性无关的观赏性必须当成标准，这种与艺术性无关的观赏性恰恰就是凶杀、打斗、床上戏之类的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 激感。这正是造成以营造视听奇观去取代思想深度和精神美感的创作倾向在批评标准上的理论根源。其实，推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作为标准去衡量各 种门类的文艺作品，是不科学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是作用于读者的阅读神经的，并无具象，没有观赏性；音乐作品是听众用耳朵来听的， 也无观赏性；至于“五个一工程”中的理论著作和文章，那就更不能用观赏性标准去衡量了。应当看到，电影界近30年来确有一种未能科学认识观赏性、清醒追求 观赏性的盲目倾向。面对市场，提出观赏性需要重视是有依据的。但对于创作者说来，艺术性的题中应有之意，便是要靠作品的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去吸引感染受 众。所以，历届党代会总书记的政治报告和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历来都用“增强作品的吸引力感染力”为标准，这有明确的指向性，即把受众提升到作品 的历史品位与美学品位上来。而观赏性却没有指向性，它是因人而异(不同人有不同的观赏情趣)、因时而变(不同时代条件有不同的标准，“文革”中的毒草如今 成了香花)、因地而迁(不同鉴赏环境下会有不同的鉴赏需求)。须知，要真正解决观赏性这个矛盾，必须按范畴学规定的，什么范畴的矛盾，只能在什么范畴里面 解决，并且关注到相关范畴里面有内在联系的矛盾就可以了。马克思有句名言：再美的旋律，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都是没有用的。我的导师钟惦棐先生说过一句很 著名的话：再好的电影，对于不懂得欣赏电影基本法则的观众也是没有用的。他这个话讲的很深刻。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自身的同时都在生产自己的欣赏对象。因 此，我们首先要提高观众的鉴赏修养，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养，才能解决好观赏性的问题。第二，就是要努力净化鉴赏环境。现在的环境必须净化，电影市场院线， 主要的黄金时段全部给赚钱的片子，思想性艺术性结合得好的影片根本排不上。我们在评金鸡奖的时候，十几个放映厅除拿一个给我们看外，其他放的全是《小时 代》《港囧》之类，怎么办？环境不净化，相反却把观赏性的问题推给创作者解决。结果，愈如此观众素养愈败坏，鉴赏环境愈糟糕，于是，创作者就去生产格调更 低下的作品，创作与鉴赏之间的恶性循环便产生了。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第二，我们是批评工作者，我们要执行好标准，就要从根本上在哲学层面思维方式上努力科学化。哲学通，一通百通，哲学不通，四处碰壁。为什么提这 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把文艺从属于政治，用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把握世界，特别是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吃了苦头。应当说，在战争时期，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有 其合理性。但前几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人又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把过去的用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变成了用利润方式和经济方式取代审美方 式把握世界。作为一个批评工作者，我深深体会到，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要求，学习辩证法，站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高度，把长期以来影响制约我们的 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思维，自觉转化为执其两端、关注中间、兼容整合、全面辩证的和谐思维，文艺批评就可以走向繁荣。我举一个例子，昨天 《光明日报》为《芈月传》开会，郑晓龙曾以执导《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编辑部的故事》等作品蜚声屏坛。应该说，这是位有思想艺术追求的有才华的导演， 他塑造的不少艺术形象，都引起过强烈的社会反响和争议。刘惠芳形象出来了，誉之者众，说代表了人民对善的深情呼唤，但是也有批评的，批评的就说这个形象把 我们妇联搞了几十年的妇女解放工作都冲淡了，这很正常，有说好和不好的，这就有了争鸣，真理就愈辩愈明。当时《求是》让我写了一篇文章：《“渴望热”后思 录》，就分析了这种现象。现在也是这个问题，《芈月传》出来，争议很大，上海有文章说一味讲宫斗，缺失了现代性的反思。但全剧并未止于写宫斗，该剧顾问、 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王子今先生在《光明日报》就这段历史写了文章，阐述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电视剧艺术家徘徊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进行审美 创造，造成了文化现象：不仅是观众议论，史学家在理论，都在议论，这种电视文化现象，诱发了中华民族群体性的史学热。文艺批评在其间是大有用武之地并肩负 着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的。好多人过去不认识那个“芈”字，也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43个太后执过政，她是第一个，叫秦宣太后，最后一个是慈禧太后。大家研究 这段历史，学习历史，弄清历史，这个氛围很好，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历史修养和历史意识。这就是大家发表意见，百家争鸣。所以我说，关键在文艺批评要以文化 自觉的姿态，摒弃过去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或捧之上天、或批之入地的单向思维，代之以全面辩证、兼容整合、具体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和谐 思维，特别是要反对那种东施效颦、盲目西化、唯洋是尊、食洋不化的洋奴思维。

　　第三，要善于和谐作家、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关系，要营造一种和谐的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和氛围环境。艺术养心，氛围养人。我上世纪80年代在《光明日 报》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论作家与批评家》。我的导师钟惦棐和上海的谢晋为至交，谢晋每有新作，从《天云山传奇》到《芙蓉镇》都到京请教钟老。在振兴巷6 号钟老家，他们两个老头于葡萄架下喝酒，他们都是酒仙，推心置腹，无话不言，但是到了文艺批评的研讨会上，他们却是不留情面，刺刀见红。比如，钟老在《谢 晋电影十思》中就入木三分地做出了“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的评价，既肯定了谢晋紧跟时代执导《女篮五号》《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天云山传奇》 《牧马人》《芙蓉镇》等优秀作品，也批评在“四人帮”横行的时代还执导过“打走资派”的阴谋电影《春苗》，而钟老故去后的历史更证明了他判断的预见性，因 为谢晋晚年执导的《清凉寺钟声》《老人与狗》《女儿谷》等多少旨在赶时髦受西方深挖“人性深度”的影响，而缺少对中国现实独到的思想发现和审美发现。当时 谢晋读后，深受启迪，思之良久，夜不能寐，他深夜打电话告诉我：你导师一句话够我想一辈子，受用终生呀！《天云山传奇》是根据鲁彦周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讲 的是反右斗争中一位叫吴遥的地委副书记，为了把手下的漂亮女干部宋薇抢到手，居然把尔的丈夫罗刚打成右派，然后借“划清界限”逼宋离婚改嫁给自己。影片上 映，影评界反映强烈。赞之者称“深刻得很”，揭示了“左”的历史渊源；但批者说“反动得很”，是诬蔑共产党的。钟老连夜给《人民日报》赶写了一篇影评《预 示着矫健发展的明天》，指出：《天云山传奇》对生活的怨尤，引来了人们对《天云山传奇》的怨尤。怨尤之于怨尤，在我看来都是不必的。但人们不能因此否认生 活中吴遥们的存在。历史是不能道德化的，即便不出吴遥，也会出张遥、王遥的，历史是由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诸因素的合力铸成。而艺术反映历史往往 要经过道德评判这一中介，艺术甚至离不开道德评判。他主张要辩证地把历史分析与道德分析综合起来。此文既出，两种极端之论都平息了。钟老与谢晋，堪称是批 评家与作家关系的楷模，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