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港两地文学“韵味相通”

　　核心提示

　　日前，香港作家和期刊代表团莅临广州，与广州文艺界进行座谈交流。此次座谈是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粤港两地文学频密交流，暌违30年之后的再次隆重聚首。

　　座谈期间，陶然、蒋述卓、王干、蔡益怀、谢有顺、周洁茹、周蜜蜜、王童等来自香港、广州、北京等地的十多位作家、评论家、文学期刊专家，就广州本土文学现状、香港城市文学氛围与经验、文学期刊的发展趋势等话题进行了座谈交流。

　　与会嘉宾认为，此次交流意义重大，因为香港和广州都是国际化大都市，面临的问题相似度很高，城市之间以平行的标准展开交流，往往更容易敞开心扉，产生共鸣。正如《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所言：“广州文学可能是香港文学的明天，也可能香港文学是广州文学的明天。好比长短句和散文诗交织在一起，一定会有故事，有助于形成新的文学可能性。” 南方日报记者 陈龙 实习生 何宇君

　　回顾1.“粤语文学具有从容、恬淡的气质”

　　据《香港文学》主编陶然回忆，1979年，花城出版社曾经邀请一群香港作家在白云山庄小住几天，开启了穗港文学界的交流。上世纪80年代，两地的文学交流渐成常态，但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因为各种原因，作家之间的交流渐趋停顿，穗港文学交流主要局限于高校之间。

　　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申霞艳指出：“香港文学对于我们这一代有特殊意义。香港的电视剧、流行音乐、武侠小说和电影曾经给我们的青春留下深刻印记。”在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两地文学交流情况时，她说：“上世纪80年代，《沈从文文集》和《郁达夫文集》就是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的。当时有平装和精装两个版本，内容是一样的。我们这边编好，香港那边拿过去印，并向海外发行。那时，这种交流的风气还是很兴盛的。《花城》杂志还有专门介绍港台文学的栏目，令《花城》在全国刊物中脱颖而出，成为文学刊物界的‘四大名旦’。”

　　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之后，穗港两地的文化境况都发生了各自的变化，再度聚首，令人感慨岁月如歌。据香港作家陶然、蔡益怀等介绍，诗歌等纯文学类型在商业化的影响下逐渐萎缩，许多香港作家退守到学院之中，很少有时间提笔创作。

　　相比之下，广州的文学和文化氛围却有了巨大的进步。在过去30年间，广州不仅聚集了一大批外来移民作家，如鲍十、王十月、熊育群、郑小琼，本土作家的队伍也逐渐成长起来。

　　广东财经大学文学院教授江冰指出，穗港共操粤语，使得两地的文学具有一种“相通的韵味”。“粤语和粤语文学有一种随和、从容、恬淡的气魄，内在里有一种执着。粤语代表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态度和文化趣味，这是一种值得珍视的文学个性。”

　　作家温远辉指出，一个社会从农耕、农业文明走向城市文明，文学必然随之变化；都市文学是未来文学的重要方向，大有可为。他认为，“广州和香港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同声同气，香港和广州的文学品格，其实就是都市文学品格。”

　　韩山师院副教授陈培浩则表示，一个诗人对一个民族的语言负有直接的责任。所以，诗人、文学从业者应当从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着眼，不放弃“小众”的位置，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进入对当代文化的诊断和建构当中。

　　他建议，文学期刊应当借助于新媒体，在不牺牲文学品质的前提下，对作品做一些二次传播。“举一个我切身的例子，一篇小说和诗歌发表在纸质期刊上没什么反响，给人感觉‘能见度’很低。一旦转到微信上，就会有好多人说：‘啊，又发表文章了。’所以，借助新媒体的辅助手段提升‘能见度’很有必要。”同时他认为，文学期刊应该有更宽广的、甚至国际性的视野，以一种反省的眼光来挖掘一个地区和城市的新资源。

