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怎么走出去？劳马的成功说明世界很大

　　“这些年中国文学一直想要走出去，但我们的目光几乎都盯在英、法、德等语种上，其他语种几乎都不在大家的眼界中，这次劳马的成功使我们发现世界非常大。”12月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的最后一堂课上，作家阎连科如是说。

　　阎 连科口中的成功是指：以短篇小说、微小说写作而著称的中国作家劳马(马俊杰)去年获得蒙古国最高文学奖。他的小说从中文翻译成俄文，从俄文翻译成蒙古文，在继蒙古文之后，陆续被翻译成越南文、格鲁吉亚文、阿塞拜疆文、俄文等十几个语种，即将出版的还有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埃及等七八种语言版本，共计约二 十余种语种。

　　蒙古国汉学家森·哈达介绍，“蒙古及西亚对于中国的当代文学知之甚少，他们只知道解放初期从俄语翻译过去的鲁迅、老舍以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

　　事实上，这也是该奖项首次授予中国作家，劳马也成为继日本作家谷川俊太郎、韩国作家高银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作家。阎连科说：“劳马的小说不是中国写得最好的，却是翻译得最多的之一，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2015年9月，劳马小说集在格鲁吉亚出版，登上了该国最高级别杂志的封面，里面大篇幅刊登了劳马的小说。

　　“劳马的‘门’是虚掩的”

　　课上，“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的老师及同学们分享了对于劳马小说的感受。

　　“劳马的小说创作具有直接性。”人民大学教师杨庆祥指出，劳马小说多用短篇，表达的内容很有力量，体现出对于文体革新的努力，但是另一方面也会显得后劲儿不足。

　　“此外，劳马将杂文与小说结合，从叙写方式来说，融入了现代杂文的某些特点。”杨庆祥认为，劳马的创作堪称是书写了“新儒林外史”，他笔下的人物，百分之九十都是知识分子。既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也有讽刺与同情。

　　杨庆祥还表示，当代小说的一个问题是在1949年之后，农民写的很好，知识分子与资本家写的不好。“当代知识分子很复杂，劳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谱系，以后的创作可以将其做为素材，再接着写下去。”

　　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学员张楚引用陈光伟的话概括道：“老马以阅人无数的社会身份，练就他老练世故的眼光、沉潜内在的观察视角，使他愿意在短篇小 说的狭窄空间里，积蓄储备叙述的功夫。”他认为劳马笔下的知识分子褪去了光环，有着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的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某些方面比普通人还要滑稽阴 暗，但是读完笑过之后，还有一种微妙的自省的情绪。

　　作家张悦然认为，劳马的小说和 俄国小说有相通之处，都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有点儿像契诃夫。“很多作家的写作需要一扇门，需要一个形式化的程序将自己与外界隔开，强调写作的神圣感。但是劳马的门是虚掩的，他在写作与生活之间进进出出，和生活没有割裂。劳马以前学的是哲学，他在迫不及待地展现思想的东西。劳马的语句像是骨骼，易于直接交 流思想，大家也更容易接受。”

　　劳马挚友阎连科提到他曾经问劳马是怎么构思的，劳马回答：“我每个周末坐在这里两分钟，故事的场景与片段就来了。我从来不去构思任何一个小说。”

　　阎连科说，劳马对世界幽默小说非常熟悉。“他读了很多国外的幽默小说，说起来头头是道。他写过关于笑的文学，他是有准备的，是非常有想法的。另外，他对于讽刺的分寸掌握得非常好。他写的是他的生活。”阎连科同时指出，劳马创作中有随意性，有些地方处理得比较粗糙。

劳马小说集译本书封。

　　“一带一路”激发沿途国家了解中国的好奇心

　　森·哈达介绍，劳马的作品被一个知名蒙古国翻译家译成了蒙古文，在蒙古销售，接着被其邻邦土耳其的学者看重，进行翻译，然后被介绍到诸多西亚国家。“因为蒙古文与俄文基本相通，土耳其及这一众西欧国家同属于一个语种，交流起来没有困难，也就容易推广。”他说。

　　森·哈达认为，“劳马的小说使蒙古人民从中看到了一个与观念中不一样的中国社会。劳马笔下人物的诙谐幽默，小智慧与大聪明，都极鲜活生动，读劳马的东西，使得 大家都感觉精神放松，心情愉悦。蒙古国的人民觉得这些喜闻乐见的故事能够给人快乐，在吃饭喝酒的时候，随口讲一两个，可以很好地调节气氛。”

　　“劳马作品的销售状况可以与马尔克斯比肩。”森·哈达介绍，“对于一个汉学家而言，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因为这之前，大家只知道中国有鲁迅、郭沫若、老舍，对于当代作家只知道一个获奖的莫言，现在劳马这样受欢迎，土耳其都主动来签约，想要翻译劳马的小说。”

　　森·哈达带来劳马小说集的多个译本。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本杂志介绍，2015年9月劳马的小说集在格鲁吉亚出版，且登上这个国家最高级别杂志的封面，这也引起了格鲁吉亚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关于中国文学在蒙古之前受冷遇的状况，森·哈达解释：“蒙古经济与文化形态都比较欧化，加之之前一些历史原因，造成蒙古以及中、西亚国家普遍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都是在框框里那种的、不够现代化的(作品)。”

　　杨庆祥补充道，“这也是现代性的创伤，中国的自我认定出了问题。至少需要一百年才能走出欧洲中心主义。所以西亚国家更偏好于直接阅读西欧的文学作品。”

　　劳马认为其小说畅销是因为“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激发了沿途国家急于了解中国的好奇心。文学是了解一个国家最便捷的管道和窥探一个民族心灵最直接的窗口。

　　“我 本人写的那些小故事抗译性较弱，篇幅短小，不涉及中国繁复的历史和深奥的典故，文字浅白易懂，且具有一定的幽默感和可读性。”劳马介绍，他的小说理念开放，叙事简洁，民族特色不明显。“正如译者和读者所言，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就活在我们中间，那些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和生活在中国的人物跟我们其实也很像，彼 此之间并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