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军事题材诗歌：仍留一箭定天山

　　刚刚过去的2015年，诗坛呈现出的热闹景象是少有的，无论是社会对诗歌的关注度、对诗人的热议，抑或作品总产量和题材的宽度，都有了不凡表 现，诗艺也有一定的突破。这便形成一种印象，似乎诗歌边缘化和非诗歌时代的质疑已经远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诗歌的狂热被组装和复制，诗歌再次成为人们的精 神需要，重新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无论如何这多少令人暂且欣慰。基于广大官兵的心灵市场和精神需求，身披铠甲的军事题材诗歌从来不会寂寞，一无例外地和非 军旅诗人们的歌喉保持了应有的密切关联度，并在文化诗意的阵地上反思战争、回顾历史，寻找属于军人的精神脉动。

　　题材的优势与诗人群体的参与

　　反映时代主脉不仅仅是军旅诗人的责任，亦为当下诗人所负重轭。2015年大事频仍、题材多元，给了诗人观照当下走出“小我”而与时代精神内核结 合起来的宽度与广度。与此相对应的，全国文学刊物包括报纸及新媒体在内，其中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主题的栏目与版 面策划纷现，声浪几近覆盖诗界，尤其是《诗刊》于7月(上半月)推出专号，集合马识途、柳荫、朱增泉、刘立云、商震、雷平阳、汤养宗、李轻松、路也、大 解、胡弦、娜夜、姜念光、聂权等一批当下诗歌一线的新老诗人，不分军内军外，用诗歌抒写70年前发生的那场用鲜血和生命浇铸的胜利。这些诗歌不只是一种对 当年血雨腥风岁月的情绪宣泄，更多是充满痛感的深度反思，特别是对照当前日本军国主义裸露的似曾相识的狂妄野心，诗人们难抑的或激愤或担忧或冷嘲在创作中 持续澎湃着，不断地从一种身份转换到另一种身份。如马识途写于70年前但从未发表的组诗《榴花开得火样鲜明》，就是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发出的坚实的声音， 是对身在历史中种种场景的独特情感表达，其中《我们结婚了》(1939年10月)一节中最为典型，他选取“主婚的人”是“爱情”、“证婚人”是“艰辛”、 “介绍人”是“革命”、“客人”是“在屋檐上跳着的小麻雀”，虽则直白，那个革命年代的特别婚姻的情感却格外真切、感人；同样写于战火中的《比血更贵重 的》是柳荫的组诗，他用“谣歌”“热血，滴滴”“风暴间隙的宁静”“一同唱出对祖国的爱……”等短章，写下独属于战地生活的偶忆，时常由衷感到“山村的气 息，如同骤雨后的一条小溪”，诗人的爱浓烈且真实地呈现其持续性。与之身在历史中奔涌的情感体验所不同的是，马新朝的《铁色素》和雷平阳的《我流了几吨 血》则不乏理性的思考与反省，前者在遥想多年前的敌情紧急，绝不可能不对当下局势作本能的关注：“那几个日本兵并未远去/他们在那个夏日杀人放火后/又潜 入到今天”，以及“温习着这些口令/努力把自己从生活的烂泥中拔出来”，诗人的挣扎和忧虑源于想要国家和民族有“安放神圣和尊严的地方”；后者对战争的思 考更为冷静，他同一个出席自己葬礼的老人一起目睹葬礼上的种种情景，悲凉、孤独、死亡的恐怖等极端情绪被淡化处理了，这是因为他感到他的声音孤独、冰凉 “像70年前射出，但至今没有落地的子弹”。而刘立云气势磅礴的组诗《紫荆关》令人感到涨潮时的惊涛骇浪，作品中狂放的节奏不过是诗人内心难以抑制的冲击 波，一气呵成的《听某老将军说八年抗战》一诗，情甚切切。其他如简明的《在太行山上》、李轻松的《十万义士》、姜念光的《埋伏》、汤养宗的《当年留下的子 弹》以及大解的短诗《英雄》、路也的长诗《随园》等，强烈的情感加上有意识地遵循一种热情表达的目的，试图坚持抵达看似哀而不伤的境界似乎不那么容易，结 合着诗人有意识追求诗性的需要而使这一类的诗歌在写作上逃离咆哮的破坏力量。马新朝等诗人的诗歌在重新提醒着人们驾驭军事题材诗歌中的大词放置的位置和呈 现的面目十分重要，情感拿捏稍逊一筹便会流入难以把握的轨迹而游离诗人发言的部位和初衷，警惕豪迈气概被无意识弱化。