　　呼吁2.文学期刊在商业环境中应坚守信念

　　文学期刊在市场上受到冷落，有的甚至仅限于内部发行，是最近几年来的普遍现象。有评论人士认为，文学期刊的衰落是严肃文学衰落的特点之一。

　　一般认为，文学期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遭遇了商业化的侵袭，但著名评论家谢有顺以文学期刊的历史数据研究澄清了这一误解。他介绍说，《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曾专门调看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文学杂志订数，发现全国文学期刊的订数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发生下跌。“但因为那个时候文学期刊的订阅基数非常庞大，有些是100万、200万的订数，就算跌一半仍然很可观。但现在，一些文学期刊只有两三万的订数，再往下跌就很堪忧了。”

　　那么文学期刊何以遭遇今天的困境？谢有顺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所造成的。“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一度很受关注。《人民文学》《钟山》《收获》《花城》《作家》《上海文学》等知名期刊，在那个时候主打的作品都是先锋性、探索性的。当文学期刊致力于叙事艺术的探索时，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失去了很多钟爱传统文学的读者。那时候最好的作家，包括余华、苏童、格非这些人的作品都充满了阳春白雪的先锋趣味，有很多读者都表示读不懂。这是造成文学期刊销量急剧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即便如此，文学期刊的作用在今天依然不可忽视。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蒋述卓指出，在商业化的冲击下，许多文学期刊保持着较高的品质，在网络文学鱼龙混杂的背景下，不少文学期刊坚持纯正品质和艺术标准，都让它们成为秉承文学精神的一块“精神高地”，以至于现在很多热门网络小说也会努力通过在文学期刊上发表来证明自身。“一本刊物办得好，的确能够起到发现人才，促使文学进入到一个更好层面的作用。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很多重要作品能进入史册都有赖于文学期刊的发掘之功，所以文学杂志有着重要意义。”蒋述卓说。

　　谢有顺称，相比起商业化刊物而言，文学期刊普遍依然看重品质。“期刊作品一般都是经过严格遴选，或者主编花费巨大力气约来的，加之文学期刊的连续性比较好，如果要研究一个时期和地区的文学现场、生态、受众阅读，都绕不过期刊。”

　　今天的网络作家动辄可以写出上百万字的作品，年收入过百万的也大有人在，网络文学成为一块“香饽饽”，但谢有顺表示，纯文学期刊还是要在坚守文学品质的道路上才能走得长远，求得自己的持续发展。

　　谢有顺说：“文学期刊还是应该回到自己所信守的文学信念上来，做自己所理解和擅长的事情。昆德拉说过，如果文学死亡了，是因为‘文学’里边已经没有真正的‘文学’。同样，如果期刊消亡了，是因为我们没有做我们本该去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传统期刊还是要按着自己的对文学的理解来办，这样才有特色和价值。”

　　展望3.作家对城市的情感是都市文学的根脉

　　广州文学和香港文学都曾走过本土化的路径，今天却共同面临都市文学写作成绩不足的困境。香港作家联会副主席蔡益怀指出，香港文学曾经经历了一个非常具有“抒情性”的本土文学时期。他举例说，广州作家陈残云上世纪30年代在香港期间写的长篇抒情诗《海滨散曲》十章，已经开始反映当时的香港社会市民的生活，成为早期香港本土书写的经典作品。

　　“作家的写作永远是建立在对一个地方的感情上的。地域或城市就是一个‘应许之地’，就是作家创作的根。所以在后来的文学版图上，黄谷柳、舒巷城、西西、刘义鬯、也斯、李碧华等一大批作家，都是很有意识把写作放在对香港这个土地和城市的表达上。”蔡益怀说道，舒巷城在上世纪50年代所写的《鲤鱼们的雾》《太阳下山了》等都带着浓烈的感情和原乡情结，去写他记忆中儿时的香港，有着很地道的香港风味。

　　同样，广州的作家在近30年的创作中也表现出了本土化的创作倾向。蒋述卓指出，与香港类似，当前广州文学仍然是以移民作家为主，王十月、郑小琼、魏巍、盛可以、王威廉、黄金明等作家、诗人的创作，也往往带着对家乡和儿时记忆的描写，熊育群的散文和小说创作大多是以湖南故乡作为背景，而他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乙卯年的雨雪》就融合了广东和湖南的双重元素。但总体来讲，广州文学的本土化创作依然显得不足，在后现代创作方面，香港总体上也走在广州前面。

