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湘军发展的正道：更开阔 更宽广 更深远

　　近几年来，“文学湘军”创作阵势浩大，佳作迭出。王跃文、阎真、何顿三个全国性“作家品牌”风头正劲，《大清相国》《爱历元年》《活着之上》《来生再见》《黄埔四期》都广受关注。官场小说、都市小说、红色题材纪实作品和影视剧三大创作热点接受效应良好。湘西题材长篇小说异军突起，李怀荪的《湘西秘史》、刘萧的《筸军之城》、邓宏顺的《铁血湘西》、蔡测海的《家园万岁》、于怀岸的《巫师简史》、黄青松的《毕兹卡族谱》、张景龙的《湘西土司王》、罗长江的诗体小说《大地苍黄》等，共同开掘着大湘西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性，很有分量。乡土文学写作再放光彩，彭见明的《天眼》和《平江》、王青伟的《村庄秘史》和《度戒》、姜贻斌的《火鲤鱼》、薛媛媛的《湘绣女》等，各擅胜场而韵味悠长。

　　创作形势良好，使很多湖南作家对获大奖念念不忘。每当有分量的作品出现，很多人首先估量的，就是能否获奖、特别是获得茅奖。连续几届评茅奖功败垂成，更使一些人汲汲于此，为获奖而期待、焦虑、遗憾和纠结，似乎“重振文学湘军”成功与否，全系于这“天堂之门”。我称之为获奖焦虑症。

　　在笔者看来，太看重获奖不必要，思虑愈多，反而得之愈难，欲速则不达。《曾国藩》等许多湖南长篇小说作品，与茅奖不过一步之遥，也不逊色于那些获奖作品。不少获奖者反而很快就失掉信誉度，他们的平庸之作已不再为人们提起；即使同一作家，也不乏更好的作品没成功、较差的作品反获了奖的现象。茅奖评奖本身充满了偶然性，改革后的评奖制度规则重于标准，追求的并不是鉴赏、判断的能力与水平。参与则可，笃信大可不必。在新世纪的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学创作已呈现出一种立体交叉、相互映衬和对照的评价格局。中国作协的“茅盾文学奖”与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小说排行榜”、《南方都市报》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都值得重视，《长篇小说选刊》的转载和《当代》《收获》的发表，亦是重要参考指标。一部文学作品的质量和影响，需要置于这些奖项和杂志共同构成的评价体系中，才能够得到较为全面的呈现。从这样的范围来考察，一部作品的分量和影响才会充分显示出来，不必仅仅只盯住茅奖。

　　只盯住茅奖，对创作和评论都会形成不利影响，是身处多元化时代，却用一元化的思维想问题。作家太想得奖，目标直接而狭窄，就往往会思前想后、患得患失，局促创作思维的辽阔性和审美的自由度；文学评论和相关部门太想得奖，则往往容易只关注几个有可能得奖的作家，可能会忽略或漠视那些追求新思路新空间、同样颇具活力的创作，有可能无形中遗弃一个更好的状态、更大的局面。

　　“文学湘军”有必要摈弃获奖焦虑症，看得开阔一点、宽广一点、深远一点，以更雄健的气魄和更辽阔的胸襟，聚焦更具根本意义的文学目标，在地域性写作上增强精神感觉的全局性，在乡土性写作中强化问题意识的新鲜感，在生活实感类写作中增强价值内蕴的丰厚性。这才是湖南文学全面发展的正道和大道。

　　(作者系湘籍文学评论家、著名长篇小说研究者，河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