　　与地方报刊相比，《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西南军事文学》《西北军事文学》《神剑》《前卫文学》《橄榄绿》等军内报刊专门开辟的阵地进行连 续性刊载，打破军内军外诗人身份的藩篱而共同行进于纪念性主题写作中，如商震、牛庆国、罗长江、胡卫民、广子、张庆岭、王方方、李林芳等诗人。无论是多元 题材的充盈性上还是诗人的参与度上，明显要好许多，为数不少的军旅作家、评论家也纷纷参与到诗歌尝试性的创作中来，十分明显的是他们作品数量虽不算多，但 拓宽了发声的坚固渠道，如朱秀海、汪守德等，多用格律诗旧制记取怀古抒今，如《嘉峪关怀古》(8首)、《园殇》(14首)。一直用格律诗抒怀发声的还有李 文朝、雷海基、刘庆霖、王琳等诗人，他们保持了旺盛的创作力，他们的《血肉筑长城》《天军吟》《哨兵》《浣溪沙·响堂铺抗日战场巡礼》等诗作，“说豪情， 多少英雄不死”的理想和“万里空天任我行”的豪迈，在植入战争背景之中的旧体诗，不再延续精致的纯诗写作，这里没有繁复的意象和混乱的呐喊，只有对家国情 怀的强者高歌和对死难将士的咏吟。而刘立云、姜念光、曹宇翔、刘笑伟、马萧萧、康桥、张国领、杨卫东、堆雪、杨献平、周东浩、胡松夏、温青、吕政保等军旅 诗人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一本年度公共题材的创作上体现了高度一致性，其中刘立云的《长城：金山岭》这首长诗有浓厚的民族感情、严谨的结构、恢弘广博 的内容，在歌颂戚继光等古代著名的马背上的将军的沙场建功立业，影射当前军中大老虎的贪腐给军队带来战斗力丧失的危险，面对觊觎我领土的“倭寇”，“子孙 们将沦为鱼鳖”的可能性，作者是愤怒的，忧心的，这便使这首诗上升至与有关祖国及人类命运的层面，将热烈激越的诗情与严肃危急的民族情绪结合起来，通过诗 人意识的产生和成长，来“显示人类起源到现今的缩影”(奥迪赛乌斯·埃利蒂斯语)。

　　另外，对当下军营生活、训练、边地环境和当代军人个体形象、品格的关注以及英雄等题材并未缺席，在2015年仍然成为创作常态。如康桥的《燃烧的歌唱》、胡卫民的《表情》、堆雪的《昆仑诗行》(组诗)、温青的《喀喇昆仑的鹰》、周承强的《远山如梦》(组诗)等。

　　事实上，诗歌这些阅读热与关注度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即微信的普及，诗歌重回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你读诗”、“诗歌是一束光”、“第一朗读 者”、“读首诗再睡觉”及“猫头鹰阅读”、“诗刊社”等公共微信号订户动辄十几至几十万，可以想见，每天有庞大的微信订户定时在阅读诗歌，诗歌活动的骤 增，带来的是诗人的消息和诗歌活动信息刷满各种微信圈。另外，“中国诗歌网”推出的“每日好诗”，使得网络平台推波助澜的威力令人印象深刻。

　　诗艺的突破与诗意解构的记取

　　诗人承担着衡量、检查、质疑的主要作用。而诗歌成为与时间、变形原则抗衡的决定性力量，诗人在一定社会表面的沉默和开放社会碎片化的信息洪水中 成为发言人。这就等于说，诗人如果不能在诗艺上突破和关切，缺少诗意地解构文字的能力，在如此沉重而严肃的“使命感”及公共话题的重轭下，必会始终处于剑 拔弩张或如同打了鸡血一样的紧张状态中，诗歌成了呼喊和哮喘，诗行中充斥鼓点和号角，艺术粗糙而情感空自浓烈，谈不上有什么整体的精神力量和艺术高度。那 种简单而缺乏取舍的蜂拥而上的所谓现象“真实”和手法“现代”的说辞，不过是为其艺术思想力的羸弱而进行的苍白辩护。

　　因此，盘点过去一年的军事题材诗歌作品会发现，军旅诗人已经有意识地调整和学习驾驭人类永恒的诗语，并形成个人的大的印记，对途经生命中的一切 都有审视的关联。这种对于军营情感和生命经历的有效写作姿态，使诗歌的纹理清晰不少，不乏佳作。姜念光的《埋伏》(组诗)通过对战争年代背景下的特殊场景 推动及军人青春诗意的扫描，以可靠的细节、朴素的表达，使他的诗获得了较好的感动能力。其中，《山东庄稼汉》是对疼痛和苦难的再次呈现，疼痛在隐忍，苦难 在加剧，可贵的是他没有让这种情绪泛滥成灾而比较好地进行了节制，如写被敌人蹂躏下的中国土地，他用“鬼子用新修的一条路/勒死了这片土地的呼吸”，而人 民生活则是“天上孤悬的那轮残月/像一盏提心吊胆的灯”，诗歌美学意义上的宽阔诗性有了一些恰到好处的控制力。同样，另一首《美学课》短章的音乐性、技术 化使诗意得以扩展。广子的《祭南岳忠烈祠》一诗打破了他步入中年以后的温和语气和稳健的叙述，粗鲁与尖锐重新回归，自反的生命理念非常清晰地契合了这首诗 所想表达的情绪与立场，连续发问15个“……是一个词吗”后突然瞪大双眼更加大声发问“如果你一定逼着死人说话/烈士你说，死都死了/为什么骨头化成灰站 起来/走那么久，那么多冤枉路/——回来/你说，回来是一个词吗”，其强势的嚣张及绝望的真诚几令人崩溃，而这正是诗人执拗的锋利所在。这首诗有一种稳定 的结构形式，保持了他的诗歌特有的骨骼和硬度，而其中显著的炫目技艺令人叹服，这是诗人表达上的彻底。杨卫东的《将军，视野之上的头颅》延续了诗人一贯的 诗歌风格与诗意解构方式，仍然努力在场阈空间灌注他个人生命的元气和基本旨趣，可以看出诗歌有意识地对生命意义作探究的用心。杨献平的诗体现了诗人与诗评 家之间的特殊性与一定的关联，他一向追求内向性的表达，淡化功利性，无论是个人情感的向度还是对日常历史化的精神安妥感，都体现了诗歌特有的势能和个人表 达的存在感。堆雪的《昆仑诗行》(组诗)大体属于主情范畴的类型，抒情主体的位置比较显豁，诗歌的表现性、抒情性与呈现性、具象化在一些短章中能够达至平 衡关系，像“把一座山 从积雪中扶起来”与对雪山要“用大把大把阳光和北风的草料喂养它”这样的诗性表现力，可以看出诗人有自觉诗学抱负的努力。胡松夏的《山河》以烈火金刚般的 情怀、高山大河般的意象潜入故事内核，富于惯有的英雄主义气质。