　　在当天的研讨会中，许多专家都提到了都市文学亟待开拓新局面的问题。华南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肖楠认为，部分传统作家的乡野文学创作十分发达，但都市文学成就一直不大，原因在于一种“现代生存感觉”的断裂，“广州的都市文学也必须与世界文学，与更广阔的文学形式相连接。作家应当为这种都市生活经验提供文学生存的样本。”

　　青年评论家李德南则指出，广州本土青年作家的断层问题值得关注。在这方面，深圳的经验值得借鉴。据他介绍，深圳的青年作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有40位左右，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培养青年作家的机制。“比如出版方面，深圳多个区的街道办都有自己的内刊，稿费甚至比正刊的稿费还高。深圳市文联定期为青年作家出版个人专著，还经常召开研讨会推介青年作家。宝安区还有稿费奖励制度，比如在正式刊物发表一个短篇，拿到1000元稿费，加上区里的奖励，能拿到4000元左右。这样的制度保障消除了很多青年作者的后顾之忧。”李德南提议，广州、深圳、香港等城市应当更多地展开交流，联手为青年作家的聚集、成长提供有利条件。

　　文化访谈

　　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蒋述卓

　　广州都市文学亟待形成创作群落

　　南方日报：粤港文学界的集体交流一度陷于停顿，据您观察，在此期间，广州乃至广东文学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和进步？

　　蒋述卓：改革开放初期，香港的作品传到内地，都是要经过广州这样一个窗口的。现在粤港两地文学界虽然集体交流不多，但是作家和作家、艺术家和艺术家之间的私人交流还是很普遍的。广东文艺这二三十年间发生的变化很大，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围绕改革开放这一主题的文艺创作还是很丰富的，例如电视剧《情满珠江》。我们这些年来所取得成就也有目共睹，比如说吕雷的《大江沉重》等报告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但在香港，就没有“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

　　另一方面，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的打工文学发展得很快。《佛山文艺》有一阵子还为打工文学开辟了专属的发表园地。像王十月、郑小琼这些“打工作者”出身的写作者在国内有一定的名气。这些年从全国各地移居广东的作家，从整体上看，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

　　南方日报：在今天，香港文学对广州文学还具有哪些启发和借鉴作用？

　　蒋述卓：上世纪80年代，香港文学在创作技法、创作观念上对广东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刘以鬯、李碧华带有后现代色彩的小说创作以及倪匡的科幻小说，就曾对广东文学起到了正面影响。

　　现在来看，香港的作家都是业余的，但是他们的文学理念坚持得很好，很多人都把文学当做自己终身的一个爱好。香港还有一些高校教师，他们一边教书一边从事创作，像梁秉钧等。香港作家依靠一种共同的文学理念团结起来去写作，为共同的文学理念终身奋斗，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南方日报：有评论家提到广州本土青年作家出现断层，您怎么看？

　　蒋述卓：这些年来，广州的本土化创作确实存在不足。一个原因是作家自身的关注度不够，再加上专业作家队伍处于转型期，专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在减少，创作的力度和作品数量都不如从前。不少年轻作者都往网络文学的方向去发展了。但我们应当看到，现在文艺创作的环境在逐渐改变、好转，我们国家也很重视文学艺术的发展，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还是大有可为的。

　　南方日报：很多专家都认为都市文学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呼吁作家要大力开拓、多写都市文学。您对此有何建议？

　　蒋述卓：在广州作家当中，应当说张欣的创作还是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的，尤其是这几年。北京还有人来要将她的小说改成电影。但总体而言，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人数可观的写作群体。我觉得仅仅有一两个人写都市文学是不够的，还是需要时间沉淀和培养人才。我由衷地希望更多的作者投入这其中，形成一个都市文学的群体或者说一个传统。比起一部作品得了大奖，形成一种文学传统更为重要。