　　语言的安顿与美学的在场

　　约瑟夫·布罗茨基认为，最终极端的力量是“当语言终于不再满足于上帝、人、现实、罪孽、死亡、无穷、拯救……而达到饥不择食的状态”。而庞德说 艾略特有句话很好，“对于想把诗写好的人，没有一种诗是自由的”。在创作重大题材的诗歌作品时，首先要想到的是经历者的感受，而非再有语言的“表演”，试 图用句子之间的修辞缠绕达至碰撞效果都是徒劳的，须用真实的真切的感受进入诗歌的层面。军事题材诗歌并非一定是咆哮式或呐喊式才算是有了激情，不是有了这 些就能写得出好诗。在一个特定的题材面前，仅仅用分行文字来传达某种情感是不够的，其中掺杂的口号式的语言和非诗的因素实际上与诗歌的标准相去甚远，话多 诗少，直白就会浅显易懂。

　　而浅显易懂并非一定要直白，这是要上升到艺术领域反复探讨的问题，对诗歌艺术有一种理性的尊重就是对诗歌的尊重，不是所有人都能写好诗的，也并 不是所有人写出的就可称之为好诗，那个“全民创作”的时代已经界定为笑话了。相反，有的诗人把诗歌当作一种纯粹的语言游戏进行文字表演，这样做的结果，要 么是意象繁杂，语言缠绕，导致晦涩难懂，要么是直白无味，口水泛滥，诗意全无。

　　检视2015年军事题材诗歌，不少的诗章在对诗歌语言的安顿上注意到了美学的在场。“我知道，即使我的头颅垂得再低/也不能抬高那些亡灵的尊 严”(广子)，这里的每个词都锋利无比，而句子却像规则的锯齿，闪着寒光。“在南京这地方，像野兽一样/吃着这些生东西/我总吃出一种/血腥味”(马萧 萧)，对于敌人在南京给民族血脉中导入的深重苦难，难以因为美食而稍有消解。“那些石块是山地、丘陵打碎的牙齿”(李林芳)用“打碎”一个动词，十分形象 地呈现了石块的形状及反射到人心里别样的感觉。“不可接近的几笔雪”(堆雪)，在诗人眼里，祁连山连绵不绝，祁连山上的雪也是连绵不绝，但这种自然界的 “大”在使命与责任的驱使下立刻变“小”，心理上的“小”并用“几笔”形容，诗人采用绘画线条勾勒的绘画效果恰恰雕刻了军人的灵魂走势，这和他“我泥沙俱 下的泪水和表情”一样，都在造词境界中左右逢源地排兵布阵，词的命运和美感都在语言细节的安顿中出色出场。语言自然要为诗歌中的拟人及比喻提供素材：“每 一棵苍松都能挡住一次坏消息”(周承强)。诗人正是通过语言和美学的结合，才使那些关于诗歌的持久思考具有直接的可感性，语言敏感而诗思缜密、情感收放， 在不同的诗人那里均有不同的艺术尺度和美学品相。

　　就军内外诗人驾驭军事题材整体的能力而言，非军旅诗人并不能做得得心应手，情感投射很容易流于空荡、浮泛和狭隘，即使是一线诗人也不例外，也许 军旅诗人生存的环境及自身的身份确认注定了在军事题材领域有自我表达的先天优势，这是可喜的。但是，过去一年的军事题材诗歌公认的优秀诗歌仍然不多，传唱 的佳作更难觅踪影，相反，生活的同质化和获取信息渠道的单一，使得相似题材的表达技巧、修辞方式和追求情感的激烈碰撞，使诗歌面目相似而缺失其独特性，同 时在想象力、聚合核的力量力度、情感的控制、凸显当代的新鲜经验与美学的修养诸方面，无疑是需要继续面对的诗学痼疾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